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
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
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诀，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一是怕功臣桀骜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
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袋，这样叫寡人如何驾驭，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展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
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
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人生韬略尽萃于斯，这既叫我们在今天为之骄傲，因为它大大削减了历史上的血腥屠戮场面；同时却也让我们在今天为之悲哀，因为它使中国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无论是皇帝、功臣，还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于琢磨人，对付人。而“人才”过剩“事才”匮乏，正是中国封建政冶没有希望的标志！
功臣宿将全身远祸最直截了当也最立竿见影的途径，自然是退出江湖，飘然高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下卷”上讲：“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说的就是历代功臣宿将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时期越国灭吴称霸的第一号功臣范蠡，无疑是较早洞察君臣关系的实质，未雨绸缪，及时“脱然高引”，飘然倏逝从而全身远祸的一个典范。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当时正值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之际，晋国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优势地位，联合和扶持吴国，南北夹攻楚国，使其处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处境。“三驾而楚不能竞”。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楚国如法炮制，决定策动越国在吴国后方进行骚扰，牵制吴国方面的战略行动，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范蠡与另一位楚人、战略家文种，就是为实现楚国这一战略企图而受命奔赴越国展开军事外交活动的。
到了越国之后，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战胜吴国以报世仇的越王勾践的极大信任，担任了越国大夫，主持越国的军事及外交斗争，“（文）种躬正内，（范）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为勾践指明了对付吴国的正确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积聚实力，等待时机，见机而作，“尽其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自处柔弱卑下的地位，争取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转弱为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欲擒先纵，后发制人，最后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越王勾践正是依据他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在他的具体辅佐下，发扬“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励精图治，足兵求强，同时大玩“美女计”，搞性贿赂，使夫差在温柔之乡中流连忘返，与西施、郑旦“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务，自废武功，从而彻底改变了吴越双方之间的优劣态势，通过偷袭吴都、笠泽歼敌、围攻姑苏等重大战役，最终灭亡了吴国。
显而易见，范蠡（连同他的伙伴文种）是越国灭吴、勃然兴起、称霸中原的决定性人物，是越国的大功臣、勾践的大恩人。
不过，范蠡的睿智和高明，还不仅仅在于他才能的出众、韬略的超群，而更在于他头脑的清醒、识见的不凡。他没有让胜利淹没自己的理性，也不曾叫君臣和谐的表面现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为楚国人士，执行的是楚国的战略使命，这一点必定会成为自己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隔阂，在胜利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双方为了灭吴的共同战略目标尚可以携手合作，和衷共济；但是一旦胜利降临，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这种隔阂一定会迅速扩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沟壑。
另外，在和勾践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对其人的性格、气质、为人都已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践“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是一个“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角色，所以自己当明白“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的危殆处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勋，这时其实恰好已成为了自己惹祸杀身的催命符、夺魂律了。总之，“功高震主”与外来客卿双重因素的结合，使自己（当然也包括文种）处于随时被杀殒命的危险之中。
鉴于这样的判断，范蠡他不管勾践说什么花言巧语，许诺什么君臣共治之愿，怎么恳求，怎么挽留，都毫不动摇，只认准一条选择，那就是见好就收，及时抽身，飘然高隐，杳如黄鹤，弃高官尊爵如敝屣，视富贵荣华似浮云。
就这样，范蠡在事业最辉煌的巅峰，在仕途最顺畅的时候，宠辱皆忘、义无反顾弃官而去，携带着红颜知音、绝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迹天涯，英雄美人，剑胆琴心，谱写了其人生中更为华丽、更为灿烂的篇章。先后游历齐地、陶邑，隐姓埋名、尽洗铅华，称鸱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导经商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大获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后的白圭、子贡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下海”并取得辉煌成功的富商巨贾。
范蠡功成身退，以“飘然高隐”的方式，巧妙地躲避过越王勾践屠戮功臣之劫难，成为后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祸之道的楷模。无数人钦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识见、艳羡他的际遇、效仿他的选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真可谓“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方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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