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种名为“黄杆子”的乞丐，他们虽然是乞丐，但乞讨方式却尤为不同，一旦得罪了他们，可能就要“吃不兜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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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北京城是“天子脚下”，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活在此处的人们也会莫名的产生优越感。清朝入主北京之后，原八旗子弟便开始过上了奢靡的生活，他们不事劳动，反而是整天提笼架鸟消遣度日，致使八旗子弟逐渐成为了一个“贬义词”。
毫不讳言，至清朝末年时，清廷已经无法承受为八旗子弟支付生活银两的重压，如此才会提出“清旗”制度，剔除了一大批与皇室血缘较远的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多年来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但却为了保持旗人的“尊严”，一直拒绝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可生活却很现实，没银子的滋味并不好受。久而久之，八旗子弟们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即“黄杆子”，也就是“具有高级血统的乞丐”。与普通乞丐不同，“黄杆子”们平日里并不乞讨，只有“三节”时才会集体出动搜集钱财，“三节”指的是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黄杆子们乞讨的方式尤为特别，他们乞讨过程中只会唱两段乞讨歌，一为莲花落形式的《一年歌》，另一个则是《一世歌》。
《一年歌》是明代才子唐寅所著，歌词为：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
冬寒夏热最叹当，寒则如刀热如炙。
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
一年细算良辰少，况且叹逢美景何。
美景良辰淌遭遇，又有赏心并乐事。
不烧高烛照芳樽，也是虚生在人世。
古人有这达矣哉，劝人秉烛夜游来。
春宵一刻千金价，我道千金买不回。”
《一世歌》歌词也是唐寅所写，词意为：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
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歌词平仄押韵朗朗上口，韵律上也十分讨喜。
黄杆子们虽然穷，但自恃身份尊贵，便在乞讨时订下一个规矩，凡是唱曲时，往往都不会超过五句，如果主家在听罢五句过后仍不给钱，黄杆子立马就会扭头走人。不过到了第二天，主人家的门前会出现更多的黄杆子，他们仍是唱五句立即走人，如果主人还一毛不拔，第三天聚集在主人家门口的黄杆子会更多，直到其认栽分给所有黄杆子银两，此事才算彻底结束。
此时不少读者都不太理解，既然黄杆子们聚集在自家门口闹事，主人家为何不报官呢？答案很简单，官府根本管不了这群“祖宗”。
首先，黄杆子们向来是“文讨”而非“武讨”，他们只是聚集在一起唱曲，既不打也不骂，而是故意恶心主人家，影响其做生意。一旦官兵前来调解，他们也自有说辞，毕竟大街不是主人家的，他们喜欢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难不成乞丐站在一起唱曲也犯法？
其次，官兵们也不想管理此事，毕竟黄杆子们的身份特殊，虽然落魄到生活没有着落，却仍结识不少官员子弟，甚至这些黄杆子会认识这些官兵，人情面子，故此，官兵一般会对黄杆子讨钱不闻不问。店家即使报案，基本上也是无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杆子们表面是一些乞丐，但其背后却拥有庞大的势力，他们的组织者往往都是王公贝勒，二者之间也存在利益交涉。官兵恐怕会祸及自身，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正是因为如此，黄杆子们才敢在街上横行无忌，店家们只能自认倒霉。
清朝灭亡之后，八旗子弟的优越感逐渐褪去，黄杆子群体也从此消失，乞丐欺负店家之奇闻也不再发生，店家们终于可以安心做生意了。
参考资料：《老北京乞丐往事》郑环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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