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读者询问御史，问同样是知县，举人出身与进士出身的在政治待遇上有何不同？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这期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出身”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是很重要的，如今没有“出身”这个说法，如果对照古代，出身就好比是学历。比方说国家在招聘公务员的过程中，就很重视学历。博士研究生不管是待遇还是晋升速度，都要比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要好很多。
科举时代，“出身”的定义就比较复杂，有正途和异途之分。以清代为例，凡“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
正途出身和异途出身在初次授职和仕途前景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同是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在授官、晋升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
先来说授官清代是科举最为鼎盛的时代，科甲功名也最为官场所重视。按清制，殿试中获一甲三名的，可以不通过任何考试，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
二、三甲进士则要通过朝考确定名次，考试中位列一、二等者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名为庶吉士。庶吉士是进士中出路最好的，日后的仕途前景也最优。
没有通过朝考的进士，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于在京各衙门为小京官，一般授予主事、中书等职；另一条是外放各省出任知县、教官，进士出身者任知县较多。
对于初次入仕者来说，进士就是一张王牌，比其他功名有更大的优势。吏部以及各省督抚都十分偏向进士出身者，一般都优先安排入职。
举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数量上来说，每一科的举人数量都有一千多人，而进士只有二三百人，显然物以稀为贵，进士的含金量要远远高于举人。
不过在乡试中获得举人的头衔也不容易，毕竟参加乡试的考生多达二万多人，也算是读书人中的精英分子了。从明清两朝的情况来看，只要考中了举人，就意味着拿到了入仕的资格证，至于能否做官，在不同时期则有不同的规定。
在清初时期，举人还是有较大机会进入仕途的。比如顺治初年出台了政策：举人会试下第后，愿就选者，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也就是说，大清刚入关时，由于人才匮乏，举人甚至可以直接选为知县、通判等官。
不过，到了顺治晚年和康熙朝时，举人授官就有了种种限制，朝廷推出了一个“拣选”的制度，规定：只有会试三科不中的举人，准以知县、推官考用。也就是说只有参加过三次会试而不中的举人，可以通过考试选为知县等官。
到了乾隆时期，随着举人的基数不断增大，举人选官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别说是举人，就是进士也不能及时授予官职。但乾隆皇帝为了照顾天下读书人十年寒窗之苦，有意拉拢天下士子，便推出了一个“举人大挑”。
举人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大挑就是在落第举人中选出一些才能品德优秀者，由吏部、礼部进行挑选，然后授予知县、教官等职。
不过举人大挑的规定很严格，一开始规定六年举行一次，后来定为十二年举行一次。而且对参加大挑的举人也有规定，必须是三科会试以上不中者为限。
有清一代，落第举人以大挑入仕者亦不乏其人，但总数并不算太多。还有一些举人是经过地方督抚推荐而入仕的，也有的是在特殊时期建立过特殊功勋而获得朝廷简拔的。同样，这类举人也不多。
如开篇所讲的那样，同样是知县，进士和举人出身者有何不同？从政治待遇来看，两者并无显著的区别。举人出身的知县同样也是正七品，可以穿戴朝廷定制的补服和享受该有的经济待遇，就是在具体行政中，也没有规定举人出身者要低于进士出身者。
只不过，清代官场有个坏毛病，就是很看重出身。举人出身者显然要矮上一头。比如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左宗棠，他因是举人出身，而受到轻视，就是他本人，也为此深感遗憾。这是官场上的一个传统，不仅是左宗棠，其他人也都是这样的。
举人和进士出身者，体现在仕途晋升上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按照吏部的铨选标准，凡是在三年考满或是大计中被评选为才能优秀者，按例可以晋升。
但是出缺的职位是有限的，有时仅仅只有一两个官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吏部就会按照出身来进行铨选。如果是进士则要看是二甲还是三甲，同样是二甲，那么就要看科举时的排名；如果是举人，除非是政绩特别显赫者，才有机会获得晋升。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有清一代，像于成龙那样的人几乎拿不出第二个。
再者，即便举人出身者得到晋升，其岗位限制也比较大。进士出身者可以调任京城各衙门任职，而举人出身者则只能在地方上升迁，按照知县升知州、知州升知府这样的步伐有序晋升。
到了这里，也就基本上讲明白了进士出身和举人出身的不同之处，当然这只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是晚清内忧外患之时，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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