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原无贵贱，只要安分务正，就是他剃头、唱戏、缝衣裳不算低下；
品格应分高卑，若是任意胡来，哪怕你做官、为宦、当皇帝照样肮脏。
这是著名戏剧作家，蒲剧史学者墨遗萍撰写的劝世联，颇能反映他的处世态度。
墨遗萍一生耿直狷介，特立独行。他看不惯以势压人，以强凌弱；见不得趋炎附势， 小人嘴脸。他敢驳上级的面子，敢以逆耳忠言面折廷争。在蒲剧创作和研究领域，他是公认的造诣高深的大家，但却不能见容于某些上级领导。且不说前半生投身革命，辗转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那是革命的需要；也不论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供职于山西省文联、北京中国剧协《剧本》月刊编辑部、临汾晋南蒲剧院、西安陕西省戏剧研究院等单位；单就他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加之他在戏剧界的造诣和威望，一辈子没混上个像样的官，这在中国当时官本位的社会，就显得十分反常了。其实这也十分正常，因为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拘常规、天下任我来去的名士。
追求光明少年郎
墨遗萍本名李毓泉，曾用笔名歌黎明、天外天。墨遗萍原是他参加革命时的化名， 后成为他的正式用名。
关于墨遗萍这个名字的来历，据说是他从小读书时特别喜《墨子》，特别崇拜墨家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因而取名墨遗萍，表示愿做继承和发扬墨家遗风的一叶青萍（一棵小草）。传说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晋南有句俗语：“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墨遗萍”取“没一瓶”的谐音。后来与友人玩笑之间，墨遗萍说，也有这个意思吧。无论是哪一种版本，都可见其独特的个性。
1909年夏历正月二十五日，墨遗萍出生在晋南平原河津县小梁乡南原村。他的父亲李洪辰系清末己酉拔贡，是当地名儒，很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墨遗萍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四书五经、诸子经典，虽不能解其深义，但传统文化的熏陶，已在他心灵中打下烙印。
1923年，14岁的墨遗萍进入河津县第一高小读书。在学校里，他不时读到高班同学、升入山西省立一中的邓国栋（河津人，1924年加入中共，山西全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太原邮来的《向导》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产生了极大触动。面对国内军阀混战、北洋政府不顾百姓死活争权夺利的不平等社会现实，他真切感受到这样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大的改变，百姓才会有出路。1926年秋，他从高小毕业，进入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当兵。1929年后，他发誓以“新我向旧我宣战”，创办了 “新我学术社”， 联络进步青年，探求救国之路。1930年，在同盟会元老景定成的指点下，他与中共地下党运城地区负责人闫子祥、姚晋太取得了联系，从此走上了有组织的革命道路。
与当时大多数受苦受难大字不识的贫苦工人农民不同，墨遗萍并非生活无着投身革命找饭吃，他是从内心接受了革命思想，告别封建家庭而投身充满凶险的革命道路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民众义愤填膺，掀起了要求抗日的浪潮。墨遗萍在中共河津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民众捣毁了河津县国民党党部，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办起了 “露天学校”，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写文章，作演讲，“奋臂向前， 锐不可当，慨然于天下兴亡为己任。”这年冬，在姚晋太介绍下，墨遗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阎锡山当局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三晋大地一片血雨腥风。因为墨遗萍是记录在案的捣毁国民党河津县党部的“要犯”，国民党当局向他发出了通缉令。他冒险渡过黄河，逃到陕西省宜川县，以出卖笔墨纸张谋生。后来，他结识了父亲李洪辰的学生、宜川县教育局长张伯玉，被聘为宜川县第一高小语文兼美术教师。在任教之余，他与中共宜川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秋，父亲病故，墨遗萍回家奔丧，黄昏时分才进家门，不到半夜，河津县公安局闻讯包围了南原村，企图缉捕他。多亏他熟悉地形，从村东头攀上一座悬崖，逃出虎口，在附近村庄一家马棚里躲藏了两天，才死里逃生重返宜川。
不曾想宜川县当局也在缉捕他，幸有当地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才使他转危为安。1935年初，墨遗萍潜伏延安甘泉一带，与延安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此期间，他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他曾打进国民党内部策划兵变，也曾沿街提篮小卖聊以糊口，直到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北上抵达陕北吴起镇之后，他这个地下党员才公开了身份，进人陕甘苏区，担任省委文书。
1937年初，墨遗萍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冬，他被分配到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任秘书科长。根据他的文艺特长，组织上让他协助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筹办边区文协。1938年他又先后被任命为边区战地服务团第三队指导员和边区文协总支部书记。同年秋，他与柯仲平、马健翎创办延安民众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兼教育科长。
1939年春，上级调他到怀庆专署担任秘书，与赵守一、史虎娃创办农村戏校(陇东剧团前身）。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专署第二科科长，负责文教工作，并创办起“小朋友函谈社”，亲自主编《函友》周刊。这是抗战时期在延安带有自发性质的一种报纸，用函寄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在敌占区发挥了很大的抗战宣传和鼓动作用。谢觉哉、周扬等领导人都为该报写过文章，毛泽东还曾亲笔为之题词。当时，刚届而立之年的墨遗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白天上前线各部队和地方去采访，晚上撰写成文并编辑印刷，经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每期报纸刊出，他都要设法托人转呈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延安广播电台还面向全国介绍过这份有特色和战斗力的报纸。
1941年，墨遗萍调任陇东粮食调剂处处长，次年改任陇东博义大药房经理。不久， 陇东展开了整风运动，墨遗萍受到冲击，被调往延安离职接受审查。墨遗萍得到甄别平反后，于同年冬天，正式调任延安南区合作社剧团担任教师和编导。从此，他的工作重点便转向戏剧事业。这既是组织上的安排，也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此后近四十年的后半生，他一直从事戏剧事业，戏剧成就了他的盛名，也使他遭遇了诸多人生的曲折和坎坷。
抗日战争胜利后，墨遗萍调赴山西太岳区，担任剧协主任，兼任《太岳文化》的编辑和《新天地》的主编。1949年7月，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人士汇聚北平， 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墨遗萍作为太岳根据地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同年12月，他参加了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留在太原担任了山西省剧协副主席。剧协刚成立不久，他即领衔创办了山西省蒲剧学社，自任社长。翌年担任山西省文教厅创作组组长，兼山西省文艺丛书社主任，同时又筹办了山西省蒲剧社直属剧团（山西省大众蒲剧团的前身）。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到山西大学当了副教授，1956年秋，经赵树理举荐，调任中国剧协《剧本》月刊编辑。同年冤案平反，恢复党籍。1958年初，他又返回山西临汾，任晋南蒲剧院副院长，1979年，他调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顾问。1982年3月 4日，在西安病逝，享年73岁。
戏剧创作大手笔
1942年冬，被迫离职审查回到延安的墨遗萍有一年多的听候甄别时期。在此期间， 受到冤屈的他并没有泄气停止工作，而是埋头创作，名噪一时的《河神娶妻》、《正气图》、《洪承畴丑史》等剧目，就是在这种逆境中先后写成并排演成功的。1944年至 1945年，他经常率“延安南区合作社剧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给中央首长们演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好评。此前，他曾率陕甘宁边区战地服务团在抗日前线边战斗边写作，创作出数以百计的抗日故事剧、表演唱， 成为他后来戏剧创作的“预热期”。
墨遗萍一生创作改编的剧本有三四十部，其中代表作有《正气图》、《河伯娶妻》、 《乞巧图》（又名天河配）、《青田县》、《张风娇》、《满天飞》、《棠隶之花》、《岢岚县》、《飞虎岭》、《是谁之过》、《龙女牧羊》、《皇帝与妓女》、《柜中缘》、《清官轶事》、《卧虎令》、《弦高犒秦》、《灰阑记》、《龙门记》、《润笔宴》、《是谁之罪》、 《国破家亡》、《石人泪》、《悄悄事》、《五色棒》、《白袍将》、《宴子治阿》等。其中《河神娶妻》、《正气图》、《是谁之罪》等十余部剧本解放初期被编人“华北人民戏剧丛书”，在上海出版，发行全国。《正气图》富有民族特色，戏剧性强，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剧种竞相移植，京津沪舞台上常有演出。
戏剧圈中有人说，墨遗萍孤傲自赏，很有点“霸气”。20世纪50年代，他的一个剧本将要付梓出版，因为与山西省委某个领导人持有不同意见，他一气之下竟然将剧本原稿拿走，宁可不出版也不接受“外行”的干预。这就给人留下了 “傲气凌人”的印象。其实，墨遗萍特别注意倾听来自行家和观众的意见。1963年，在创作《龙门记》时，他在河津龙门剧团一些干部和演员的建议下，亲自步行到龙门村，一连住了四五天，仔细观看了古代大禹凿龙门残留的遗迹，搜集了 “禹王锁蛟”、“老妪梳头”、“晏公行船” 等鲜为人知的故事，经加工编排写人剧本中，大大丰富了剧本的立体感和戏剧效果，试演时又主动听取演员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才搬上舞台。
墨遗萍在创作剧本中还特别注意考虑到剧情与表演艺术的结合。比如在四折十三场的大型蒲剧《润笔宴》中，为了让蒲剧演员甩帽翅的“绝技”有充分展示的机会，他把剧中赵星瞻对当官垂涎三尺的丑态放在剧中第十场“说亲”的特定情境中，让赵星瞻一上场就面对挂在墙上那顶很显眼的乌纱帽而发呆发痴，传神地刻画了一个官迷的形象。类似这种刻意的编剧手法，在墨遗萍的剧本中俯首皆是，不胜枚举。
在剧本创作实践中，墨遗萍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他曾用四句七言诗把剧本创作的 “起”（开头）、“承”（发展）、“转”（高潮）、“合”（结局）说得清清楚楚，又十分贴切：
一江春水向东流，大雨催来浪奔流。怒涛狂卷江心处，余波来已船到头。
墨遗萍不仅以自己的剧本丰富了蒲剧剧目，而且对蒲剧的音乐、唱腔改革和演员表演、导演艺术，甚至对舞台美术也多有卓见，许多戏剧专家对此有所撰述，笔者于此纯属外行，不再赘言。
蒲剧史魂启后人
墨遗萍对戏曲艺术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对蒲剧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他有筚路蓝缕之功，堪称拓荒者。他一生热衷于对蒲剧发展历史的考究和探讨，极善于深入乡村底层寻觅这一剧种的来龙去脉，探索它的渊源迹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墨遗萍就开始了蒲剧史的研究。1959年晋南戏剧协会编印的 《蒲剧十年》收录了全国戏剧界对蒲剧的研究评论，作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文化项目。其中开首第一篇即为墨遗萍的《蒲剧小史》，附录中还收了他的《记几个古代乡村戏台》。该书被誉为蒲剧研究的最早范本。
20世纪60年代初期，墨遗萍又主持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蒲剧史迹田野调查。1962年10月，中共山西晋南地委下达了大力抢救戏剧遗产，搜集记录资料的指示，一个普查、搜集、记录、整理、研究蒲洲梆子史料的大型工程迅速在晋南各县展开。时任晋南蒲剧院副院长的墨遗萍亲自参与了家乡河津的戏曲资料普查。为保证普查的质量和效果， 他在普查一开始就列举出十六方面的内容：剧本、剧目、剧人、剧班、剧楼、剧对（对联）、剧颂（赞词）、剧物（道具）、剧碑、剧闻、剧俗、剧出（本事）、剧作（当地创作）、 剧癖（喜好成癖）、剧题（舞台题壁）、剧流（外来剧种），并对普查人员提出了 “犟、牵、粘、勤、细”的五字工作要求。不仅仅是制定普查方案，提出普查要求，墨遗萍还亲自带领普查组下乡实地勘查。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延安”工作起来毫不马虎，不坐车， 不骑自行车，说骑车子容易走马观花，他要亲自察看农村戏台和戏台碑碣。只要打听到有戏台和戏曲方面的文物，哪怕是翻山越岭，他都要亲自到场。河津县樊家庄《重修乐楼记》在古庙的土墙上嵌置了半个多世纪，字迹全让陈土泥浆糊实了，墨遗萍硬是和普查队员们用水冲刷，用钉子、刀锥抠刻，用手指头一划一划将文字抠出来。为了弄清古垛村后土庙元代戏台建立的准确年代，他们只有通过正殿梁脊板上的刻字来佐证。可惜正殿内部光线太暗，梁脊距地面五六米高，加之年代久远，刻字模糊不清。这时墨遗萍想出一个办法，借室外阳光用镜子来折射，“元延五年创建明代重修”的字样隐约可辨。一行人欢呼雀跃，真正体会到了发现历史真迹的滋味。
墨遗萍一行前后历时73天，深入12个公社45个村庄，召开了上百次爱戏、知戏者的采访座谈会，走访得滴水不漏，几乎做到了有剧目必究，有名伶必录，有剧本必抄， 有戏俗戏闻必收，有戏台题壁、题词，连拍照带抄写，曾经成立过的戏班子一一询问登记。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戏剧普查，选录剧目844个，其中眉户85个，说唱节目83个， 河津小调37个（包括本偶、皮影戏在内），汇总成册后，分为剧目及剧本、剧出、剧班、 戏箱、艺人传略、舞台题壁、舞台与碑碣、戏对与戏诗、剧俗与剧闻、传闻琐事共10部分，这部田野普查的成果《戏剧文物资料集》，成为当今戏剧研究的“母本”。
墨遗萍有一句治学格言：“下傻功夫，求活学问”。他正是这样做的。在这次普查的基础上，他先后推出了《蒲剧探源》（1963年）、《蒲剧史骸》（1978年）和《蒲剧史魂》 (1980年)。其中临终前两年凝注一生心血写就的《蒲剧史魂》被文化学者毕星星称为迄今为止“研究蒲剧史难以企及的范本”。
对《蒲剧史魂》，毕星星有一段评述：“《蒲剧史魂》共8万字124页，薄薄的一本小书。为什么这么薄小？墨遗萍执意用文言书写。1978年新时期划时代，墨遗萍晚年用文言写作，用意也在执意复兴传统。依此一斑，也可以看出老爷子的怪脾气。就是这又薄又小的8万字，奠定了蒲剧史研究的权威地位。在束缚严格的文字空间里，他谈唱腔、 谈音韵、谈乐器、谈演奏、谈剧本、考家底、探源流、辨胚胎、析特色、说沿革、论兴衰，最后总结出俗曲战胜雅乐的艺术发展历史规律。材料之丰富，引征之博学，感发之颖悟，结论之厚重，蒲剧界无人能匹。”
1979年，墨遗萍年过古稀，仍壮心不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迎来了 “艺术的春天”。他设想西行古都西安，另行开辟一块蒲剧的天地。20世纪四十年代，他曾召集了一批优秀的蒲剧艺人，在西安组团演出，隔黄河与晋南唱和呼应。他知道蒲剧在西安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想以民间方式扩展蒲剧的地盘，扩大蒲剧的影响。在他的陇东时期老战友、时任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关照下，他调入陕西省戏剧研究院担任艺术顾问。不曾想当时陕西省正在大力振兴秦腔，在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下，连沿黄河一带的蒲剧老区都被迫改唱秦腔，西安更是没有蒲剧的立锥之地。带着无限的遗憾，墨遗萍终老于西安。
临终前的当晚，他还在伏案查阅资料，写作《梨园古都》，不料文章刚一开篇，他却遽然长逝。毕星星在《剧坛怪才墨遗萍》一文中发现感叹：“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不世之功，高山仰止。他的耿直狷介，刚强不屈，也成为后一代知识分子不可企及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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