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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 | 光石法学院、法制周报
杨立新我国著名民法学家。1952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1975年至1989年，在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审判员、副庭长、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90年至199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任审判员、婚姻家庭合议庭负责人。1993年至1994年，在烟台大学法学院任副教授。1995年至2000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任检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2001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家委员会立法专家，参与我国原《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十余部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2015年以来，全程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成为我国首部《民法典》的起草专家之一。2020年11月9日，第二次被聘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
治学严谨与学术传承
杨立新教授对博士生的培养，就一个字——严。
在我刚入学的时候，杨立新教授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一篇有关法律行为的文章。那时的我没有把写文章看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在两天的时间内，我写了一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交给杨立新教授，等着得到他的表扬。
第二天，杨立新教授给我传了一张“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苍劲有力的四个字——“狗屁不通”。
对于我而言，这四个字犹如晴天霹雳。于是，我只能重新查阅资料，开始了最漫长的写作时光。一个多月后，我将新写好的文章重新交给杨立新教授。几天后，杨立新教授将文章的打印稿交给了我，让我回去“好好看一下”。
我忐忑地翻看这篇文章，但随之而来的是震惊。在这篇1万多字的文章上，杨立新教授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改标记，既有写作意见又有注释规范，甚至连标点符号都给改正确了。
后来，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当代法学》上，并成为一篇被引用次数非常多的重要学术文章。透过这件小事，我读出了杨立新教授治学的严谨。后来，我将杨立新教授改过的这篇草稿珍藏了起来，不时地反复琢磨，就连几次搬家，它都不曾丢失。也正是从这件小事以后，我撰写的文章再也没有出现过“不通”的情况。现在，我开始带自己的研究生写文章了。在我每次修改学生文章的时候，都会想起杨立新教授当年修改我的文章时的情形。也许，学术的传承就是靠这样细致的言传身教得以体现吧。
在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写得比较慢，眼看交稿时间将至，杨立新教授屡次催要未果后，据说他真的发火了。于是，我的师弟、师妹特地跑来告知我，让我在没写完论文的时候注意“避一避”。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历来胆子很大，但唯一害怕的就是杨立新教授发火。在那段时间，我除了写论文外，其他时间都足不出户。如果非要去见杨立新教授，也会提前向他人打听：杨立新教授最近的心情可好？
有一次，我正打算提交论文，却不敢直接见杨立新教授。当时，我在教学楼徘徊，想先问问熟人，看看杨立新教授的心情如何，正好碰到姚辉教授。一般情况下，姚辉教授都会为我向杨立新教授说些许“好话”。那次，他见状后就和杨立新教授说：“你太严厉了，把朱巍都给吓得不敢进门了。”听罢，杨立新教授笑着说：“赶快让他进来吧！”
这段趣事，直至今日姚辉教授还经常跟我们说起。也正是得益于杨立新教授的严格要求，才使得我顺利通过博士答辩，取得博士学位。
记得当年，我有一位同门师兄，因为妻子刚生孩子而耽误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所以这位同门师兄也和我一样，特别害怕见到杨立新教授。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位同门师兄的座位正好对着杨立新教授。正当他忐忑不安之时，杨立新教授突然很慈祥地问了一句：“你家孩子几个月了？”
同门师兄闻言浑身一震，立即下意识地回答道：“已经写了两三万字了！”于是，在座者集体喷饭。如今，这位同门师兄早已顺利毕业，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而他的这段论文趣事，也成为我们师门聚会时必讲的经典桥段。
房间的灯火总是最晚熄灭
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几乎都在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的一个办公室“坐班”，并有幸能与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的知名教授同在一层楼内朝夕相处，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些学术气息。
我的办公室在杨立新教授办公室的斜对面。虽然我几乎每天都去上班，却鲜有比杨立新教授先到办公室的时候。早上8时，当我到的时候，杨立新教授已经坐在办公室写文章了；晚上7时，当我准备离开时，杨立新教授还在办公室工作。我不知道杨立新教授到底是早晨几时到校。即便是冬天，天亮得很晚，明德法学楼10层最先亮起灯的房间一定是杨立新教授的那间屋子。
杨立新教授总对我们说，要珍惜时间，没有时间就挤出时间。当年，杨立新教授在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时候，每天上班坐车时，他便会在脑海中将一天的工作作出规划，上班后立即办理；下班坐车时，他也会在脑海中开始构思某篇学术文章的框架，回到家，他就开始进行学术写作与研究工作。即使在星期日，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在杨立新教授的办公室里，也总能传出老式打印机打稿的声音。于是，我们都在说：“杨厅长又要发表新作了。”
2015年，我统计了杨立新教授每年的发稿量：每年都能在核心期刊发表十几篇学术文章、数十篇其他类型的文章；每年都会出专著……这些学术成果的背后，都是杨立新教授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换来的。也正因如此，在学术圈内，人们愿意用“一个人抵得上一个法学院”来赞誉杨立新教授的学术成果之丰富。
多年来，我耳濡目染了杨立新教授的品行，也养成了写稿比较勤奋的习惯。当有人问我为何能如此高产时，我只能不失礼貌地回以“呵呵”，但我会在心里说：“那是你们没有看到杨立新教授的高产！”
时至今日，每当我有些许懈怠情绪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在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10层那最先亮起的灯火，耳边也总会回荡杨立新教授当年打印书稿时老式打印机发出的“吱吱”声。
在我看来，杨立新教授这种人格力量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和启迪，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立新教授为人处世总是为他人着想，以帮助别人为乐。
在人民大学办公室坐班的时候，一些老师会遇到有人来学校反映问题的情况。每当遇见这样的情况，杨立新教授常会免费给这些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有时也会直接为其进行法律援助。他总能乐于助人，总能以初心对人。我也亲眼见到过这样的事情。
对待学术交流，杨立新教授的态度很严肃，自己参会从不迟到、早退。我从未见过他参加学术研讨会迟到或提前离开，甚至在学生们搞的讨论会上，他也会非常尊重与会者，坚持坐到会议结束。
杨立新教授曾说过，要尊重学术，首先就是要尊重他人，表现方式就是遵守会议规则，不能耍大牌。
杨立新教授曾为整个师门写过“学术会议规则”，要求每个人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对待学术和学术会议都要严肃，不要沾染不良习气。受他的影响，我从未在任何学术会议上迟到或早退过。过了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杨立新教授对待学术的尊重，其实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想，“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说的应该就是杨立新教授这种人吧。
仪式感就是自重
仪式感并非流于形式，而是以强调形式来表现实质。杨立新教授尤其注意仪式感，特别是学术仪式。
在我刚读博士那年，我的穿着很随意。即使在出席学术会议时，我也身着休闲装。为此，杨立新教授曾多次批评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印度开会。当时虽然是秋季，但印度还很热。所以，我没有带西装。杨立新教授告诉我，在出国开会时，箱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带西装。因为衣着上的庄重就是仪式感的严肃，就是对会议主办方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重者然后人重，人轻者便是自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参加各类国内、国际研讨会时，总会留意和注重自己的服饰。杨立新教授还对我言传身教过很多此类仪式感的礼仪问题。在人民大学上学时，我组织过很多次大型会议或活动。摆桌签、发言次序等细节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杨立新教授曾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判断主座在何处，如何适宜地排放桌签的顺位，如何安排发言的次序。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地方，却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可谓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我庆幸自己能师从杨立新教授，从学问的点点滴滴到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让我受益匪浅。直至今日，我在安排自己的研究生组织会议排座次的时候，总是会与杨立新教授当初教给我的一样，教给我的学生们。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在我的认知中，杨立新教授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作为他的弟子，我曾经跟着杨立新教授种过菜、做过饭、爬过山、下过乡、遛过弯、洗过温泉、K过歌、喝过酒、游过泳、打过球、看过电影、逛过商场、讲过段子。
杨立新（一排左起三）与学生们在一起
上学的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和杨立新教授一起度过。在很多时候，对于我们而言，他更像是慈父。可能世界上有很多的导师，不过，像家长一样跟着学生们一起生活和学习的导师，则不多见。我很幸运，遇到了杨立新教授。
杨立新教授每天中午都会在11时从斜对面的办公室来喊我们一起吃午饭。午饭后，我们开始午间散步，一般是围绕人民大学走两圈。在散步的过程中，杨立新教授会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论文进展情况、某个会议的安排情况等。他也会对近来发生的法律事件或重大事件，与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方式比较特别：他是以散步的形式教导学生，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亚里士多德式散步”。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杨立新教授和我们一起散步时，可不仅仅限于午餐散步，更是学术交流。我们聊到的很多学术观点后来都被我们所吸收，并经过细致再加工后，变成学术文章，并发表了出来。当年，我们一起散步时谈话的话题很广泛，多有涉及为人处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杨立新教授总是以他的人生阅历，为我们详细讲解无数个“为什么”。这些看法和观点，会深刻地影响着我。直到现在，一旦我遇到重要问题时，总是会想：如果是恩师的话，他会如何思考？会如何处理？
在人民大学法学院内，每到杨立新教授上课时，教室内可谓是“人满为患”，经常遇见在过道加把椅子的情景。他的课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养分大”，语言表达和案例选择都来源于生活。有的学生会说，杨立新教授的课只有几个小时，仿佛一转眼就过去了。还有的学生会说，杨立新教授的课就像是在讲“评书”。
在读书时，我是师门中听杨立新教授的课较多的。杨立新教授讲授的课，我甚至是年年都听。这些看似重复的课程，杨立新教授每次讲课时，都会增加新意，都会充实很多新鲜的内容。这些新内容都是恩师教学相长的部分，都是来源于他丰富的生活和扎实的学术能力。
因此，在我看来，“评书”教学法看似简单，但没有相当的积累和功力是绝对做不到的。后来，当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时，我在教学方面受过多次奖励，也曾被人说过，我的课像“评书”，所以选我课的学生很多，甚至也遇到过有个别学生跟我当年一样，年年选，年年上。
我很清楚，这一切都得益于从恩师杨立新教授那里学到的治学理念和生活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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