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秋叶飘零
这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典范之作——亚里士多德给予的高度评价。
一提古希腊，时空上顿觉遥远浩渺，隔膜得很，好像在说外星人的事。其实不然，弄清了这出剧透示的命运观，会感到与今天的人生困惑何其相似。
古希腊的命运观一方面难以否认不可改变的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同时又不放弃在命定范围内的有限努力。国人有类似的生存感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抗争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抗争，悲怆而茫然。甭说那时，现代科技时代，不还有风水、星座、生肖、面相、手相之类的生存需要嘛，何故？此剧可作一种解释。
俄狄浦斯甫一出生，就被预言将来要犯“杀父娶母”的凶残龌龊之罪，即刻从王子沦为弃婴。幸而被不育不孕的邻国国王收养，懵懂长大。一日，无意中闻听预言，立刻与命运展开抗争——逃往邻国，恰恰回到出生的忒拜国。路上失手杀死微服出巡的国王——亲爹，又为民除害（斯芬克斯之妖），被拥立为新王，得以进宫娶了王后——亲娘。
多年后命运之神降下瘟疫惩罚这一罪行，当事人仍蒙在鼓里，以抓捕当年杀害老国王的凶手，作为赎罪免灾的谈判条件。在追查侦破这一无头案的过程中，抖搂出一笔笔陈年旧帐，主持办案的俄狄浦斯最终知晓，应当惩办的罪犯正是自己。剧终他并未大呼冤枉，而是刺瞎双眼，离开王宫自我放逐。
许多教科书评价这一人物时，都在努力地为其翻案：虽然犯了十恶不赦之罪，但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着重表现的是，人在强大的命运力量面前的自由意志、抗争精神和担当勇气，因而此剧是一部英雄主义的颂歌。如此，便放过了古希腊人如何试图以“命运”解释人的生存难题的要害，予人的印象只是一个比窦娥还冤的罪人式英雄形象。
笔者只在陈惇主编的《西方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看到这样两句论述：“让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命运的正义性就值得怀疑”。（第一卷P54）沿着这个思路，我发现剧作者向世人发问和昭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好人为何蒙难？
说实话，如果人间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定会少了许多罪恶，因为恶人也怕报应。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看清和明白了这一点真是让人无奈郁闷、难以接受。
对此，大作家也象普通人一样，是随着阅历增长逐步深化认识的，不妨从几个作家的思想创作梳理一下。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的青春欢乐气息让人“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到了中期悲剧，剧情大开大合，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四大悲剧几乎每出都是主要的正反人物死光光才肯落下帷幕，悲伤、悲痛、悲哀、悲壮之极，表明了作家的沉郁心境；至于晚年借助神灵惩恶扬善的传奇剧，着实令人难以揣测莎翁的心情和表情：悲悯的苦笑，狡黠的戏谑，玩世的冷笑？
狄更斯。多数教材在介绍其一生创作思想概况时特别提到善恶问题：第一时期，作品不但善恶各有所报，而且恶不敌善；第二时期虽强调人性之善，但已意识到善未必能战胜恶；第三时期色调冷峻，直面人生，好人好报的代价是沉重乃至惨重的。
突出的是俄国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索尼娅的冷嘲热讽，到《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伊万与德米特里、阿辽沙兄弟谈论世道人心时的忿激不平，其立论质疑的实例均为“上帝为何允许无辜者（如年幼无知的孩子们）蒙受苦难”？这也是困扰作家一生的问题：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人生惨象，上帝在哪里？从处女作《穷人》开始，他就不写花好月圆，而是将苦难作为人生的基本内容和必然宿命，好像还没活就老了。
人最向往的，无非是内心企盼而现实中缺失的东西。西方古典文学作品虽然多数满足了读者的白日梦，但有的出自作家坚定美好的信念，有的窥见真相却不忍让人们困惑绝望，有的则是出于教化功能劝善警世。
实际上，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无解的古老叩问。古希腊人解释为“命运”，比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更为神秘可怕。中世纪教会一统天下时解释为上帝，圣经里的《约伯记》是对此的形象表达和追问，最终的启示是：卑微的人啊，不要妄自猜测，神意不可知，只能面对和承受一切无端的厄运灾祸。
文艺复兴之后，人类渐渐把实现公正的希望寄托在自身的理性上。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记忆，雨果笔下资本主义的“悲惨世界”，直到20世纪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比一次沉重地摧毁了人类的自信。自诩理性的人，可能在貌似理性的口号或主义的蛊惑之下，做出最不理性的疯狂举动。
对此一问，现代人可能更多倾向于用“偶然性”回答。也就是说，善行也罢，恶行也罢，与日后的果报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人类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充斥着理性无法预测掌控的不确定性。
因此，善良的人们，你们在清白为人、认真做事和慈悲行善时，最好抱着但求问心无愧、不求回报的心理，甚至要有种瓜得豆的思想准备，毕竟古希腊人早已开始质疑人生的努力和付出，未必是一场旱涝保收的辛勤耕种。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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