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看缘分，还是要讲心情？
“很邪乎，同样经过一块地，有人就能靠松茸发家致富，但有人怎么都找不着”。在当地，厉害的藏民有人一天能卖三四千元，简直就是捡钱。难怪连汉族人都说：“我好想知道松茸窝子都藏在哪里”。
10月的香格里拉，坐在随手拦下的出租车上，司机都会扭头询问：“要不要载你去买干松茸？”
犹如大闸蟹前面加上“阳澄湖”、虽然被捆成粽子都显得威风凛凛一样，松茸前面加上“香格里拉”，耳边似乎就听到纸币翻动的声音。
很多大闸蟹都会去阳澄湖“洗澡”，而来自云、藏、川周边城市的松茸，每年夏天都会被运送至这个滇北城市，在全国唯一一个以松茸命名的交易市场——香格里拉松茸交易市场摆摊。
香格里拉松茸交易市场（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贴上“香格里拉”牌以后，名贵山珍紧锣密鼓地飞往全国。
松茸习惯在每年6月至10月的原始森林冒出来，尽管30年前，这种蘑菇在云南还有“臭鸡枞”的花名，没人会为此折腰捡拾。
松茸的故事在30年间起飞，对它的追捧先由日本人带头，松茸高昂的价格，也是由当地市场带动起来的。在电影《镰仓物语》里，主角喝了松茸汤，甚至能灵魂出窍，日本人对松茸之偏爱可见一斑。
电影《镰仓物语》剧照
随着中国中产崛起、国民消费力腾飞，松茸在国内受欢迎程度也逐年提升。今年8月16日，一对重量695克，长度分别为22、20厘米的松茸，在云南香格里拉以25万元拍出。
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乐意消费松茸的人多了，想分一杯羹的商人在增长，以松茸为生计的藏族人也在变多。
问题是，松茸还会长吗？
生计联系上香格里拉吉迪村藏民理绒时，他还在城区跑出租车——进入初秋，挖松茸不再是他的主业。
18岁那年，与邻村女孩结婚以后，理绒每年都要匀两三个月给松茸，至今16年。每年雨季——松茸最爱生长的7、8月，他会和妻子、50多岁的父母一起出动，踏遍村里的山林，寻找藏在地下的松茸。
这个时候游客多，但他也不开出租车了。
他最终同意了记者跟随上山挖松茸，理由是 “下次你自己过来，也找不到松茸在哪儿”。
松茸的稀缺程度体现在这。它们对生长环境要求极其苛刻，大多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林地，且为松树与栎树的杂交密林。经过开花、衰老的过程后，成熟的松茸向空气散播孢子，只有少数落在树根处的孢子与松属或栎属植物建立共生关系，吸收根部养分，最终形成菌根。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生长在松针下的松茸
扎根于泥土里的松茸，意味着常人无法用肉眼观察。在香格里拉从事松茸批发20余年的李志芳形容，“很邪乎，同样经过一块地，有人就能靠松茸发家致富，但有人怎么都找不着”。香格里拉汉族人王喆也在交易时感叹，厉害的藏民有人一天能卖三四千元，“我好想知道松茸窝子都藏在哪里”。
理绒形容，松茸是老天赐的宝物，“我们舍不得吃”。于是每次找到松茸，他都从杜鹃花丛摘下一簇椭圆形状的叶子，将其包裹严实，再放进随身的袋子。
挖好松茸以后，理绒会摘下杜鹃花的叶子，包裹起来（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松茸喜爱雨水，理绒也喜欢，出门要先准备好雨衣，“雨多松茸也会多起来”。
拾松茸比拼的是各家对地形、松茸分布的熟稔度，但也考验人的勤奋程度。理绒一家多年养成了作息：凌晨3点摸黑起床，带上干粮上路，跨过几座大山，找松茸。等到午饭时间，先往山脚的收购商贩卖半天的成果，再劳作至傍晚太阳下山，进行第二次交易。
野生的山珍先到先得，凌晨出门便成为吉迪村村民的常态，谁都想领先其他人踏足更多的山地——这个村落因2012年成为《舌尖上的中国》拍摄地而名声大振，松茸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70%左右。
准备挖松茸的时候，山间还被迷雾环绕，理绒手上只有一根随手拾起的木棍，没带任何辅助工具。
从旁观者来看，寻找松茸像是儿时玩的挖雷游戏，用棍子接触树根附近的泥土，或者被落叶堆积遮盖的地表面，藏民们便能大致清楚，是否有“宝物”埋在地下。
理绒用木棍触碰泥土，检查是否长有松茸（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但这其中，拼经验，考体力，讲策略。
理绒说，如果不是因为身后跟着一位从平原过来的记者，他会走比这陡峭更多的路线，上上下下，随着海拔的高度起伏。这是属于每个以松茸为生的人的独门秘笈，如何走，怎么走，哪里可能会有松茸，每个人心里都有张地图。
尽管中途有好多次，伴随着理绒“好像有了”的呼唤停下脚步，扒开却是不知名的杂菌。他一般都扫几眼，不上手摸，但会重新将表面的裸土和落叶盖好，制造一个拱起的小山坡。
理绒介绍，这是藏民爱做的“骗人”的事，就为了别人扒开土时失望的反应。
这一次，第一朵松茸是在覆盖干枯落叶的低矮灌木丛底下发现的——那是需要人弯腰钻进被地衣和落木遮挡住的地方，目测离松树枝干很远。
把土扒开，白色的、圆圆的头在地下散发着草香。
入秋进山以后，挖到松茸的概率比过去低，第一朵松茸花了理绒近20分钟才找到（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正是松茸。
接下来，理绒借助木棍完成两个动作：先沿着松茸缓缓将木棍插入泥土，轻轻试探其根部；接触到根部后，再像撬开器物般向上发力。
将新鲜松茸握在手以后，他第一反应是将脸凑近夹带泥土的山珍旁，用力地嗅，大口地闻，仿佛闻气味便能填饱肚子。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松茸城云南是全国松茸的主产区，香格里拉松茸则占云南省鲜松茸出口量的大部分。
2020年，香格里拉市所在的迪庆州松茸产量共计1359吨。显而易见的对比是，日本近五年松茸平均产量仅37吨，年产量最少时仅14吨。
不过，除了产量大以外，做松茸生意的商户大多很难说清楚，松茸究竟为何是香格里拉的好。受访的四位松茸生意人颇为一致的解释是，香格里拉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夏季雨水多，所有条件都恰恰适合松茸生长。
位于香格里拉高海拔的原始森林，是松茸主要的产地（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但问及口感、营养价值和其他产地的区别，他们也不吱声了。
从事松茸生意7年的汉族人王喆印象很深刻，每年8月最繁荣的松茸季，都有来自四川、西藏、云南楚雄等地的新鲜松茸运至位于三省交界的香格里拉市。外市、外省松茸从此自动变成香格里拉的一份子——由此批发发货，贴上标签，运往全国各地。
只有王喆等内行人才知道，“外地的（松茸）运过来时间长，不新鲜，表皮常常发黑”。
按照往年经验，新鲜松茸会在10月末在市面彻底消失，商家从此更主推的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卖的，由开伞松茸烤的干片，当地售价每公斤1000-3000元不等。
吊诡的是，10月香格里拉专卖松茸的店铺很多已经拉下店幅，店门紧闭，仿佛做了会冬眠的生意，铺租可以忽略。
10月，批发商每日只能收到少量的新鲜松茸（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李志芳成为了坚持到最后的商家之一。她每天收到的新鲜松茸不再需要用泡沫箱堆满店面，只由几个孤零零的塑料袋装起。这些个头、质量参差不齐的松茸，价格升至了每公斤750元，是8月松茸旺季售价的两倍左右。
据报道，由于新冠疫情以来国际航班减少，加上松茸对鲜度要求极高，日本市场上中国松茸价格已连续两年走高。九月上旬，日本的批发价升至每公斤11620日元（约合人民币670元），较同期上涨20%。
49岁的李志芳是昆明人，在香格里拉卖新鲜松茸20多年。每年的6月至10月，松茸在雨水中冒出头时，她也举家像候鸟一样从昆明来到香格里拉。松茸季一过，他们也南迁回温暖的春城，做其他野生菌生意。
“在这里做松茸生意的，昆明人居多，”李志芳指了指身后空荡荡的松茸交易市场，语气带着一些骄傲。“昆明人都爱用公斤，这里所有卖松茸也就以公斤计量”。
王喆也证实，在香格里拉从事松茸生意的本地人很少。真正靠松茸养活全家一年生计的，只有哈着腰埋头挖松茸的香格里拉藏民。
香格里拉市街道到处都是松茸的影子（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和松茸的野生习性相配，这是一条很原始的产业链。与作家阿城《蘑菇圈》描述的阿妈斯炯情况相似，外人进入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就像不辨方向的麋鹿。李志芳跟着熟悉的藏民上过好几座山，每次都收获满满。但下一次，她再带着自己人独自前往时，再也没法找到大量的松茸。
藏民是最会与新鲜松茸交流的人，负责最原始的采摘。不管所采松茸的大小，他们将新鲜松茸以每公斤100-300元的价格，卖给李志芳等批发商。这样的买卖，叫做 “统货”交易。
收购完大量统货后，按照未开伞的松茸长度，批发商以5-7，7−9，9−12（厘米）分级，各级别的价格都有几百元的差异。他们再迅速将新鲜蘑菇发至全国各地的供货商、电商、微商手上。
链条一环一环，价格环环走高。
众人追捧真正要品尝的话，很多人其实不认同松茸的味道。
直至今日，理绒家的餐桌上很少出现松茸。不止是名贵。重要的是，藏族人无法习惯松茸嚼进嘴里发出的独特味道。
香格里拉当地松茸流行做法——酥油煎松茸（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汉族人王喆也说，松茸从来不符合当地人口味，他们更乐意品尝价格同样高昂的干巴菌。
松茸变成奢侈品，很大程度是日本人“搞的鬼”。八世纪日本诗集《万叶集》中，松茸被描述为“高本山脊，草伞遍地铺盖、开展、勃发——此乃秋季香韵之奇也”。这种蘑菇很快与秋月、鹿鸣齐名，成为日本文化里秋季的象征。
随着日本本土野生松茸锐减，对松茸痴迷的日本人将触手放至国际市场。云南松茸从20世纪80年代出口日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迪庆州中心支行课题组的报告，日本约占云南松茸总出口量的90%—97%，是出口份额最大的目标市场，剩余少量出口至韩国、东南亚国家。
但在香格里拉，更为当地人传颂的版本是，松茸是日本被原子弹轰炸过后，第一个长出来的植物。抵抗核辐射、抗癌、美容，成为松茸销售商一致对外宣扬的理念。
尽管他们也分不清，松茸到底多了哪种氨基酸，松茸醇摄入多少才能达到抗癌效果。
更何况，松茸虽然由日本人带火，但两国对松茸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
对日本人而言，成熟的、开伞的松茸才是秋日象征和桌上佳肴。
而中国批发商一致的经验是，中国人喜好未开伞的松茸，认为头尾相当的松茸外形靓丽，营养丰富。已经开伞的松茸则被列为三级货，是松茸营养流失的征兆。
《舌尖上的中国》片段，中国市场普遍认为，伞盖打开的松茸品质不佳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内中产消费力的崛起，过去专供日本的松茸变成了中国人的心头好。
“长的、粗壮的不开伞松茸最贵，因为很适合送礼。”王喆解释。
松茸批发商马瑾提供了一个数据，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她收购的近80%松茸交由出口公司飞往日本。剩下的20%——出口公司挑剩的次品，则卖给当地市场。过渡到第二个十年，手上近90%的货发至全国各地，其中，“广东人最喜欢”。
国内市场的火爆吸引了蜂拥而来的从业者。李志芳举了一个例子，四年前，愿意付月租上万元到香格里拉松茸交易市场摆摊发货的，只有40家商户。但到了2021年，新冠疫情阻碍了游客的脚步，进驻的商户却升至130余个。
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数据，云南省松茸出口总产量从2010年1203吨降至2019年的571吨。10年间，松茸出口产量及产值均为负增长。
“主要因为随着冷链物流业发展，国内市场不断增长。” 所长孙达锋受访时表示。
但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批发商们共同的感觉是，能收到的松茸明显少了。这个比例，马瑾说下降了至少20%。李志芳则发现，以前单日1吨松茸的最高发货纪录，今年则变成700余公斤。
埋在森林泥土里的松茸（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理绒将原因归咎于雨水。“下雨来得太迟，松茸来不及长。”根据实践经验，过了农历新年不下雨，松茸便失去修复、生长的机会。而香格里拉今年的天气出现反常，四月才下了第一场雪。
7月2日，迪庆州松茸保护与发展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保护松茸资源，杜绝采收5厘米以下童茸》的倡议，倡议显示，要加强对松茸资源的保护，促进合理开发，实现松茸资源永续利用，造福子孙后代。呼吁全民共护松茸资源，确保科学采集，规范收购；全民相互监督，文明、科学采集，杜绝采收童茸（5厘米以下）。
我问理绒，会担心松茸越来越少吗？
“不会的，”他回答得很干脆。
他还给14岁的儿子计划好了未来：“以后也得挖松茸，一定要做下去的。”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编辑 | 莫奈
排版 | 文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