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普陀区万里小区中心绿化带的南端，横卧一块花岗岩巨石，上面镌刻着金色的铭文，这是近百年前国立暨南大学校址的纪念地。虽然校舍早已毁于日军炮火中，但翻开史册，仍可看到1927年，这里诞生了暨南大学最早的法律学系。
暨南大学法学学科自创办伊始，即以探索中国法治之路为使命。虽历经沧桑，几度播迁，但始终自强不息，弦歌不缀，“使负笈来学者获得精密之预备，暨严善之训练，庶可造成有用之司法人才，为国效力，为民族争光，为侨胞争自由平等”。
在暨南大学法学教育90周年之际，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暨大法学院院长朱义坤，跟随他寻根溯源，重新梳理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暨大法学教育史。
■创建法律学系
让华侨举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今年8月1日，《国立暨南大学法律丛书》重版了。《政治经济与法律》、《民法债篇总论》、《民法债篇各论》、《继承新论》……从标题和封面上看，这套书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翻开书本，映入眼帘的却是繁体竖排的油印字体，内页显示“定价”为“实洋一元”。
这套法学教科书，初版于1931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最早的法学丛书之一，距今已有86年的历史。为纪念暨南大学法学院成立90周年, 暨南大学法学院资助影印出版此套丛书。
1927年秋天，暨南大学法律学系正式成立，这个学科从建设伊始就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当时的校长郑洪年希望，增设法律系，能让南洋华侨子弟熟悉国内、国际、南洋当地律法，让华侨能够利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积极参政从政，改善华侨在殖民地国家的待遇。
谈到早年的课程设置，朱义坤回忆起2年前他到上海拜访一位99岁的老校友。有朋自远方来，老先生兴奋地翻出他珍藏多年的毕业证书，只见证书背后印刷了当时他所学的所有课程和成绩，包括《商法》、《刑事诉讼法》、《英美法》、《国际私法》等。在《国立暨南大学法律丛书》中，也显示86年前便已出版了《破产法原论》、《商标法释义》、《国际劳工立法》等看上去颇为“新潮”的教科书。
“相当先进。”朱义坤感叹道，“一是与国际接轨，开设包括中国、英美、大陆、罗马及南洋通用诸法课程；二是面向社会需求、把握时代脉搏，像《劳动法》课程探讨的妇女劳动、工作时间、工资工会、劳资争执的解决至今为止都是我们社会的讨论的任务；三是面向侨胞，从教育上着力保护海外侨胞权益”。
■把教授“请进来”
名校人才司法巨擘云集
四成课程为英语授课
从题为“20世纪30年代法学院大楼”的老照片上看到，暨南大学法律学系乃新设，但却有一栋三层高的大楼作为专用学院楼。
当时的教授介绍照片上皆中英文并列，大多数教授拥有留学海外的背景。首届法律系主任石熲，1923年以东吴大学法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后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J.S.D.)。
石熲（资料照片）
此外，法律系还从司法系统罗聘了一批拥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官、审判官、律师，为高年级学生教授专业课程。比如历任福建闽候地方审判厅推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上海地方法院庭长的李谟，讲授法律学系二年级《亲属法》、《继承法》；曾任黑龙江地方监察厅首席检察官的钱树声，主讲四年级《民事诉讼法》课程……“拥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授，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实践经验、法律经典案例传授给学生。”朱义坤告诉记者。
师资的国际化也意味着教学的国际化。据悉，当时法律系使用全英授课的课程有28门，占总开设课程的40%，使用英语授课为学生进一步去英美留学深造奠定了基础。
■让学生“走出去”
到法院实习才可毕业，
用“编译著述”代替填鸭式教育
为了培育当时社会发展需的政法人才，暨南大学法学院于1930年夏正式成立，并增设外交领事系。这一时期，暨大法学教育经历了快速发展，不仅在理论性课程外增设了模拟法庭等实践性课程、到法院实习一年的要求，学生也可以对学院授课方法提出建设性意见。
1931年春，外交领事系李众荣同学撰文表示，当时暨南法学院采用的灌输式教授法，既枯燥又效率极低，很难提起师生的研究兴趣，需加以改良。对于改进方法，李众荣亦提出较为系统的方案：首先成立师生合作研究部，学生分组合作编译、著述、调查、实地考查、讨论名人演讲；每组工作最好不要雷同，即组与组之间编译的书籍不应重复，调研课题不应雷同。
“这种方法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没想到80多年前已经有前人探索了，这种经验非常值得尊敬。”朱义坤感叹道。可见，暨大法学院的教育有强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动手实践的传统。教授、学院、学系之间有着良性互动，同学可对教授的教学方式发表意见看法，甚至自己选择以何种方式来进行学习。
20世纪30年代的法学院大楼。（资料照片）
▍法律系毕业生投身秘密抗日
刺杀汉奸特工多人终被捕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日本侵占东北激起了国民的悲愤。在上海，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同年，暨南大学法律学系有10名学生毕业。国难当头,同仇敌忾。他们当中的一人，日后成为了抗日秘密工作者，壮烈牺牲。
根据国立暨南大学美国加州校友会编撰的《暨南之声纪念特刊·第四期》，这位校友名叫平祖仁，毕业后曾留校工作，后任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第三战区淞沪军事特派员兼淞沪保安司令，秘密留沪开展工作，“刺杀汉奸特工多人，使奸伪丧胆”。
期间，平祖仁也曾遭到日伪刺客多次暗杀，友人劝告其早日离开上海，但他总不肯离去。1941年4月，平祖仁在刺杀奸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时，不幸失手被日军逮捕，关押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虽备受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向同胞宣传抗日。1942年1月8日，平祖仁被日军杀害。
▍战争时代不避艰险毅然内迁
学风严谨告诫考生读法“莫要混”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袭击上海。战后法学院进入停办时期。抗战中期，上海被日军侵占后，多间高校校舍被战争破坏殆尽，或被日军强行占领。当时政府决定筹设国立东南联合大学。借在建阳时期筹办东南联大之机，暨大法学院得以从1942年9月至1943年6月短暂复院，吸纳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学生。
1942福建建阳时期暨南大学校门。（资料照片）
与和平年代相比，法学院的师资力量在抗战时期非常匮乏，共6名教师，却要讲授20门课程，平均每位教师每周要承担10个小时的课程讲授。可见虽然当时条件非常有限，但在人才培养和授课方面，法学院并没有因为师资力量匮乏而选择少开课程或减少学时。
1946年8月，乘着抗战胜利的东风，几经波折的法学院在上海复办。历经炮火洗礼、战争磨难，和平时代的学习生活显得尤其可贵。当时法律学系系主任周枏博士是国内罗马法的专家，学生们描述“看他样子很像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其实已经是一位教学多年的老教授，对于本系的经营煞费苦心”，“同学们平常学习的空气极为浓厚”。
周枏（资料照片）
据资料记载，当时法学院在暨南以“严紧”称著，曾有一封写给报考暨南大学考生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以为读法政可以‘混’，请莫轻试。尤其是法律，要理解，要硬记，学分更比其他各系要多几十个，假若不适合你本来的志趣，纵使进去了，也会后悔莫及。”
▍乘改革开放春风复办法学院，
建知识产权学院填补人才空白
1949年上海解放后，暨大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法学院。然而，暨大法学教育的“火种”没有熄灭，办学传统在羊城广州得以继承。
1958年广州重建时期的暨南大学校门。（资料照片）
198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南粤大地，市场经济改革如火如荼，暨大法学教育也迎来了春天。1990年秋季，经济法专业正式招生；2001年4月5日，法学院时隔52年终于在羊城完成重建。
复建后的法学院继承了老法学院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呼应社会需求。据朱义坤介绍，2004年9月，为填补广东省作为知识产权大省在知产人才培养上的空白，暨南大学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与该校法学院合署办公，共享法律资源和共用师资队伍。2012年该院和法学院合并，称为法学/知识产权学院。
“九十年来，来自全球各地的6000多名优秀法科学子从暨南园走出。当下，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深入推进，作为百年华侨最高学府，更是在法学研究、法治人才培养、华侨权益保护等方面肩负更加重要的责任。”朱义坤说道。
文：广州参考·广州日报记者 方晴
图：广州参考·广州日报记者 廖雪明
广州参考·广州日报编辑 程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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