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最近，拜登再度对中美关系口出狂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随后解释称，美国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印太政策总管坎布尔虽然同样称政策不变，但否认拜登需要收回有关言论。
拜登最近参加的CBS访谈（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在中国，不断有人断言：“美国不敢军事介入”、“美国不敢对中国大陆军事政治目标发动攻击”、“美国不敢对中国挑起核战争”，理由有一大堆。赞同的不乏其人，反对的也大有人在，其实都抓错了重点。
那些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它们的战略判断是不同战略决策的基础。非对称反击、对等反击、极限反击、相机行事，这些都是对策。也只有在准确的战略判断上，才成为有效的战略对策。
在理想情况下，战略判断建立在可靠情报的基础上，但可靠情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白宫战情室里没有给中国留着位子。理性推断可以根据双方力量和态势对比、损失和得益、敌我友的圈子、历史行为等，对于对方的意图进行判断，但这说到底是基于经验的主观判断。
在珍珠港事件前夜，美国判断日本有心挑战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霸权，但还不敢动手，因为美国的实力太强大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不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是不再相信主观判断。主观判断再考虑详尽，依然是主观的、经验的，可能有错判，也可能有时间、态势的变化导致对手改主意了。主观判断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完全可靠的。
建立在对方能力基础上的战略判断才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不是试图推断对手“敢不敢”，而是“能不能”。如果对手“不能”，不管是本来就“不能”，还是通过己方的努力确保对手“不能”，对手即使敢作乱，也有把握粉碎。
对手的“能”与“不能”当然不是单纯地数机枪大炮飞机坦克，人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唯武器论和唯精神论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只有人和武器的有效结合，才是真正的“能”。
谁都希望在对手能力基础上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对策，但这是有条件的：以强敌弱还是强强对抗。以强敌弱时，对手本来就弱，确保压倒不难做到。强强对抗时，对手也强，那就需要努把力，尽可能建立优势，这依然是可能做到的。
但以弱敌强时，就只能把战略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建立在对手的意图上。对手明显比自己强大，把战略对策建立在优势基础上就脱离现实了。
以意图为基础的战略决策依然可能是有效的。在80年代，邓小平做出“世界大战30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就是建立在对美国、苏联和当时世界大势的准确认知的基础上。中国以此做出“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战略决策，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
在以意图为基础和以能力为基础之间，以能力为基础的战略决策是针对最坏情况，永远是可靠的；以意图为基础则是针对最可能的情况，这是最低成本策略。在实力不足的时候，这也可能是把全部本钱都压上的极限策略。但把可能性估计错了，就铸成大错了，珍珠港就是先例。
中国正在崛起，在很多方面，正在从以弱敌强变成强强对抗，思维也需要相应改变。中国也正是这么做的。
美国用所谓“战略模糊”作为威慑，中国如果把心思用在猜度美国是敢于还是不敢军事介入，就落入战略模糊的圈套了。相反，中国把对策建立在美军全力军事介入的基础上，就立于不败之地。美军军事介入的话，本来就在计划之内；不介入的话，这是外快，胜利来得更加轻易。这就是以对手能力为基础的决策。当然，这样的不败之地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美军要介入，又不打击中国大陆基地，在军事上是没法打的。但美军敢吗？这一直是一个悬念。作为对策，解放军的台海作战部署不仅面向台岛，也包括隔离西太平洋美国空海军的进攻路线。在潜艇和火箭军支援下，航母作为核心，水面舰艇建立外围，而不再局限于大陆上的三打三防。这是在广阔海空的主动前出的积极防御。
如果中美交战，会升级到核战争吗？中美之间的核战争是见核立刻互相清零吗？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美国智库CSIS关于台海的数字战争演习也因此在一开始就假定非核，回避了这一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因为回避而不存在。
美国空军上将安东尼·科顿被提名为下一任战略司令部司令，这是与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等平级的联合总司令部，在指挥链上，通过国防部长直接向总统报告，参联会只是业务指导和协调关系，不是指挥关系。国会批准后，科顿将掌管美国三军核力量，包括空军的井射导弹、核轰炸机和海军的“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潜艇。
9月15日，科顿在国会任命听证会上说到：“说到底，俄罗斯和中国两家都明白，我们具有强大、坚韧的核力量，不仅为我们提供威慑，也将威慑延伸到我们的盟友。”他还在听证会上同意共和党参议员乔许·霍利的说法：美国核力量与常规力量要携手使用，才能有效威慑中国。
安东尼·科顿空军上将在美国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霍利在对美国军报《星条旗》的访谈中说到，科顿认为美国需要调整核战略，以应对中国核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第一次面临（美中俄）三方核军备竞赛的新现实。
在两弹一星时代，中国追求最低核威慑能力。中国在技术和国力上都无法与美苏这样的核大国比宝。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也是美苏之间，中国只是“打边鼓”的。换句话说，美中之间即使发生战争，对美国也是次要战略方向，第一不值得动用主要力量，第二不值得为次要战略方向承担主要损失。中国的最低核威慑实际上可算是“核刺猬”战略，这对当时的中国就足够用了，也是中国能负担的最大限度。
但现在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了，中国就是主要战略方向。美中一旦发生战争，不仅中国全力相搏，美国也全力相搏。中国就是美国动用主要力量的方向。为了打败中国，美国也愿意接受主要损失。换句话说，中国的最低核威慑未必够用了，有必要上升到最高核威慑。中国的迅速强大也保障了这样的可能性。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常规和核力量。常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使得美国坐立不安。但中国核力量隐蔽得太好了，美国从来摸不清中国的底细。在最低核威慑年代，这是有用的，摸不清的底细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但在最高核威慑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看得见摸得着，这才构成可信的核威慑。
在核三位一体里，其实轰炸机、核潜艇、井射导弹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前二者只是难以实时具体定位而已。各方有多少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和核潜艇甚至当前有多少在部署中都是明棋。但中国的洞库和公路机动导弹就是暗棋，在数量和部署上都看不见摸不着。
中国有必要继续保持这些暗棋，但也需要增加明棋。轰炸机（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空射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肯定不能不放松，井射导弹方面也需要大兴土木。
这不光是公开、可信的核威慑，也迫使对手核打击时第一波攻击转向这些核目标。不管是不是“接警即发射”，发射井肯定是要打击一遍的。刚发射后的空井来不及更换目标，未发射的实井更是首要目标。大批公开的井射导弹极大地分散了对手的核实力。
中国的核暗棋实际上“隐蔽得太好了”，对手想打都无从下手，其结果是只有把核火力都集中到一般军民目标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建“风电场”还间接保护了大量军民目标。
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一爆发时，就警告美国和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等于核大战。美国和北约读懂了普京的信息，严守绝不直接军事介入的界限。这对中国是有益的启示。但中国还没有俄罗斯那样的核武库，发出这样的警告也可能被认为是“空洞”的。到中国的核警告“诚意满满”的时候，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更有保障了。
进入21世纪，核对抗也有了新的含义。大规模杀伤的传统战略核打击依然重要，但小当量、精确核打击和新概念核武器正在得到高度重视。
小当量当然是相对的，再小当量的核武器依然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小当量核武器对特别坚固的结构（如地下指挥所、洞库基地）或者较大的面目标（如大型空军基地、军港、兵员和物资集散地、密集冲击中的装甲集群）非常适合。在历史上，小当量核武器是与战术核武器相连的，现在小当量核武器依然以战术性为主，主要用于打击军事目标，而不是人口中心或者一般经济目标。这使得小当量核武器的军事性质突出，使用门槛也低。
但小当量核武器也不必只是战术性的。在直接命中的时候，小当量核武器也能对战略目标造成巨大破坏。比如说，能直接命中发射井井盖的话，几百、上千吨当量的战斗部或许就能摧毁井内的导弹，而不必使用十万吨级起跳的战略级核弹头。从核动力航母到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更多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也是一样。
另外，新概念核武器也在涌现。中子弹是第一代新概念核武器，减少冲击波和热辐射的产生，将核爆能量尽可能用于产生中子流，可穿透钢铁和混凝土结构杀伤人员，结构破坏和放射性残留降低到最少，在理论上是反装甲和巷战的神器。
电磁脉冲弹则是另一种新概念核武器，同样减少冲击波和热辐射的产生，将核爆能量尽可能用于产生强大电磁脉冲，毁坏电子器材和电力、通信网络。对高度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战场，彻底失去态势感知和指挥通信的军队基本上就只有等死或者投降了。
在战术上，小当量核武器与超大威力常规弹药的区别只是爆炸机制和威力的差别，电磁脉冲武器也可以用常规手段实现，只是威力较小。新概念核武器更是远离常规的大规模杀伤概念，中子流的作用与常规子弹或者弹片无异，电磁脉冲武器对人体则无杀伤。小当量核武器和新概念核武器使得核门槛模糊化，使得核战争高度复杂化。
中国需要在小当量和新概念核武器方面跟上，以模糊反模糊，以复杂反复杂，这才能避免被动，才能有效控制核升级。但最终还是要面对互相确保摧毁的问题。
互相确保摧毁实际上还是对等的，但对等的到底是打击手段，还是打击效果，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没有人为了确保互相自杀而发动核打击。更加广义地来说，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的的，不是因为自杀冲动。互相确保摧毁只是在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拉上敌人同归于尽。
核武器的威力是可怕的，但不是无限的。广岛、长崎被夷为平地，与二战时代日本城市建筑密集而且木结构为主密切相关，广岛原爆中心残存的教堂不是木结构，就留存下来了。公开的核攻击后超压半径估算并不罕见，甚至可以对世界上主要城市进行核爆模拟，但实际效果与估算必然有很大差异。钢筋混凝土森林、城市地下空间、核弹空爆地爆都有影响。
“美苏核武器够毁灭地球N遍”只是说法而已。在现实中，美苏核战略中，核弹头的大部分首先用于摧毁对反的井射导弹基地。井射导弹基地占地很大，但相对于整个国家，也并没有那么大，几百上千平方公里而已。美苏可是大多了，世界更是大多了。
核战争绝对不能轻启，但核战争并非不可能，否则核大国投入巨资发展和保持核力量就没有必要了。“核战争没有赢家”或许没错，但到必须核应战的时候而当逃兵，必然是输得干净的输家。
核绑架是想当然的灾难性战略。这是指A国在大势已去的时候，向B国和C国各发射核武器，挑起B国和C国之间的互相确保摧毁。核大国都有战略预警系统，核武器来自哪里是无法瞒天过海的。A国想玩核绑架，只能招来B国和C国共同向A国倾泻核打击。
中国发展核力量不是为了打赢核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对手输得更彻底；不是为了降低中国的核门槛，而是提高对手的核门槛。
科顿说得没错，但要把中国和美国颠倒下：中国核力量和常规力量要携手使用，才能有效威慑美国。为此，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一点不能放松，反而要加紧，消除美国对中国依然具有压倒性核优势的幻想，抑制美国的冒险冲动。
从邓小平时代中国依靠精准战略判断来制定战略决策，到在台海确保绝对优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使得中国的战略决策从基于“敢不敢”转向基于“能不能”。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有意思的是，美国战略决策从二战之后就一直是基于对手能力而不是意愿的。但现在，美国反而急于判断中国的战略意图，即使中国一再声明绝不放弃武统，依然不断试探“到底有几分是真的”。不是因为中国意图突然更加重要了，而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实力落差消失了，美国决策也在从“不怕出现最坏情况”转向“只能应对最可能情况”了。这是中美力量对比涨落的结果。
同时，反华成为美国唯一有共识的政治正确。从特朗普的无厘头到拜登的“理性”，不变的是压制中国崛起，改变的只是行事风格。人们不能再纠结于美国“敢不敢”，而是要关注“能不能”，因为美国“能”而“不必动用”的外交和军事工具所剩无几。为了“反华大业”，只要是“能”的，就很可能是美国“敢”的。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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