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许多人都知晓一项文艺领域的常识：「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但是，在大量叙事的灌输下，很多人也不清楚究竟接受到的文艺作品，是否为本来面貌。试想：倘若有朝一日，竟然发现课本上印的、传媒上播放的、博物馆展示的著名画作《蒙娜莉萨的微笑》，根本不是达芬奇的原始手笔，而原作与记忆印象又相差甚远，那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冲击呢？又或是无伤大雅、一笑置之，弃真相于不顾，继续沉浸于脑海中建构许久的「美」呢？
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中，就有这样一项特殊案例，那便是《黄河大合唱》。
由光未然（本名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诞生在一九三九年的《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著名音乐作品，体裁庞大、政治性质强烈，又以「黄河」为叙事焦点，凸显出鲜明的剧情推进效果，的确是一部出色鸿篇。它有包含混声合唱、女声合唱、独唱、对唱等不同形式的八个乐章，相较于同年问世、亦是冼星海作曲的《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作词），更加集中表现音乐的听觉美感，也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于不同意识形态环境下被唱响。称《黄河》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的代表作品，应不为过。
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包含本人）长篇累牍地考证、介绍《黄河》的版本演进，但人们经常忽视（或未知）《黄河》的样貌如何改变，更不晓得今时大众所聆听、习惯、传唱的《黄河》，几乎脱离了冼星海原始意图。甚至，后人所创造出的关于《黄河》的诸般种种诠释，已掩没了当年被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其所希冀创造的某种艺术追求。
时间倒流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因武汉沦陷，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自陕西宜川壶口下游，东渡黄河，转进晋西南吕梁山游击根据地，过程中抗演三队成员见识到黄河渡船的船夫号子、沿途沦陷区的焦土、吕梁山游击队的战斗场景，除肩赴文艺宣传任务外，还须抵抗日军向游击队根据地攻击的炮火，在复杂险难的地型不断转移。据首演《黄河》的指挥邬析零回忆，抗演三队在陜北靠近延安不远时，光未然因坠马受伤，被送至路程七百华里的边区和平医院，再渡黄河，此时光未然萌生将这一段见闻转化为文学的想法，便蕴酿长诗《黄河吟》的写作。在《黄河吟》创作完成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冼星海《生产运动大合唱》完稿后的五天，因参加抗演三队决定在西北旅社举办歌词朗诵会，冼氏接触到光未然《黄河吟》诗作，有意为之谱曲，即后所谓之《黄河大合唱》。
据冼星海日记，《黄河大合唱》初次谱曲的时程很短，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始动笔，三月三十一日完成，仅费时六日；但期间冼星海健康不佳，自叙：「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足的关系！……身体不好，常睡午觉，他们还以为我是装做的不去开荒！」「身体不好、伤风头晕……」四月十三日晚间七时，陜北公学在延安召开第一次音乐大会，除吕骥、光未然先后发言，其余则是由抗演三队、鲁迅艺术学院及抗日军政大学联合组织的文艺表演，节目内容包含全体合唱《中华民国国歌》，鲁艺演出合唱曲目《船夫曲》《打到东北去》，抗大八人文艺工作团演出《新山歌》《延水谣》《在森林中》，鲁艺由冼星海指挥演出《生产运动大合唱》，抗大五大队演出《军民合作》及《太行山上》，最后才是抗演三队首演《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首次问世，其实是相当简陋的样态，由于延安缺少乐器，只好把能见到的乐器都用于伴奏，编制包括：竹笛、口琴、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弦、主板、木鱼、铙钹、铃、鼓锣、堂鼓、钹，据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献记载，当时甚至使用汽油筒或大缸制作低音乐器，显见条件克难。又据冼星海日记所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的《黄河》首演，其实有些瑕疵，主要是《黄河怨》的独唱走音，所以「给观众不好印象」，而现场观众的对《黄河》的初步体验，是「觉得很雄伟」。四月十六日晚间，抗演三队又于「生产运动总结束晚会」中演出《黄河》，冼星海日记称：「除女声独唱不十分好外，其余都很进步。」随后的五月十一日，为纪念鲁迅艺术学院创办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百余人演出《黄河》，这才出现作曲家满意、认定为「相当成功」的表现，且由于演出结束后，在场观演的毛泽东、王明、康生等延安党政高层，对该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并「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才使得《黄河大合唱》后来的重要地位，奠下基础。
一九四零年，在《黄河》已于中国各地（包括陪都重庆）唱响之后，曾有两次座谈会讨论该作品的成就，参加者包含光未然、贺绿汀、刘雪庵、李凌等，指出除了演出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足以外，乐器音色的搭配亦不协调，且当时许多指挥并不知晓如何处理这部作品。二零零七年，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在艺术总监朱振威的带领下，依照《冼星海全集》所刊印的乐谱，复刻了一版延安《黄河》的演出，模拟当时乐队、合唱的演出效果，据说不少观众在聆赏时，也是一头雾水、很不适应。也可以说，《黄河大合唱》的问世，一边受到大众欢迎，同时也引发专家抱疑，甚至冼星海自己也无法回避作品的简陋状态，于是他「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并认为这种方法更加「国际化」，有利将作品推广到全世界。
画作上的冼星海
直至一九四一年春，冼星海在苏联期间，于莫斯科完成《黄河》的交响版本配器，并将其称为「交响曲大合唱《黄河》」，编列为冼氏作品第七号。这也是人们所谓「莫斯科版《黄河》」。这个版本的配器十分「魔性」，有不少和声、织体的运用脱离作曲常识，且频繁转调、音域过高，使得演奏（唱）的难度大幅提升，且有些音响效果并没那么悦耳。早年间，学界多以冼星海在外困苦、病痛缠身，作为作品新版本效果「奇异」的推脱之辞，但又矛盾于「人民音乐家」的作品岂能有「错」？于是这份莫斯科版《黄河》稿件回到中国后，未能经常演出，尘封许久。一九五零年代，李焕之曾试图简化莫斯科版《黄河》的织体设计，编写出一版谱稿，并曾录制唱片、电影；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因《冼星海全集》的编纂需要，李焕之再度将莫斯科版《黄河》作有限度的调整，并交由上海乐团试演。据说，当时演出虽有安排正式录音，但录音母片被有关单位要求不能公开、唱片无法发行，所幸有一份风衣录音流出，人们才得以稍微认识冼星海作风。
幸好在一九五一年时，莫斯科版《黄河》的手稿被影印成辑，小量发行二百册左右，作为当时中苏文化交流所需的代表作品，而我也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了这份手稿复印件，方能开展莫斯科版《黄河》的校订研究，成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二零一五年五月，上海爱乐乐团在张亮指挥下，联同上海广电合唱团、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台湾新节庆合唱团，假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出原版《黄河大合唱》，这是自一九四一年冼星海配器完稿以来，七十四年首度完整的呈现。虽然，部分观众在乐曲中出现的多处不谐和音响及花腔中，仍有些找不着北的体验，总觉得听到一个不熟悉的《黄河》，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最后十几把铜管、十几架小军鼓齐鸣的震撼效果，还是很能吸引观众掌声。
至于我们现在听到的《黄河大合唱》，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说到一九五零年代李焕之改编的版本，虽曾因唱片、电影的发行，流行一段时间，但很快地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缘故，《黄河》陷入了难以演出的境地。「文革」期间，革命文艺当道，「样板戏」成为主流，《黄河》等一系列抗战时期、十七年时期的文艺作品更是被冷落了。一九七零年前后，受江青的文艺思路、中央音乐学院大字报影响，以殷承宗（时名「殷诚忠」）为首的中央乐团创作小组，开展「留曲不留词」的创作方向，将《黄河大合唱》的部分旋律，改造成如今众人皆知的《黄河》钢琴协奏曲。这部组曲式的钢琴协奏曲，在当时被列入第二批「样板作品」中，除了乐师、独奏家、钢琴的倾情演奏以外，舞台上还须悬挂毛主席像，以及同时播映与乐曲内容相对应的字幕。
时届一九七五年，北京文化界为突破「文革」文化环境的诸般限制，便蕴酿一场关于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一些文献中提及，这或与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女士听从李焕之的建议，曾致信毛泽东表示对《黄河》等作品遭冷落表示不满，有所关联。几经波折，由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负责，中央乐团创作组施万春、田丰、陈兆勋等人执笔配器，重新为《黄河大合唱》编曲，并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首演于北京民族宫礼堂，名义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参演团体有中央乐团、中国歌剧团、新影乐团、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中央人民广播少年合唱团，由严良堃指挥。随后演出多场，获得广泛热烈反应，得到大众极高评价。中央乐团版本《黄河大合唱》，一改原作品复杂的配器织体，以「三化」思维（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将原作品的主旋律，配上颇具功能性质的伴奏和声，使乐队处于「伴」的地位，与冼星海原作品「交响曲大合唱」的思路略有不同，甚至部分配器思路明显源于《黄河》钢琴协奏曲的设计。关于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的产生历程，以及期间的政治情况，于一九七九年被改编成电影《怒吼吧！黄河》，公映于世。
电影《怒吼吧！黄河》海报
而一九七五年完成的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其实欠缺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直至一九八七年为当时纪念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方由施万春补写，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演出亮相。但施氏补写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除去开头琵琶独奏几个音形以外，其实整章的旋律、和声、织体，已跟原作没太大关系，这标准的「施万春作品」，多年来夹杂在其它同被改写的乐章中，被视为「冼星海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虽然包括严良堃在内的诸位乐界前辈，均认为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是基于延安首演版本编写，很能体现「原貌」，但若与一九四一年冼星海亲编的莫斯科交响合唱版本对照，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单纯。从冼星海的原始谱稿中，可看出其深受法国浪漫派风格影响，后又吸收苏联大编制交响乐的创作思维，试图打造一个印象式的演出效果。例如：在《黄水遥》中，「自从鬼子来」一句仅由女声部弱声唱出（中央乐团版是混声四部强音唱出）；《保卫黄河》原本是四部渐入轮唱、层层迭加，成为在前后乐章过渡的曲目，仅作为转场式的片段（中央乐团版改为三部轮唱，经一段主题旋律间奏后，转调为混声合唱，成为完整独立的「战歌」）。又如上文提及，《黄河之水天上来》几乎扬弃原作不用，改以另人新配，强力凸显旋律而失去原本复杂的织体设计，亦鲜见演出艺团如实将真正作者的姓名署于明显之处。
除去前列所提及的《黄河》版本，还有几个有意思的小版本也应留意。
一九四九年，陈田鹤甫至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工作，由于福州解放不久，当时该校学生希望排演《黄河大合唱》，但苦无伴奏乐谱，又听说黄自四大弟子之一在校任教，便有学生将一份《黄河》的声乐简谱交给陈氏，希望能由老师编配成钢琴伴奏的稿本，为福州军民演出；而一九五零年代陈氏在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时，又编配了《黄河颂》的伴奏。由陈田鹤编配的《黄河大合唱》钢琴伴奏谱稿，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延安首演版本加工编配、符合原貌的版本，编曲家加油添醋的地方极少，但其亦有省略《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章、《保卫黄河》仅演唱到三部轮唱止之情况，只能猜测《黄河》在一九四零年代广泛流行时，就已经成为那样面貌了。该版本目前尚未正式出版，原始手稿一直由陈氏后代细心保存。
又「文革」之前，瞿维亦曾将《黄河》编为钢琴伴奏谱稿，并在「文革」后修订出版，虽然这个版本被严良堃评价为「演出效果不顺畅」，但很长一段时间，这份谱稿却是在香港、台湾地区唯一能见到的《黄河》乐谱出版品，港、台有些小合唱团曾利用这份谱稿，一圆唱响《黄河》之愿。
那么，既然《黄河》有那么多种版本，各有千秋，有没有人想到来烹一锅乱炖，搞个大杂烩呢？如果把所有版本的优点集中在一起，岂不无敌了？二零零五年，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在官美如主任的主导下，真的召集了一批作曲研究生着手这项工程，试图集各家之长，达完美之成就，这就是所谓「室乐伴奏合唱版本」。该版本的伴奏以双钢琴为基础，搭配打击乐、少数独奏乐器，神似室内乐版《布兰诗歌》。但若仔细观察，这个版本其实就是中央乐团版、瞿维版的杂交产物，据工作小组当事人的记述，合唱团早已使用瞿维编配的谱稿排练，于是声乐部分只能依瞿维版照抄，而伴奏方面主要参考中央乐团版的设计，于是原本企图以学术考据权威诠释的雄心壮志，也成为一滩泡影了。除了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以外，我还未曾看到有其他艺团演出该版本《黄河》。
二零一九年是《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周年，与二零一五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一样，海内外都有不少演出《黄河》的音乐会，有些演员阵容坚强、演出质量确实挺高，但几乎选择了一九七五年出现、改变原作风貌的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作为演出曲目。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试着思考：我们纪念一出作品、一位作曲家，到底是要纪念些什么？是纪念一个人的创作伟大吗？是纪念作品的历史意义重要吗？那为何不拿那个人本来写的，而是找一个「代笔」来偷天换日呢？
但我还听说，近期有艺团为纪念作曲家施光南冥诞，托人写了一部「歌剧《施光南》」热闹上演，希望让观众透过该剧了解作曲家的伟大之处，但却不是让观众直接欣赏该作曲家的作品。（更何况施光南也写过两部歌剧呢！）这样想来，虽然现在能聆听到的《黄河大合唱》不完全是冼星海原作，但好歹留了点本来旋律下来，冼星海的命运还是好上一点了。且听且珍惜吧！
仅以此文，纪念《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周年。
本文刊登于《三联爱乐》总第236期（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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