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孔乙己》里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其实，鲁迅写出这么一段，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周作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窃书的故事》刊在《新民报晚刊》上，其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鲁迅先生和当时一位文人之间。
京师图书馆里藏着一部宋板书，但是，却规定“此书一概不外借”。大师因为在校书上颇有建树，于是，图书馆就特意腾出了一间清净的房间供大师校阅。因为图书馆方需要一人与大师交接书籍，于是，这一任务就交付给了时任科长的鲁迅。不几天，大师又放话，要来馆中校书，通知让人去交接宋板书，于是，此事依然是鲁迅亲理。
不过，这一次这位大师却彻底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坐实了“窃书”的罪名。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鲁迅到的时候，只见大师已经收拾妥当，只等鲁迅来收书。鲁迅一到，大师就带着佣人起身要走。鲁迅这时突然留心打开楠木盒子检视，谁知，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大师一眼看出了破绽，于是，便责骂随行的工友没有把书放好。工友随即伸手到网栏里去取宋板书。至此，鲁迅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收了书离开了。
周作人又在文中补充说：此后鲁迅每逢回想起过往种种险象，仍然对这件事心有余悸。倘若，他当时没有仔细检查一眼，恐怕他现今还在遭受失书的罪责。从那之后，鲁迅就最痛恨这位大师，因为险些上了大当，从此也笃定一个念头“藏书家即是偷书家”。鲁迅也在心中给这位藏书校书大师下了定论，藏书家爱书成癖情理之中，但是，为占为己有不择手段就略显卑劣了。
这个故事并不是周作人杜撰的，而是从其兄长鲁迅那里听来的。
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卓彰，对他的文字世人耳熟能详，但是，少有人知道他还曾任职过教育部的科长。
当时，鲁迅下属于傅增湘——中国近代知名的藏书家，擅长校书，二人曾有一段过节。起因就是，鲁迅先生因为时遇饥荒，打算把藏书卖给傅增湘，谁知道傅增湘出了口白菜价，鲁迅一气之下不卖了，并且，还认为傅增湘行为不端，有“偷书”之嫌。
周作人在文中并没有给这位人物署名，只是根据实情给主人公贯了一个“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头衔。这么一来，对于读者而言，主人公究竟是谁也就不言自明了。甚至，连黄裳在《藏园佚事》中，也曾讲述过鲁迅与傅增湘间的故事。
痴醉藏书的傅增湘没有得到想要的古籍，反倒在鲁迅的口中、周作人的故事里、黄裳的文中以“窃书贼”的形象活泛，后世熟知或景仰于傅增湘藏书校书功业的人，听闻此事无不惊呆。不仅如此，鲁迅还曾撰文在另外一个故事中讥讽傅增湘“偷书”。
故事发生在他的工作之中，仍用他一贯辛辣讽刺的文风。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记载了一个群体欺盗案：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等，对清政府遗留的内档进行了清整。文中未出现任何实名，而是以单个英文字母代指。传言，这些英文代称并非随意选用，而是根据每个人姓氏拼音的缩写。
从史料来看，傅增湘曾在1917年之后的一两年里任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所以这个F先生不难猜测正是傅增湘。Y次长所指应是袁希涛，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在江苏组织了“义务教育期成会”，曾于1915年及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先后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蒋维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曾先后多次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那么这个C参事指的就是蒋维乔。
鲁迅在文中这样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是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在鲁迅记载的这则群体盗书事件中，最另人咋舌的是：全部门人几乎都参加了，但是，惟他自己独善其身。这就恰如屈原在诗赋中歌哭，处在如此境况中的鲁迅，则现身以文字为武器，去披露讥讽故事中的人与事。
参考资料：
【《窃书的故事》、《藏园佚事》、《谈所谓“大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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