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湖北汉阳人，出生于1930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岁。
余敦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对儒、释、道三家均卓有建树，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特别是在儒学、玄学、易学三个领域，用功最深，建树最多，成果斐然。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魏晋玄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合著）、《中国哲学论集》、《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易学今昔》、《汉宋易学解读》、《周易现代解读》、《哲学导论讲记》、《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等。余先生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具思想创造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易学研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国内外学者所推重。
关于儒家，余先生在《论儒家伦理思想——兼论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而在于伦理思想……在历史上呈现为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它的内部的逻辑结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关于玄学，他认为，玄学的本质是玄学家在极为严峻凄惨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探求天人之际以便解决个体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探险。他结合自身人生体验，从得意忘言的角度重新探索魏晋玄学的本质，在此领域开出一片崭新天地。他的易学则从文化精神演变的高度，从价值与真实的历史连接上，重构了易学思想系统而卓然成家。他还深入探索中国古代宗教，以便为中国哲学寻找早期源头。他提出诠释学是中国哲学唯一进路的思想，会通中西，跨越古今，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关注中国文化精神的阐发，孜孜探求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余先生多年来传道授业，以身垂范，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弟子，在相关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学生已是专业领域中的翘楚，以下邀请了余先生的几位学生，从不同角度叙述先生的思想风貌，以表达对这位哲人、思想家的景仰与哀思。
2014年12月8日，北大严复讲座《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此为余先生最后一次讲座。
我是余敦康先生众多学生弟子中最晚入师门的一个，是名副其实的后进。当时先生已七十多岁，却也正是精力尚健、学问气象日臻淳和的时期，先生的“易学三书”均在这段时期写成出版，那是先生学问积淀几十年后“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作。先生一生钻研学问，历经坎坷仍矢志不渝，先生的品格气象、胸襟格局、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以及淑世的忧思与情怀令我感到由衷地敬佩和景仰，常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叹。回顾追随先生研读《周易》的十几年，深受先生的关心提携和谆谆教益，自身所接受到的不仅仅是思想和学问的滋养，更是人格气度、视野眼光的开拓，以及处事为人、安身立命的智慧与把握。先生于我，是恩师，亦是慈父，能亲炙先生的教诲，乃人生之至幸。
2017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纂出版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一批十部经典解读著作，第一部就是《周易》，以余先生《周易现代解读》为底本进行编撰和修订，我有幸承担了具体的整理和撰写工作，得以更深入和较全面地了解余先生的易学思想。
余先生早在1997年1月就出版了《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一书，那是余先生关于易学史通论研究的一个部分。从书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在有意识地苦思寻找一条贯通之路，他所希望找到的贯通之路不仅仅是从易学史学术层面上的，而更应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文明史的兼容体用、贯通古今的精神文化之路。余先生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论证，使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得以呈现，使那条隐藏在时间洪流中、时代更替和纷纭世事之下的根本脉络得以清晰。这种贯通，既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有价值论的意义，更有对未来进行方向指导的开创性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这条路为主干，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体大思精的体系，每个个体都置身于这套文化体系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历代思想家、学者们在这套体系中，既有理性的超拔与追求，又有情感的温润与满足，既受它的约束，又借助它的力量，生生不已，不断开拓向前。余先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他要把它清晰地勾勒描述出来，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找到中国哲学的目标与方向，从而解决时代的课题。他将理性的思索和热诚的情感投入到寻找贯通之路的研究之中。由于有这样一个宏观的架构和明确的主体意识，余先生的研究，既有着高屋建瓴的格局和视野，同时也注入了非常深切的生命意识和时代感，正如中国社科院赵法生研究员所言：“余先生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切入中国文明史的深层河床，在古今之变的视野中体察中华文明精神的根本所在及其现代方向，使得其学问在当代学坛上卓然成家。”（赵法生《以时代意识切入中国文明史》）
2016年6月，余先生的自选集《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出版，与《内圣外王的贯通》出版相隔已有二十年。我参与协助余先生做了一些具体而微的工作，因而略知先生哲思属意之所在，篇目是余先生亲自选定，他从这些年来多部著作中选出了六篇文章，上编讲起源，下编是展望。在上编中，从夏商周三代宗教说起，阐述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接着论述了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继承与转化，然后论儒家的伦理兼论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分别从宗教、哲学、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及特征。在下编中，余先生选取了张载和程颐的易学思想为代表，论述张载天人之学的终极关怀和程伊川的外王理想与政治运作，将两者的思想相互参照，各有侧重地阐述传统中的内圣、外王之学，而自选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则是回到轴心时期，找到起源处的一体贯通之点，并通过对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三先生的关于易道探索的分析与提炼，余先生提出了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展望。余先生指出，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连续与中断的统一，大批现代哲学家，融贯中西，通释古今，上下求索，为了建立传统与现代的联结点，延续中国文化的慧命，作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怀着现代人的焦虑而复归于传统，根据《周易》中“太极”、“太和”概念，阐发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想，为陷入困境的中国文化重新点燃了精神的火焰。余先生指出，这种哲学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凝结着真善美的太极，是贯穿着和谐统一的太和。太极和太和是中国哲学的永恒价值和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虽然在现实中，会有许多诸如“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困惑，当前面临现代性的中国文化仍在努力走出困境，但只要精神的火炬重新点燃，和谐的理想被重新发现，只要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去探寻，就可以找到并达到理势合一、真际与实际交相辉映的太和境界。余先生充满希冀与热情的论述，饱含着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热切期望，饱含着一位哲人对这块悠久深厚的文化土壤的反思与热爱。他以冷静的哲思和生命的热度贯通了这条从起源到目标的中国哲学之路，先生的忧思和追寻以及途中的困惑可以稍解了。
先生已逝，在仓促之间写就的这篇小文不足以描述一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和气象之万一，仅作为一名弟子寄托景仰与怀念的一种表达。吾师精神不朽，思想永生！
余先生手稿
《魏晋玄学史》
《哲学导论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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