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秋档上映以来，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出乎意料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电影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女主人公巧巧爱上山西大同黑道大哥斌斌，在一次街头斗殴中，巧巧为了保护斌哥，持枪化险为夷，却被判五年牢狱。巧巧出狱后，找到斌哥准备再续情缘，却发现当年的江湖义气早已时过境迁。
一直以来，贾樟柯习惯于拍摄舞厅、卡拉OK厅、火车站、棋牌室、街道、工厂等公共空间，借以营造过去的时代氛围，这次的《江湖儿女》也不例外。影片开头，巧巧和斌斌在舞厅里伴随音乐大跳迪斯科，一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怀旧情绪便扑面而来，因为这正是当年青年男女们最重要的先锋娱乐活动，舞步中叠加着一个骚动的时代。
《江湖儿女》中的迪厅海报
迪厅往事
1984年，美国上映了电影《霹雳舞》（Breakin'），中国于1987年引进该电影，同年便在国内掀起了霹雳舞热潮。手滑、肘旋、背旋、膝旋、飞机旋、波浪、机器人、木偶、侧滑、后滑（“月球行走”，Moonwalk）等新奇的舞蹈语汇迅速引发热血青年们的模仿。霹雳舞在当时的时髦程度就类似时下流行的说唱和街舞，而事实上，霹雳舞也正是早期街舞舞种之一。
美国电影《霹雳舞》进入中国后的海报和台本。《霹雳舞》和另一部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共同掀起了1980年代的热舞浪潮
在娱乐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跳舞自然成为简单便捷的娱乐方式，而那些能够坚持勤学苦练的人就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著名演员孙红雷就曾在多种场合回忆过他当年跳霹雳舞的故事。
孙红雷年轻时在哈尔滨是赫赫有名的“霹雳舞王”。接受杨澜采访时，他说：“上高中的时候每天早上到松花江边。我爸爸以为我去读书去了，五点多钟就起来，说最近这孩子彻底进步了，上大学没问题了，然后就去跳舞去了。就去到江边跟一帮舞友，一帮跳这个的，现在叫街舞，那时候叫霹雳舞。”
后来孙红雷接连获得黑龙江省霹雳舞大赛一等奖和全国霹雳舞大赛二等奖，促使家人改变主意，支持他走上文艺道路。在中国舞蹈家协会会长贾作光、陈爱莲的帮助下，孙红雷加入中国霹雳舞明星艺术团，跟毛阿敏等明星一起演出，收入也颇为可观。
网络上流传的孙红雷早年霹雳舞演出片段
根据《“坏小子”孙红雷》一书的说法，“孙红雷跟着艺术团跑场后，最起码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稳定而‘巨额’的，演出一场能得100元，而霹雳舞最火最稀罕的时候，一个月演个三四十场不成问题。在那个猪肉只要5元钱一斤的年代，孙红雷每个月的巨额收入实在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顿时化身为大款的孙家人自然而然也捞回了曾经丧失的尊严，扬眉吐气了。”
《“坏小子”孙红雷》
霹雳舞就这样改变了孙红雷和很多人的人生。随着这种现代舞蹈的快速流行，逐渐又催生了后来风靡全中国的迪斯科舞厅。
迪斯科（Disco）是法语Discothèque（录音唱片）的简称，原意是播放唱片供人跳舞的舞厅，后来演变成为一种音乐和舞蹈形式。作为与霹雳舞相伴相生的新鲜事物，迪斯科在中国大地上甫一出现同样受到青年人的热烈追捧，甚至被中老年群体接受，成为全民健身舞。
1987年，北京地坛公园的迪斯科舞
迪斯科最早是在广州、上海等外国人、华侨聚集的大城市开始出现，不过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直到1990年代迪斯科仍然是交谊舞的附属，有舞厅职员曾如此描述1980年代中期的迪斯科：“那时舞厅早就有迪斯科了，但是他们每天晚上只跳几分钟。只有少数人会跳，大概一二百人中只有25-30个人出来跳，扭动啊、旋转啊，实在是难看，不像现在的人跳得这么好。其他人宁愿围站在旁边看他们。这些跳舞的人是真正赶潮流的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大量外商涌入中国寻找商机，代表消费时尚的迪斯科舞厅很快就从大城市普及到了县城。
1990年代初期深圳市的一个迪斯科舞厅
扭臀禁忌
为满足广大青年男女日益强烈的学习迪斯科舞蹈的需要，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出版了大量翻译编著的迪斯科教学书籍。在这类书籍中，一般都把迪斯科的渊源追溯到黑人民间舞蹈，强调它的“自由即兴”特点：
它不同于流行的标准交际舞那样动作严谨和规范，也不需要固定的娱乐场所和携带舞伴，只要跳舞者掌握了迪斯科的基本动律和基础舞步，就可以随着音乐自由选择舞步，并可以根据自己对音乐及节奏的感受和启发，即兴创造花样，融迪斯科节奏与轻松自如的舞步为一体。迪斯科舞步自由、无拘无束，在风格上的创新是无止境的，没有也不必要有固定的模式。跳舞时，不必去模仿别人的舞姿，而应任其自然，根据自己的兴致，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最好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和你跳得一样。（傅德全《流行交际舞迪斯科霹雳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980年代出版的各类霹雳舞、迪斯科教学书籍
由于迪斯科舞蹈的身体律动要素主要是“碾、颤、摆、拧、旋”五种，这就要求舞者的胯部和臀部不断灵活扭动。然而在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这样的舞蹈动作显得极不雅观，再加上舞者一般都身穿凸显线条的紧身衣，所以迪斯科一度被认为是带有色情意味的性暗示，属于不符合社会主义审美的西方“颓废”文化。
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吕型伟就讲过一个当年领导干部批判迪斯科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他带一批老同志去某学校观看教育改革成果汇报演出，其中就有一个节目是表演迪斯科舞。
变幻的灯光、动感十足的舞姿，学生跳完，向台下鞠躬谢幕。台下老同志脸上表情严峻，幸亏都有修养，当时没有发作。最后，热情的校长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老同志们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最后有人话锋一转，提到了这个舞蹈，说：‘我们怎么能跳这样的舞蹈？这是资产阶级的舞蹈。’大家七嘴八舌，把校长说得手足无措，眼巴巴地望着我。我不以为然，说：‘我觉得，凡是舞蹈都要扭的，不扭不叫舞蹈，直来直去的叫军事训练，至于扭到什么程度是资产阶级的，扭到什么程度是无产阶级的，我分不清楚。据我所知，迪斯科舞起源于非洲，是民间舞蹈，相当于陕北的秧歌。如果说秧歌是无产阶级的，那么产生于非洲的民间舞蹈怎么会是资产阶级的？另外，资产阶级喜欢跳，我们就不能跳？资产阶级要吃饭，无产阶级就不要吃了？我不这么看。’那时左的思想很顽固，什么东西都要划分阶级。我认为，很多东西都是共性的，是人类共有的，不能说来自美国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美国也有劳动人民。（《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卢斯特加登《迪斯科舞蹈入门》的内页插图
当时像吕型伟这样从中国传统舞蹈中寻找先例为迪斯科“正名”的说法十分普遍，如另一本迪斯科教学图书前言所述：
青年人不要沉湎迷恋于它，更不要盲目仿效，良莠不分，乱扭乱跳，甚至一跳起来就收敛不住，影响工作和学习，不利于身心健康。当然，也没有必要把迪斯科视为邪门歪道，一见扭摆就摇头，叹息。扭的动律本来就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特点之一。如《敦煌壁画》造型中强调出胯的曲线美，安徽民间舞《花鼓灯》中形体上的三道弯，以及建国初期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舞，不都是强调胯的扭动吗？（张力编著《迪斯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
电音猛士
《江湖儿女》中巧巧与彬彬在迪厅里蹦迪时，配乐放的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迪斯科演唱组合乡下人（Village People）的经典之作Y.M.C.A，他们的另一首名曲Go West被使用在贾导的上一部作品《山河故人》中。
迪斯科音乐和舞蹈始终密不可分，缺少音乐的情绪渲染，迪斯科舞者肯定无法发挥极致。对此，美国迪斯科舞蹈教师凯伦·卢斯特加登有着经验之谈：“迪斯科舞蹈并非一种轻佻的身体活动形式。一旦允许自己介入其中，你会通宵达旦地放弃对自身的摆布，沉醉在精神的活动之中，迷恋于延续不断的电子音乐里了。电台的唱片节目主持人真够神机妙算的了，他们知道怎样通过控制感人至深、节奏多变的声音，去诱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卷入如痴如醉的体力消耗中去。一夜过去，迪斯科舞蹈的效果通常是在次日清晨有所感觉——浑身上下一时难以动弹了。”（《迪斯科舞蹈入门》，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年）
Village People组合成立于1977年，6名同性恋成员在舞台上分别装扮成警官、印第安酋长、建筑工人、士兵、摩托车手和牛仔，他们最著名的两首歌曲Go West、Y.M.C.A是当年迪厅里最流行的曲目
现代电子音乐技术的发展成熟直接催生了迪斯科音乐。迪斯科作为各类音乐风格的混合体，充分利用电子合成技术，把多种音响编织组合在一起，用强劲夸张、不断重复的重击节拍，诱发人体内的节奏冲动。
迪斯科音乐在中国的普及流行是以录音机和磁带为载体的。那时的年轻人去广场上蹦迪时，往往穿着喇叭裤，戴上蛤蟆镜，手提一个自带大喇叭的双卡录音机。今天看来，那种情形简直就是最早的“尬舞”。
1986年，中国唱片广州分公司从香港引进了一盘名为《东方好莱坞明星舞会》的磁带，后来成为人人抢购的迪斯科音乐专辑，江湖人称“荷东”。何为“荷东”？原来这盘专辑的香港译名为《荷里活东方明星舞会》（Hollywood East Star Trax），是香港飞时（Face）唱片公司从欧美上万首迪斯科舞曲中精选出来的曲目选集系列，由于专辑原名太长，于是简称“荷东”就一直沿用下来。
盛极一时的“荷东”
专栏作家韩松落这样评价“荷东”音乐：“《荷东》和现在的跳舞音乐气质迥异，现在的跳舞音乐，节奏更加强劲，却向着冷、绝望、残酷、工业的路数上走。《荷东》的年代，是全世界共同的美好年代，所以它骨子里是热的、媚的、柔软的、性感的，歌曲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舞厅场景作为前提，歌词非常简单，无非‘尽情释放自己’、‘让你我在今夜相爱’，是跳舞音乐的必备滥调，曲调要悦耳，更要在编曲上大费周章，制造一种专属的特殊节奏或者旋律，以增加辨识度。”（《一间名叫“荷东”的迪厅》）
同期与《荷东》并列的还有名为《猛士》的迪斯科系列专辑，“猛士”系以粤语音译自英文原版名Master Mix，也是由广州音像公司从香港引进至大陆，畅销一时。
然而舶来品毕竟抒发的是外国人的情绪，很快由国内音乐人制作并演唱的迪斯科音乐合集《87狂热》便惊艳问世。专辑中除了《站台》（黄蒲生作词、刘克作曲）是唯一一首原创音乐外，剩下都是用中文填词翻唱的英文歌曲。其中一首翻唱自摩登语录乐队（Modern Talking）Brother Louie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尤其成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1987年广东音像出版社发行的《87狂热》磁带创造了销量奇迹
2010年，歌手杨坤在致敬迪斯科的翻唱专辑中，重新翻唱了《路灯下的小姑娘》和《站台》这两首国产经典。2013年，1980年代“迪斯科女皇”张蔷在新裤子乐队的量身打造下发行了新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掀起复古迪斯科的时尚浪潮。
可见时隔多年，迪斯科的魅力依然不减。
张蔷的“爆炸头”是当年迪斯科青年们的典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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