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民，男，四川成都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莎学通讯委员会委员，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本文首发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由作者授权推送。
摘要：在中国莎学研究领域，顾绶昌的莎剧版本、翻译、语言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对顾绶昌莎剧版本研究、莎剧翻译研究、莎剧语言研究等主张的梳理、研究，认为顾绶昌的莎学批评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顾绶昌重视莎作翻译，他不仅明确指出了莎剧翻译中版本选择的重要性，强调了版本选择是否合适，对莎作内容及人物性格分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明白、正确地指出了一些著名莎剧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认为研究莎作的语言应该结合伊丽莎白时代的语言特点，从社会、生活和戏剧性角度综合考虑，尽量保存、再现俚语、双关语、戏谑语、猥亵语等词语和其中的隐喻。语言变化与社会生活变化相关，莎剧中保存了很多经典和鲜活的语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是我们研究莎作的基础。对于莎作可以从读音、拼法和词义等语言学角度出发，考虑莎作的翻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莎剧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点。他明确反对采取归化方式，把莎剧翻译为类似元曲形式的戏剧。他强调，把莎剧中的无韵诗以译者的理解分为“诗境很高”和“平铺直叙”两种叙事方式，前者以“韵文”形式出现，后者以“散白”形式出现是极不正确的。莎剧是诗剧，汉语译文不仅要注意诗的形式，也要关注诗的意境，更要注意诗剧的“戏剧性”因素。
一、引言
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顾绶昌(1904—1999)先生的莎学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一生用力最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语言与翻译研究，虽然受时代的影响和政治环境的拘囿，他撰写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不多，但是，他在莎学研究上却形成了版本、语言研究的鲜明特色，他开先河的针对莎作的语言、翻译，尤其是版本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莎士比亚研究重要学者之一。1936—1938年，顾绶昌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历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1970年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任教，除了教学工作外，他参加过修订《英汉四用词典》，翻译《拿破仑一世传》和《光荣与梦想》等书的工作。20世纪50、80年代，顾绶昌分别发表过《谈翻译莎士比亚》、《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对<黎琊王>的一些意见》、《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等重要莎学研究论文，由此而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莎学研究专家。
二、受惠于“广博”、“扎实”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训练
顾绶昌1904年农历9月24日出生于江苏江阴黄桥乡一个自由职业家庭。192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感受了时代风潮的顾绶昌，未满18岁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感觉与认识论》，“批评康德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唯心主义直观的认识论”，[1]当时该报主编张东荪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1924年，顾绶昌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投考北京大学英文系，本科一年级读过陈源的“英国小说”；二年级读过温源宁的“莎士比亚”、“英国史”等课程。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开始对莎士比亚发生浓厚兴趣，而且越读劲头越大，但鉴于莎学的博大和庞杂，他也体会到钻研莎学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否则很难取得切实的成绩。顾绶昌进入北大读书的前后，正是吴宓等一批留学欧美的文科学生纷纷返国之际，国内大学的英文系开始掀起改名为“西洋文学系”的风潮。在北大求学期间的顾绶昌不但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而且对英国19世纪以来的一些经典作品，都读得十分认真，甚至一词一句都不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务求做到彻底了解才肯罢休。那时通过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他基本上学会了使用牛津大词典和百科全书，能自己解决读书中的疑难问题，为他今后从事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6年，32岁的顾绶昌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成长于战争年代的顾绶昌，青年时代就怀着一腔读书报国热情，在伦敦读书期间，他开始接触有关莎士比亚的语言和版本研究等方面的课题。为了写论文，他遨游于书海之中，利用学院图书馆博览群籍，两年的时间读完了三百多部英文小说，同时还撰写了详尽的读书笔记。在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就读期间，首先要补修过去没有读过的古英语、中世纪英语等课程，开始接触到有关莎士比亚的语言和版本研究等问题。听课之余，顾绶昌并不满足于课堂教学，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查阅资料，写下很详细的读书笔记；他深知“读书千百卷始知学问在积累”。同时，他从伦敦浓郁的戏剧氛围中也感受到，作为一名合格的莎士比亚研究者，不但要善于从文本中挖掘有关问题，更应该擅长从剧场的角度，从演出中获得莎剧各方面的知识，他甚至还带上《莎士比亚全集》，一边观看莎剧演出，一边随时记录下自己的观剧心得和感受，记录下表演、导演的细节，人物的性格特征乃至布景等，研究文本与舞台改编之间的关系。为了深入研究莎士比亚，通过舞台演出了解莎士比亚，他认为这是学习、研究莎剧亲近莎士比亚的好方法，学习之余，他亦喜欢到老维克剧院，泰晤士河边的露天剧场以及摄政公园露天剧场观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剧，亲身感受这位伟大英国作家的不朽戏剧;他踏访莎士比亚的故居，追寻莎翁的足迹。
三、沉浸于莎学研究的氛围中：学习、访书与教书
作为一个读书人，逛书摊，访旧书成为顾绶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周末和节假日，他经常光顾伦敦卡陶尼亚市场或陶琳顿广场的旧书肆，在浩如烟海的旧书中搜罗那些别人看不上眼的“珍本”、“孤本”。在旧书肆中他购买了1910年出版的许密特的《莎士比亚大辞典》、颇为精致的法国雕刻家梅琳奇落款刻制的莎士比亚铜像和1597年出版的《森林法》、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博物志》，以及1800年以后出版的有关莎氏的作品。后来，他曾回忆了自己在伦敦逛书肆、访旧书的经历：能够在寻觅中得到1598年出版的《森林法》和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博物学》真是最幸运。一本1598年的《森林法》你只想想，那上面或许还曾经沾过莎士比亚的手泽呢。你再猜想不到我以多么低廉的价格换取——那两本的主权的，只有15个先令，还不到13元国币！莎学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学问，为此也需涉猎广泛的知识领域，可是像《森林法》这一类的书，老实话，根本和我所学的没有一点关系，我当时只因为莎士比亚自18世纪以来就有因为盗取森林麋鹿而逃到伦敦的传说，要不是他的第一个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罗氏有意扯谎，我们或许可以在那本书中发现一点盗取森林麋鹿事件的条文，从而确定这樁公案。只是我那本《森林法》的最后几页都已残缺烧毁了，我很想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把它抄補齐全的，可是我在那里翻了十多次总目录，竟没有见到这本书名，自然我不敢说包罗万象的大英博物馆一定没有这本书，可是我的书没有補起来总是事实。在我常去的一家旧书铺里，看到了一本1811年刊印的大型的四开本《莎士比亚正传》。作者杰姆斯•华尔特是一位不甚著名的陆军少校。打开刻着书名的第一页，就印着该书“绝对只许私相授受”的几个红字，这已够叫人动心的了，并且每页都有极精致的插图。原书的序文上说明每章的第一个花体字母，是由埋葬莎氏的三一教堂的圣坛所的天花板上壁画，擬了样子再设计制成的，这不够愧得上一本不惜工本的好书了。名为四开本，实际比普通的二开本还要大得多，书店主人一再声称这是大型的也叫做象形的四开本，意思是怕碰见了外行。这本书我只花了18个先令，约略将近15元国币，你想我能拿回家去不要高兴得发疯吗？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多少昏暗而又寂寞的下午。我第一部《莎士比亚的女英雄》——请你不要笑我这里又是莎士比亚，收集他的版本，固已经不可能，可是我看见了关于他的书籍，总觉得有特殊吸引力似的，——实际上只是一部汇集许多名画家的百幅美人图，是在这里仅仅花了两个先令买来的。亚历山大•许密特的《莎士比亚辞典》，也算一部绝版书，我在这里买到的，竟是平常很难得的第三版。其他像亨利•安文爵士的《莎士比亚演出版》，哈利威尔•菲列浦斯的《莎士比亚事略》等等。[2]流连于书肆之中，每当买到较为稀见的“珍本”、“善本”和“孤本”，顾绶昌总不免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为了弄清莎作的读音和语法问题，在书摊上他曾经与伦敦一个教区的教会会长讨论莎作中的读音和古英语与中世纪英语历史渊源之间的关系。多年以后顾绶昌回忆他在伦敦随处搜罗典籍的往事，想起日本侵略军到香港以后把他寄存在那里的书籍全部劫掠一空的惨痛经历，对民族、国家的蒙难和伟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显然，在英国读书期间这段读书、访书经历奠定了顾绶昌以后的莎学研究方向。
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在异邦的顾绶昌时刻思念着处于灾难之中的祖国，再也无心羁留海外，遂于1938年春回国，应成都四川大学之聘担任英语讲师，随后担任副教授、教授。抗战期间顾绶昌仍在四川大学开设有关莎士比亚的课程，根据自己的研究，顾绶昌认为：莎士比亚的近代辑注本，包括阜纳斯父子辑注的“新辑注本”、陶顿等人合辑的“阿藤版”以及在英美流行的各种学校用本在内，都不太适合我国学生学习莎士比亚的实际情况。因此顾绶昌根据《牛津大辞典》、艾伯特的《莎士比亚语法》，牛津克莱伦登版的《莎士比亚的英国》等专书，同时参照各家评注编写了比较详尽而又适合我国学生实际需要的莎剧选注本。教学之余，顾绶昌还在峨眉山伏虎寺草棚盖的礼堂里导演过莎剧《威尼斯商人》。
抗战胜利后，顾绶昌才有机会坐下来，运用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学到的莎学知识并结合自己所搜集记录下的各种莎学资料，撰写了“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学原》1948年第10期）和《论莎士比亚近代版本》(载《学原》，1947年) （《学原》1949年第4期）。此时，在国内莎学研究和莎作翻译中，尚没有人注意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问题，即使在一些已经翻译过来的莎作，包括朱生豪、梁实秋、曹未风等人的译本中，也很少谈到版本之间的比较，如何选择最权威莎作版本的问题。在中国的莎学研究中象顾绶昌那样较早注意到莎士比亚著作版本、语言研究的论文不多。至今，莎作的版本和语言研究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仍处于薄弱环节。顾绶昌眼光独到地介绍了莎剧版本的基本情况和新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莎学版本研究，包括对河畔版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的评论也具有针对性，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选择最佳权威版本，各版本之间的比较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6年秋至1954年夏，顾绶昌受聘于武汉大学外语系任教授，主讲英国小说，作文、“乔叟至弥尔顿之诗”及翻译等课程，同时从事莎士比亚和肖伯纳戏剧研究。他利用武汉大学丰富的藏书阅读了18世纪以来各位莎评家的莎学论著，并参加了吴宓接受正中书局委托编译《牛津双解袖珍词典》的编译工作。吴宓与顾绶昌曾同时在四川大学授课，并为武汉大学外文系同事，仅《吴宓日记》第十册记载，吴宓与顾绶昌有记载的交往就达近四十次，其中不仅有教学工作、人事、学问、读书、为人、家庭的看法及宴饮，亦涉及到莎士比亚研究。经过反右和文革的灾难之后，顾绶昌又在中山大学开设了莎士比亚课程。1970年由中山大学调往广州外语学院，承担汉英词典编写、文献资料翻译等任务。1980年，顾绶昌恢复了教授职称，他讲授莎士比亚专题，介绍国外莎学研究的传统的基础上，暂时放下他擅长的莎剧版本学研究，重点讲授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并开始撰写《泛论对莎士比亚的探讨途径》，此时，顾绶昌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重拾莎士比亚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该文后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转载），该文相当深入地探讨了从中世纪英语逐渐向近代英语转变过程中莎作中的语言性质、语音、拼法、语法、词汇等特殊用法，强调“了解莎士比亚语言的性质及其基本内容，是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基础。” [3]
四、莎剧翻译、语言与版本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内莎学尚不够繁荣的情况下，顾绶昌接连发表了三篇论文介绍了莎剧版本研究之沿革，并对莎作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使然，顾绶昌被划为右派，直到80年代，在其垂垂老矣之际，我们才又看到他的莎学研究文章，他的莎学研究经历可谓那一代莎学研究学人的典型写照。顾绶昌尤为关注莎剧版本的选择，他说：“翻译莎剧，完全没有版本和艺术方面的基本知识，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版本选择的问题，在莎译工作中也是一个先决的问题”。[4]要做好莎作的翻译工作，应该从语言和基本莎学知识入手，如果单纯注意语言问题，而忽略了对基本莎学知识的了解，不可能对莎士比亚有深切的理解，翻译莎士比亚比较多的几位译者，都只注意到莎士比亚的“无韵诗”在译文中如何表达，对于基本莎学知识，例如“版本”问题则很少注意。顾绶昌认为，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话是那个时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广泛的语言，他的文法上的特点之一，是几乎任何一种词类，都可以用作任何另一种词类，那个时代的英文的拼法，是完全没有确定的……正因为莎士比亚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话，用那个时代的人民的语言来写作的缘故，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怎样把最生动活泼的，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用得最广泛的语言来翻译他，使他在中文译本里面，成为最伟大的一位人民戏剧诗人……对于原文的俚语、双关语、戏谑语、猥亵语等等，都应该尽量设法保存”。比较而言，梁实秋译莎文字干燥乏味，每句似都通顺，合起来整段都不像舞台上的对话，朱生豪译文则显得明白晓畅，缺点是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而且漏译较多，译文中时常夹着些不必要的诠译。曹未风译文文字生硬，语病和错误较多，译文未附加任何注解，所用的参考书也似最少，工作因此做得最潦草。因此可能造成某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但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更与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历史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文学翻译不但是“一种在‘等值原则’指导下的语言形式的变易，更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译介活动”。［5］笔者认为，顾绶昌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他不仅明确指出了莎作翻译中版本选择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指明了一些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问题。顾绶昌的批评很中肯，上述译本中不同程度存在他所指出的问题。
顾绶昌认为，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莎剧中保存了很多经典和鲜活的语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是我们研究莎作的基础，莎士比亚的语言是继中世纪英语之后，开早期现代英语之先河的语言，并且吸收了古罗马、凯尔特和盎格鲁萨克逊等文化的精华，它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在不断演变中发展而来的语言。研究莎剧中的语言，包括文法、英文拼法、发音、古字体学（Paleography），同时应该研究为什么莎剧在多数段落中采用无韵诗形式，少数段落中采用散文形式，为什么早期莎剧的无韵诗中夹杂双行骈韵体较多，晚期莎剧则较少。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话是那个时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广泛的语言，他的文法上的特点之一，是几乎任何一种词类，都可以用作任何另一种词类，那个时代的英文的拼法，是完全没有确定的……正因为莎士比亚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白话，用那个时代人民的语言来写作的缘故，所以顾绶昌认为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怎样把最生动活泼的，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用得最广泛的语言用来翻译莎作，使莎氏在中文译本里面，成为最伟大的一位人民戏剧诗人……对于原文的俚语、双关语、戏谑语、猥亵语等等，都应该尽量设法保存。其实，早在民国三十七年，顾绶昌先生就以英文发表了《对〈哈姆莱特〉段落的新评论》，［6］在对《哈姆莱特》语言的研究中注意到，哈姆莱特给奥菲丽亚的情书中有这样的剧词：“给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艳丽的奥菲利亚——这是一个恶劣的句子，‘艳丽’两字用得非常下流的”。随着现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和女权主义莎学研究的介入，一般认为《哈姆莱特》具有较强的“厌女意识”（misogyny），“即对女性的厌恶、怀恨、误解、不信任，以及希望她们永远处于附属地位”。［7］而顾绶昌从词汇学角度并结合其他莎剧中同类词汇的运用，对“艳丽”beautified这个单词进行了仔细辨识，并从莎氏的用意，时代环境，语言发展，马洛对莎氏的攻击等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由此得出了新的，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从语言、词汇的使用出发，联系时代、语境分析莎氏创作思想的独特视角。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个单词经常出现于信件之中，但是奥菲利亚的父亲波洛涅斯对哈姆莱特这样说却表示出异常的反感与愤怒。在该剧中，莎士比亚让波洛涅斯以带有强烈色彩的词汇谴责，既是回应罗伯特•格林在《千悔得一智》中诅咒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靠我们的羽毛装饰自己”对自己的攻击；也是反击格林这个穷困潦倒，而又尖酸刻薄的剧作家的中伤行为。这充分说明莎士比亚是从社会生活出发，汲取了民间语言，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20世纪50年代，以何种文体、形式翻译莎剧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在翻译莎剧译文的形式上，朱文振曾经考虑，莎剧翻译应该体现原作的“非现代”特点，翻译莎剧可以以元曲的形式，主要以韵文方式来对应莎剧中所谓“诗境”很高的台词，叙述的其余部分则采用“散白”的译文，译文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元明‘杂剧’中的‘曲’”，[8]“韵文部分可用鼓词调唱出，非现代京腔的散白可仿京剧散白的中原音中的原腔道出”，朱文振曾经设想过“仿戏曲体翻译莎剧”，并动手翻译的6部莎氏历史剧和其它莎剧片段，文革中丢失后仅留下一些残稿，例如《亨利五世》、《理查三世》、《亨利六世》中“大小家私，好生看住；心神提起，不可马虎……谨慎门庭，抵得看家有狗；小心在意，赛过商量帮助……”、“一身粗鲁象，好逑风雅谈不上，淑女步翩翩，我在一边不象腔，叹此生无福把这份欢乐享……只落得阳光下顾影自悲伤……”、“昏花眼，只等瞑目时分到，风烛残，油干光暗无多泪，背酸麻，担够一肩愁与苦，臂无能，两树衰藤低且垂……”这种模仿“元曲”，回归古典的译文方式，在现代白话已经被国人普遍应用，现代新诗已经普及的基础上，显然既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也难以得到其他译家的认同。所以，顾绶昌也是不赞同朱文振用元曲形式翻译莎剧的。这就是说，在语言符号的表层之下，还隐含着众多深层次的意象，二者有时并不完全对等，因为“意象与一般语言符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意象比一般的语言符号更能体现文化历史的积淀性”。［9］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中注意源语与目的语，意象与文化之间的双重甚至多重转换。顾绶昌强调，把莎剧中的无韵诗分成“诗境很高”和“平铺直叙”的两个部分，前者译为韵文，后者译为散白是不妥当的。无韵诗固然不是散文，但也不能以韵文和散白加以割裂，如果硬性区分，就不是无韵诗了。莎剧中的无韵诗结构变化多端，非一成不变，也与所谓“十二字的中国无韵诗”大异其趣。而以韵文形式把莎剧译成元明杂剧的曲调，再以中国读者熟悉的风俗习惯、史实神话借配原作中的风俗习惯、史实神话，也会淹没莎剧，显得太中国化了。莎剧是诗剧，译文不仅要注意诗的形式和意境，更应该关注诗剧的戏剧性因素。顾绶昌强调：“译诗，贵在得其神韵，至音调旋律，其次要者也。顾绶昌期望莎学研究“通过对整个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探讨，借重这一时代的语言在它的读音、拼法、词义以及塑造形象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来推动莎学的继续前进……西方学者一向不愿认真研究伊丽莎白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肯重视人文主义的思想影响，也不知道试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人物性格的特 征”，[10]因此造成了其莎学研究和批评的局限，而在这一研究方向上，中国的莎学研究正可以充分发挥其研究优势，为世界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五、结语
顾绶昌是一个真正的莎学研究者，他的一生经历过不同时代，见证过民族危亡和复兴，并对国家命运、个人坎坷、求学研究的甘苦，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但他始终没有放下莎士比亚研究，祈盼着莎学研究在中国的繁荣兴旺。他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直至晚年，每当他从广播或电视上看到、听到《松花江上》等抗日战争爱国歌曲时，他的眼里往往都会盈满泪水。顾绶昌晚年译注《哈姆雷特》，其译文在厘定注释，汇集各家莎评、版本异文考释、训诂释疑和详解舞台演出等方面罗列綦详，译文也经反复修订，但“文革”期间，这些耗费多年心血所完成的手稿最终在抄家时被没收，至今下落不明。[11]晚年的顾绶昌希望今后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前人留下的宝贵研究资料，要移植莎剧，最好须对莎剧有相当深入的理解。诸如某一演出的主题思想，其人物性格的计划、情节的巧妙安排，诗意语言如何表达，舞台效果乃至节删编排，都要全面照顾，并发挥自己的文化、戏剧长处，借鉴国内外的莎学研究成果，作出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中国莎学研究新贡献。今天在隆重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莎士比亚、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的日子里，当我们检视中国莎学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时，以我们不懈的努力是可以告慰于顾绶昌等莎学研究先贤的。
参考文献：
[1]参阅顾绶昌：“往事•回忆•愿望——记我平凡的一生”，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305。在这篇描述生平和学术研究历程的文章中，顾绶昌提到，自己在1947、1949年的《学原》上还撰写了“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学原》1948年第10期）和《论莎士比亚近代版本》(载《学原》，1947年) （《学原》1949年第4期）。
[2]参阅顾绶昌：“买书”，《武汉日报》（第10版）,吴宓主编：“文学副刊”（第六期），（武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三日）。吴宓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工作，团结了一批学人，顾绶昌当时也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并与吴宓过从甚密，有时手牵手引领吴宓登上渡船。
[3]参阅顾绶昌：“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1982）：16—28。
[4]参阅顾绶昌：“谈翻译莎士比亚”，《翻译通报》3（1951）：9—11。顾绶昌最早提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选择问题，指出了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各自莎剧译本有待改进之处。
［5］朱安博，朱凌云.译介学的名与实［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8）：1—5.
［6］顾绶昌.对《哈姆莱特》段落的新评论［J］.胡鹏，译.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6（1）：43—44.
［7］袁宪军.汉姆雷特的批评轨迹（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4）：64—71.
［8］顾绶昌.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J］.翻译通报，1951（5）：54—58.
［9］仇蓓玲.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96—100.
[10]参阅朱文振：“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莎剧译例”，《翻译通报》1（1951）：14—15。朱文振将莎剧译为“元曲”的观点，尽管没有得到孙大雨、顾绶昌的赞成，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以元曲形式翻译了6部莎剧。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但没有接受朱文振补译的译本，因为朱生豪是以白话文翻译，朱文振则采用戏曲体翻译，文体不同，体式差异甚大；但朱文振译稿文革中丢失后仅留下一些残稿。参阅朱文振：“仿戏曲体译莎几个片段”，《外语教学》3（1981）:46—50。这种模仿“元曲”或戏曲体，回归古典的译文方式，在现代白话已经普遍应用，现代新诗已经普及的基础下，被认为既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也难以得到其他译家的认同。当时曾有将朱文振论述自己翻译主张的文字收入其胞兄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设想，但据朱生豪之子朱尚刚先生的看法，将如此篇幅的一篇论证散文体译文之不合理想的论文作为散文体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附记”实在是并不合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元曲体与朱生豪散文体译文“体式相差太大，理论界又有‘文学大众化’的主张”，最终没有接受朱文振承接朱生豪译莎剧全集的补译工作。
[11]顾濬哲：“父亲的脚印——怀念父亲顾绶昌”，区鉷：《思华年——中山大学外语人的故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26。
[12]参阅顾绶昌：“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续）”《外国文学研究》2（1986）：10—15。顾绶昌：“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1986）：62—67。顾绶昌后来在给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来信也多次谈到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版本问题，并坚持自己的主张。参阅顾绶昌：“会员信摘”，《中华莎学》1（1981）：15。
文章来源：文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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