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下令修建的绝大多数工程都不应视为滥用民力。专家指出，除了阿房宫和始皇陵以外，其他工程不算滥用民力。阿房宫是在秦始皇35年（前212年）开始计划修建的。计划修建阿房宫的是是非非，还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斥责为挥霍民脂民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尾之咸阳。”秦时的咸阳不是今天的咸阳，而是居渭河以北的咸阳。当时，是一座横跨渭水两岸的城市，咸阳一分为二，分为南城北城。并且通过渭水的横桥飞渡相连，大致分布于今西安西北与咸阳西北。秦咸阳城是秦孝公时期营建的，到秦惠文王时，可能也是感觉咸阳人多，宫室不够用，于是开始向南扩张，在渭水以南修建宫室别苑。但是秦国的政治中心，最先还是在渭水以北的咸阳宫，后期才向渭水以南的章台宫转移。秦统一后，计划在渭水以南建筑阿房宫为主的宫殿群，想将咸阳城的重心彻底南移。始皇计划修阿房宫还有一个考虑：始皇每消灭一个国家，就让人丈量并详细绘画出这个国家宫殿的模样，然后按照原来各国宫殿的大小、形状，在秦国咸阳宫内修建各国宫室，供原六国贵族居住。按照执政者设想的阿房宫，确实工程浩大，与当时的国力不相适应，建设起来必劳民甚烈，但是这个设想并没有实现。
修建灵渠，是平定诸越，统一国家，开发南疆的需要。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当时居住着东越（瓯越）；在今福建以福州为中心，当时是闽越的势力范围；再往南，在今广东、广西，分布着南越和西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雎率五十万大军，向这些地区进攻。进攻部队共分五路：一路由今江西东向，攻取东瓯和闽越，是年平定，置闽中郡。另两路取南越：其一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入广西境：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在向南方进攻过程中，秦军遇到很大困难，主要是由于河道密布、山峦纵横，兵员和军粮运输极不方便，因而除平定闽越、瓯越的部队很快取得胜利外，其余几路军在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为此，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开辟粮道，称为灵渠。公元前219年，灵渠修凿工程结束，秦军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公元前213年，秦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与越人杂居。类似现在的兵团军垦。从此，东至海，南至北向户，皆归入秦朝版图。
灵渠是连接湘水与漓水，沟通长江水系的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该运河修筑后，对于沟通古代南北方交通运输，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始终起着重要作用。至明、清，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灵渠与四川都江堰、京杭大运河、新疆坎儿井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著名水利工程。
修筑长城，是防御匈奴，巩固国防，保障内地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北方和东北是胡人和匈奴的地盘，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胡人和匈奴早就同中原的华夏族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战国以来，匈奴和东胡趁内地不断纷争之际，经常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对秦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秦始皇考察北方边境回来后，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从内地移民三万户到河北、榆中屯垦，促进了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匈奴虽然被从阴山、河南地赶走，但军事实力尚存。为防御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伐大批劳力，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全长五千余里的长城，又将原秦、赵、燕为防匈奴进犯而修建的长城，修葺、增补、新筑，连接起来，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秦王朝的北方屏障，对于保障内地人民安定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始皇治驰道，坏城郭，决川防，修“直道”，加强道路交通网络建设，对于发展经济、维护统一、巩固国防有重要意义。公元前220年，秦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汉书•贾邹枚路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从咸阳至碣石，途中多有原魏、韩、赵、齐等国的交界和黄河流经之处，阻碍交通的城郭和“以邻为壑”的堤防，造成水患。秦始皇在巡游中，就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封建割据遗留的残垣断壁。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建一条由咸阳直向北延伸的“直道”，全长约合今1400里，直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这是从首都咸阳至秦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道路。如果曾被蒙恬30万大军驱逐至阴山山脉以北的匈奴再次进犯，秦军即可循“直道”由首都咸阳直达九原，迅速给予反击。这些“驰道”“直道”，以及秦统一中国后修筑在西南边疆的“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在秦王朝修筑的主要道路沿线，分布着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许多重要城镇。这对于促进当时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在政治、军事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确实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不算赋役无度。专家指出，大规模的工程都是在始皇35年左右才开始的，而此时离秦始皇兼并六国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无论是百姓还是军队，已经休整很多年了，此时，有偿征劳役算不上暴行的。阿房宫是在始皇三十五年才开始修建，秦始皇陵可能会早一些，但是，这两处征用的民力很有限，其劳力多为刑徒。即使征用劳力，一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二则能征用的劳力也是有要求的。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劳力，才会征用一到两个，征调劳力之余，也是会为这一家留下劳力抓生产的，而且还给出劳力的人家免赋税。秦始皇提出“上农除末，黔首是福”的农业方针，直到统一后，这一方针还是放在首位，鼓励农耕的政策法规颁布到全国各地。
林剑鸣在《秦史稿》中指出，秦国的兵役制度，如《汉书•食货志》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同时，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个月，叫做“更卒”。而李开元在《秦崩》中说：“依照秦政府的规定，年满十七岁的男子，都有为政府服劳役和兵役的义务，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在本县服役一个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当中，还有一年在本地本县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在首都，或在他郡。这两年集中的徭役，算是一生中的大役，特别是一年的外役，背井离乡，最是沉重。泗水亭长刘季，始皇帝三十五年派上了到咸阳修建阿房宫的徭役，为期一年。”两者除在当兵的法定年龄问题上有分歧外，对秦国征兵制度的理解并无二致。在战争年代，秦国常常会突破或背弃兵役制度，如“长平之战”，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被悉数征发，如云梦秦简中一位叫“喜”的低级官吏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凡爵自不更（第四级爵）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但秦国统一天下后，在秦始皇时期，这种突破徭役制度的法外负担，几乎就不存在了。
秦国的“闾左”即贫困人家为“复除者”，即不服劳役、兵役，这可能超出人们的现象，但是事实。不服徭役的“闾左”大致有三类贫弱人群：一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庶子也称弟子。《商鞅•弱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按秦律规定，一为弟子不得随意改籍，只能世世代代作为依附农民。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为“复除者”之因，田人隆认为：“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役，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役，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役。”根据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两封秦军士兵从战场上发出的家信，可以断定秦军士兵需要自备衣物和费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无田无产无资者难服徭戍，故为“复除者”。二是地主、贵族、商人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三是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李开元认为，当时的贫困人户，被称为“闾左”，闾左当中，夹杂有不少流窜的游民，大规模征发闾左从军入伍，实属罕见异常，相当于置帝国国民于全面动员的紧急状态。以帝国的实情常情而论，不能自立的穷人，难以承担从军的经济负担，被强征编入军队以后，自己困苦，军队也不安稳，大规模地无选拔征兵，不循正道的浪人、不安分的游民会大量流入。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旷日持久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各国间的争夺不复存在，以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已完全控制了政权。加之兵源增多，步兵已取代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军队中无需再征召奴隶、罪徒服杂役，原来为奖励徒隶的校、徒、操三级爵位也随之取消。而为落实军功爵制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和游士一般不服徭戍，已成定法，一直在执行。
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不劳民不可能，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统治者以言废法的现象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更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但在秦始皇时期还不至于穷困万民，广大民众也不至于纷纷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导致国家覆亡。问题的关键，是胡亥、赵高、李斯之流谋逆成功后，破坏法制，滥施淫威，赋役无度，残酷压榨和剥削百姓，才促成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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