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偶然

1、第一次和银行打交道

1979年,高考落榜后的我并不甘心,由于在班里一直是尖子生,老师和同学们都劝我复读,而我却选择了扎根农村,一是受“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可为”的熏陶,二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当时,虽然广播里正宣传“小岗经验”,有的村已开始分田,但我们村的干部怕走错路线,大喇叭里天天播“集体主义思想永放光芒”,一家六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挣工分,兄妹四人同时上学确实负担不起。于是,作为老大的我只能选择牺牲自己。

在生产队干了半年后,进大队副业当了会计。大队办公室订了好多报纸,喜欢读书看报的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看报成了我的最大喜好。突然有一天,我从报纸的夹缝里读到了一则重磅消息,大意是江苏南通为帮农民脱贫致富,从法国引进了獭兔良种,并介绍了该兔的发展前景。我眼前一亮,立马作出了率先引入的决定。

想法很超前,现实却骨感,没钱啊,没钱怎么办?便试着向银行借,这是我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村里的信用社代办员是一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姐夫,当时正有扶贫贷款任务,听了我的想法后,二话没说就让我在借款合同上按了手印,点给了我500元钱。只所以办的如此顺利,是因为我们家养着几十只长毛兔。最初的六只种兔是半年前扶贫办给的,当时每家一组(一公二母),有的家庭不要,我便多领了一组。

兔子繁殖很快,才半年的功夫就变成几十只了,加上兔毛涨价没少赚,母亲在姐夫那里其实存着钱,可我没敢张口。

怀揣500元借款,我一夜未眠,次日一早便踏上了南去的征程。

一到南通,眼界大开。那儿开放的早,步子迈的快,个体作坊已比比皆是,农村经济更是气象万千,养鸡养兔的、养鱼养虾的、养鸟养狗的、养马养猴的都有,种植业也花样繁多,我们没听说过的草莓在那儿早就上市了,好多家庭已告别土坯房住进了小洋楼。目睹这一切,我热血沸腾,暗暗说:“你们行,我也行!”虽然每组种兔三百元有点贵,但还是咬咬牙买了。

1983年,我第一个在村里盖起了新瓦房,并镶上了明亮的玻璃门窗,同时办起了家庭兔场。伴随着土地承包制的落实,农村立刻改变了模样,于是我便拿起了笔,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描绘,家家的广播喇叭里很快传出了我的名字,传出了我的心声。

人怕出名猪怕壮。随着“发家致富带头人”“新长征突击手”“优秀通讯员”等一顶顶桂冠的闪耀,《山东科技信息报》《农村大众》《山东画报》《农民日报》等媒体相继进行了专题报道。于是,不是名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2、头一回当领导

出名之后,村里的大喇叭时不时就喊我去村委,不是见领导就是见记者,我有些不适应,但又不得不应酬。

1988年的夏天像蒸笼,我正在树荫下读张炜的小说,村里的喇叭又响了,去了才知道是建行的三个行长,说是准备在我们村集市旁设营业所,让我当主任。

这是我头一回见行长,也是头一回有人封我官,但被我一口回绝了。原因是姐夫干代办,怕争了他的饭碗。见我有些为难,行长们研究了一下,作出了如下决定:让我顶名干主任,配俩员工具体办业务,员工工资暂定每月60元,给我特殊待遇,每月100元。

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中专生每月才发三十二块半,大学生也就每月六十多,行长们的工资都不过百呢。但我还是没答应,不是钱的事,我一斤兔毛就卖一百多,一对种兔都能卖六十元,还差那一百元?关键得讲良心,信用社借钱帮咱致了富,咱不能过河拆桥。

尽管没答应,但营业所开业时,行长们还是亲自上门邀请了我。为了表示祝贺,我存了三千元,当时三千元可是个大数字,行长一高兴便来了个现场认命,生米一下煮成了熟饭,弄得我手足无措、哼哼哈哈地表了几句态后,便稀里糊涂的当上了官儿。

当时的任务不重,每月一万,后来升到了三万、五万,由于自己有俩钱,关系又广,加上村里乡里的领导支持,月月轻松完成。可好景不长,随着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各行开始抢滩农村。那会儿,城市及企业改革尚未开始,而农民的腰包却率先鼓了起来,都想捞几片肥肉。一个不足四万人口的乡镇一夜之间冒出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加上信用社和农行分家,邮政储蓄的开通,以及乡基金会的成立,一下步入了战国时代。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何况七雄争霸?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出山了。

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幸好我都占。出山后没半年,近百个代办点应运而生,他们有的是村官、有的是商贩、有的是万元户、有的是包工头……那会儿论势力,基金会坐头把交椅,因为有乡里支持,存贷宽松,得民心者得天下嘛!虽然后来问题多多被取缔,但当时却是一匹真正的黑马,连经营多年的信用社都望尘莫及。尽管形势逼人,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但经过努力,建行始终稳居前三。后来,虽然四大国有银行在农村的网点都移交给了信用社,但那段经历却难以忘怀,即使到了现在,回到老家还有人喊“主任”。

3、第一次有压力

1995年秋,临沂市建行组织了一次临时工转正考试。考试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问答题、珠算和点钞,沂水行有一百多人参加,结果只考上了二十多个,而我们所就占了俩。转正后的我顿觉压力培增,干劲更足了,天天骑车绕着百崮千山转,渴了掬一捧山泉水,饿了就在代办员家凑合,至今忘不了香椿煎鸡蛋的香味儿。

那些年,我有三怕。一怕代办员出问题,二怕别人借钱,三怕年终决算。

怕什么来什么,每次查账都会发现一些问题,有的开空头存单给村里顶提留集资、有的开空存单给犯了计划生育的交罚款,短库的事时有发生,幸亏发现及时,连哄带吓唬的作了补救,好多所就是因为发现不及时,导致负责人犯了错误。

作为银行,有存有贷才正常,而那时的银行政策性很强,国有银行一般不向农户贷款,这就难煞基层主任了,有时为了帮客户解燃眉之急,不得不低下头去求基金会。最怕的是亲戚,兴借不兴还,在他们眼里,你开着银行,又是暴发户,借是应该的,不还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和我沾亲带故呢?如今,他们的孙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见了面倒也客气,唯独不提借钱的事。

由于网点多而分散,一到年终决算就犯愁,提前三天就得准备,大多代办员都很配合,就怕出现个别。有年决算前下了一场大雪,树枝都压弯了,到三十号天黑了,远在纪王崮前的两个代办员因大雪封山迟迟未到,急得我骑上摩托就往那赶,赶到时已是晚上八点。为了抢时间,水都没喝就往回赶,由于山陡路滑,白茫茫一片,只得双脚着地漫漫往回爬,摔了几个跟头不说,回到单位时已是凌晨一点,不下车还好,一下车就站不起来了,烤了大半天才缓过气,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4、与大学生为伍

1999年初秋的一个中午,县行突然拉着两车人唿啦啦涌进营业所查账,我心里咯噔一下,平时查账也就来三两个人,前几天就听说几个乡镇小所就撤并了,莫非……我不敢往下想,当工会主席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蔫了,昨天还号召全所齐心协力向千万目标冲刺呢,今天就交枪了。

办完交接后,我被调到了武家洼所,这个所地理位置优越,南临沂城,北挨跋山水库,被食品城包围着,潜力巨大,是全行第一批突破千万的所之一,高时达到了1300多万。但由于各行在这里竞争激烈,加之负责人是临时工,即将面临清退,积极性自然不高,不到一年的功夫,存款余额就跌了一半,让我去,就是当救火队员。

上任没几天,开始清退临时工,而所里除我之外全在清退之列,正当我担心成为光杆司令的时候,县行给我派来了3个大学生。那年,全行就分了仨大学生,一下全给了我。

我有些不理解,便提出让贤,哪有高中生领导大学生的?行长说:“我高小生不照样领导高中生、大学生吗?这批大学生有点特殊,各单位都不待见,也就你能打磨他们的棱角。”

其实,相处了一个阶段后,发现他们并没什么棱角,虽然他们学历高,个个戴眼镜,其实肚子里的墨水并不多,社会经验更少,有时想卖弄一下,被我三言两语就呛的缩脖子;光呛也不行,主要是用事实感化,在生活上照顾,发现其闪光点加以肯定。没多久,我们就融合在一起了。人心齐,泰山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储额直线上升,很快又回到了一千万。

随着电算化时代的到来,微机操作员成了香饽饽。全行大学生没几个,大都没操作过电脑,于是,我手下的仨大学生便有了用武之地。为了成全他们,我暗地里对他们要求更严,三天两头往行里跑当说客,后来他们个顶个成了行里的骨干,有的还被市行调走。

5、一顶三

2000年春,我被调到县交警大队服务,与交警队的几个财务人员合署办公,他们开票我收钱,有时他们开会或有事,我身兼两职。别看这个窗口小,业务量却挺大,体检的、办证的、交违章罚款的、处理交通事故的天天排着长龙,原先三个临时工在这里忙都有些吃不消,可随着临时工的清退,行里人手紧缺,正式工们谁也不愿来,我就成了不二人选,一干就是两年,既是主任,又当会计,还是出纳,一天到晚像机器人般在那儿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累得手脚发麻,腿疼腰酸,偶尔上趟厕所,都得见缝插针。

由于缴费的人太多,大厅里人满为患,特别快下班的时候,大伙都往柜台挤,由于熟面孔太多,我不敢正眼看,只管低着头在那儿开票收钱。时不时就有人大喊:李主任,李主任,帮帮忙,我家老人还在医院,有的说急着接孩子、有的说已等了三天,啥情况都有,弄得我心烦意乱。

当了两年的光杆司令,管我叫主任的更多了,虽然大多我不认识,但他们叫得却亲切。

6、抹不掉的主任称呼

刚进建行的时候,我是全行最年轻的所主任,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后,我又成了年龄最大的主任,为了给年轻人让位,我选择了退二线,从而结束了在基层摸爬滚打的日子,但无论退居二线还是退休之后,无论走到哪里,看着建行俩字仍觉亲切,与朋友小聚总爱提那段难忘的岁月,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柜台前站站。而随着银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手机银行的开通,对柜台的依赖已渐行渐远,偶尔回一趟那个曾经的家,也都换了新面孔。然而,当你漫步于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时,仍有人会认出你,还是那么亲切地喊你一声“主任”。

没当上主任心里太难受 在希望的田野上(1)

作者简介:偶然,又名木子,本名李春兴,1961年生,山东沂水人,《鸭绿江》第二期函授学员,1988一一2004年就职于沂水建行,后自主创业。上世纪80年代开始爬格子,发表过小说、散文、故事百余篇,著有《崮乡往事》《天上王爷》两部文集,现为临沂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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