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爱武
我的家乡是鲁中平原一个叫弥勒的村子。多年前，我还是个小村姑的时候，家乡是远近有名的产棉区。大约从谷雨那天，我的乡亲们开始为种棉花做准备。
依稀记得大人们殷勤地侍弄种子的情形：大约在播种前半月，村里的女人会选择一个晴好的天气晒种子。那时，守着种子的女人会坐在树荫凉里，边做针线活边聊天。当种子晒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把种子转移到靠近水的地方，拿出自家的铝盆、瓦盆，把种子浸在水里。我记得种子入土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用药拌。
当家家户户拌药的时候，那个不大的村子里，空气中氤氲的都是药水的气味。我不知道那药的作用，问奶奶，奶奶使着一贯开玩笑的语气说：“怕你偷吃种子。”我十分当真地问：“种子可以吃吗？”奶奶边捡着麦子里的沙粒边头也不抬地说：“当然能吃啊，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人碾碎了蒸窝头吃。咱们有时吃的棉籽油也是棉花种子榨出来的。”看到我疑惑的表情，奶奶拍了一下簸箕说：“傻孩子，拌药是怕地下的虫吃啊。”
种棉花是个累人的活。 种子下地之后，乡亲们会覆上大片的塑料薄膜。待到芽儿破土，乡亲们会把芽儿上方的薄膜捅个小窟窿，那芽儿几天的时间就从那个小窟窿里钻出来，开始是豆粒大的一点绿，几天的时间，那绿就覆盖了地面。
从种子发芽开始，为了保护种子免受蝗虫的侵袭，乡亲们开始一遍一遍地喷药。喷药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那么热的天，身后背个喷雾器，喷雾器里装满了混合着药剂的水，我没有背过装满水的喷雾器，但估计份量不轻。喷雾器一开，药味扑鼻而来。我多次听说有的乡亲在喷药的时候晕倒，不知是药物中毒还是天热中暑。
以我当时的年纪，根本体会不了乡亲的苦楚。事实上，从我十岁那年开始，春节一过，我便开始盼着乡亲们侍弄棉花种子了。原因很简单，我家的地紧靠着军家的地，只有乡亲们种了棉花，我才能够在棉花收获的季节听军讲故事。
麦收时节，一株一株的棉花杆儿长得粗粗壮壮，白的、粉的棉花次第开放，引得蝶飞蜂舞，田野里热闹一片。落花之后，小小的棉桃赚足了乡亲的眼球，那小小的棉桃盛着满满的希望啊。待到棉桃长大、 “开嘴”的时候，雪团似的棉花点缀在绿叶红花间，又是一番景观。
那年，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和姐姐去地里摘棉花。当姐姐去地头喝水的时候，我感到背部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惊讶地回过头，只见缀满棉桃的棉枝随风摇摆，哪有人的影子？我回过头，又开始摘棉花，后背又被重重地击了一下。我近乎恼怒地再次回过头，看到了一个男孩子写满阳光的笑脸，是军。那个年代、那个村庄，男孩和女孩是互不理睬的。看到他，我迅速回头。他笑着喊了一声我的名字，问我：“听过咕咚的故事吗？”我摇了摇头。他说，“我给你讲吧。”
我从小喜欢听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里是出名的，先是缠着奶奶讲她看过的戏，又缠着来我家串门的奶奶们讲她们的见闻，等奶奶们肚子里的东西掏的差不多了，我开始缠着在城里供销社上班的二大爷讲故事，二大爷喜欢看书，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
因为故事的诱惑，我放慢了摘棉花的速度等他赶上我给我讲故事。在故乡辽阔的天地间，在飘着白云的蓝天下，我和那个少年边摘着雪白的棉花边谈笑风生，《咕咚的故事》《屋漏》…..他的故事、他对故事的描述常常逗我笑的前仰后合。讲完了书上的故事，他竟指着天上飘动的变幻的云彩讲起了天山的故事......
骄阳当空，因了他的存在我感觉不到秋老虎的厉害。在酷暑下，我们的笑声传出很远，偶尔，他还会找到一些野生的果子给我吃。
那个时候，我感受不到劳动的艰辛，我双手愉悦地采摘着一团团雪白的棉花，我善睐的双目时不时地抬起来张望着那个令我心仪的少年，我的心一会柔软的像摘在手里的那团棉花，一会轻盈的像天边的那朵白云。
我小小的心里存着一个疑惑：他的故事怎么那么多？
有趣的是，那个喜欢给我讲故事的少年，只要离开了那片棉花地，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村庄里，他看到我好像陌生人一样。
这让我更加向往那片棉花地。
后来，那个少年成了我村十几年里第一个大学生。他走后，我也因为求学的原因离开了我的村庄。
前几年，偶然和母亲谈起村里的棉花产量，母亲告诉我，我的村里种植棉花的越来越少。我惊问母亲原因，母亲轻描淡写地说：“种棉花太累人，收入又不好。”
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片的棉花田。我因此更加神往那曾经的蓝天白云，曾经雪白的棉花，曾经淡红的花，曾经野生的果子，曾经的那颗少女的心。
作者简介：杨爱武，笔名阿弥。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青年作协会员，市青年作协常务副主席，《淄博晚报》专栏作家。文章散见于《淄博财经新报》《文学现场十年》《淄博声屏报》《青岛早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山东画报》《农村大众》等省内外报刊，多次在各级征文中获奖，有散文集《石榴花开》出版。多年来喜欢在名著里徜徉流连，以文字记录生活，在写作里不断修行，希望逐步完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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