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西方人心目中，“见证历史”或许正是他们在2020年最深刻的感受。他们见证了疫情的肆虐，见证了经济的停顿与衰退、政治的慌乱与纷争。在此背景下，已喧嚣多年的西方民粹主义发生怎样的改变，关系到西方乃至世界的未来走向。
过去一年，全球民粹主义有何异动？一起来看人民论坛最新文章。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疫情冲击下，民粹主义者难掩其无能和荒诞
在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中，不论是民粹主义政党还是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都利用民族主义和大众意愿的杂合话语体系，把社会下层的各种挫折和不满归咎于外来移民和外部竞争，渲染外部威胁，主张收回对主权的控制，通过制造焦虑和恐惧情绪来动员民众反对当权者、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全球化。
不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国家的边界被封锁、人员和物资的跨国流动受到阻滞……由此，民粹主义者动员民众的借口（如外来移民和全球化的威胁）突然退去，导致其反应混乱。加之物资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急剧下降，城市社区被封锁。善于街头动员的民粹主义者的反应极为尴尬。
第一，淡化疫情的危害。如巴西在出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后，该国的卫生专家和各州州长都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总统博索纳罗则淡化其后果，称疫情为“小感冒”。
第二，提出各种反智主义的断言。2020年，法国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的错误信息，并将其变异成阴谋论和伪科学，目标直指政府和建制派。
第三，使用阴谋性语言，制造危险的“他者”。在公共健康事件中，民粹主义通常将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将“他者”视为公共健康的威胁。这个“他者”包括强大的精英，如制药公司、超国家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事实上，制造危险的“他者”的目的是反对全球化，体现的是一种身份政治。法国的勒庞和意大利的萨尔维尼都认为，全球化是疫情大流行的根源，开放的边界使得疫情迅速传播，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制造和供应链的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防护设备。
第四，应对危机的方式充满戏剧性和情绪化。民粹主义者在疫情初期时采取淡化态度，但当疫情控制不住时，则通过制造阴谋言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第五，质疑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体现为一些国家对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流行病管理方法不信任。例如英国政府不愿意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采取“群体免疫”政策，致使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激增；法国的国民阵线和意大利的联盟党指责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无力低效。
民粹主义的种种表现，体现了其反精英、排外、反权威、反全球化的基本理念。民粹主义者应用夸张化、戏剧化的手法应对疫情，努力地把自身塑造成为人民的捍卫者和代言者。但事实上，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需要的是高效的政府、专业的知识以及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基础设施，过去一年疫情的暴发，使民粹主义者的无能和荒诞无法掩盖。
未来民粹主义不会轻易出局，仍有发展空间
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表示，疫情将促成自由民主体制的浴火重生，再次挫败怀疑这个体制的论调，显示出这个体制的巨大韧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从当前民粹主义者的表现来看，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第一，民粹主义政客可能会因为应对疫情不力而受到指责。第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但民粹主义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理念不利于全球抗疫，而且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第三，全球性疫情对每一个人都是威胁，不论肤色和性别，因而可能促使民粹主义所热衷的身份认同政治失去市场。第四，民众可能会更加认真地考虑执政者的国家治理能力、危机应对能力。
但产生民粹主义的深层原因并没有根除，民粹主义不会轻易出局。
◆第一，疫情导致经济萎缩，对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构成威胁，容易引发社会焦虑。贫困和不平等都是造就社会不满与反抗的根源，二者具有内在联系，但又不能等同。因为在不平等非常严重的时候，贫困人口可能并不多。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是：收入不平等已经严重到无法保证人们的舒适生活，已经超出了许多人认为合理或者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程度。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互相强化的演进过程，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的相互交织将会引发大众抗争，中下层民众希望修正“不平等的民主”，民粹主义则成为表达不满的激进方式。对于贫困中的普通民众和有可能坠入贫困阶层的中产阶层，他们可能选择沉默或者在焦虑中反抗，这是当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力量来源，而疫情无疑会加剧西方国家的不平等。
◆第二，文化冲突加剧，身份政治得到强化。民粹主义关于人民和精英对立的道德想象很容易变成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身份差异、宗教信仰、性别取向、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可能成为引发群体对立的政治议题。民粹主义者善于利用简单的口号和修辞来煽动大众，把当下的困境归咎于危险的“他者”，这种对“他者”的恐惧来源于传统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民粹主义的崛起是身份认同政治崛起的表现。从历史上看，把流行病与某种特定族群身份相联系的极端意识形态一直存在。面对疫情，一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需要团结抗疫而取消对“他者”的排斥和构陷，反而出现了寻找“替罪羊”的狂潮，出现了针对认定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污名化运动。可以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相互构建，从根本上促使了民粹主义的异动。
◆第三，民粹主义是现代西方政治运行的结果，展示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潜在危机。西方现代政治的拥趸者相信，民众是理性的，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人的理性能够妥善处理所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用法律规范、官僚制度和多元宽容能够约束和控制人类行动中的激情和道德因素，但其却无视了在人类政治行动中存在的大量非理性因素。人民主权这一概念进入政治领域后，凡是来自于人民的都被认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人类行为中的大量非理性因素受到激励。随着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向精英政治转变，主流政党的政策渐趋统一，精英与民众日益疏离，理性主义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张力扩大，对精英政治失望的民众容易被煽动和蛊惑，从而导致民粹主义泛滥。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充分展示了被民粹主义激发的非理性行为，阴谋论和怀疑论大行其道。尽管短期内民粹主义因其表现而受到冲击，但随着危机的持续和蔓延，民粹主义仍会抓紧机会继续发展。总之，理性主义和人民主权的内在张力是民粹主义发展的根源，也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潜在危机。
综上所述，经济衰退、底层民众生活窘迫，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焦虑，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形成；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地位下降，导致身份政治强化，促使了民粹主义的异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两大基本理念即理性主义和人民主权存在内在张力，形成了民粹主义发展的根源。这些都决定了未来民粹主义仍然具有发展空间。
民粹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民粹主义不属于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而是民众的非理性行为，是民众对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的本能的、直觉的、直观的情绪性理解和反应，具有极强的变化性。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建制的特性，使其在疫情发生后表现为排斥专业知识、淡化疫情影响、反对国际机构和国际规范。但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西方民主制度的内部矛盾将进一步发展，民粹主义由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新的变异。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趋势有所强化。“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民粹主义解构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冲击了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它主张强化被全球化或欧洲一体化消解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维持类似所谓‘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利益。”2020年的全球性疫情危机，在制造社会性恐慌的同时，也使得处于不安和焦虑中的人们形成了一种狭隘而偏执的“隧道式视野”：选择性地忽略更多的事实和真相，拒绝对经过巧妙包装的极端排外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和意识形态进行理性审视。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为转嫁国内压力，推行排外主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排外事件和宗教冲突事件。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趋势的强化，意味着排外思潮的增强以及文化冲突、民族冲突的加剧。
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合趋势有所强化。在社会出现危机事件的情况下，国家主义思潮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会利用这一机会强化自己的权力，如暂停议会工作，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统治；组成战时联合政府，所有党派联合执政；等等。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需要发挥国家力量对其进行控制以及管理，而国民也会支持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由此，国家在动员社会、组织力量、调配资源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进而促进了政府的威权主义倾向。事实上，民粹主义天然地具有一种国家依赖，它在左翼的维度上强调国家扩大福利、救济失业和保障公平，在右翼的维度上要求国家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维护民族利益，而无论是哪一端，疫情都为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流提供了机会，不仅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受益于“团结一致”效应，民粹主义政党也是如此。
目前，民粹主义的崛起已经给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带来严重威胁。在危机之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结合，将会进一步推动西方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和威权化。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理性主义与人民主权的内部张力将进一步扩大，而西方政治发展演变的不确定性也会进一步加强。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12月下
原标题 | 2020年全球民粹主义的异动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媒体编辑 | 刘一霖
原文责编 | 孙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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