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
萧三
青年萧三
萧三（1896-1983），原名萧子暲，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瑜随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7年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1930年﹐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驻代表，出席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后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1934年经中共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任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1939年春回国，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家协会和延安文艺家协会常委，华北文艺家协会主任，《新诗歌》、《大众文艺》、《中国导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初到17号旅馆
半个多世纪以前，即1922年的夏末秋初，我从德国柏林回到法国巴黎，直奔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这里是“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照国内的统一名称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机关所在地。这是个偏僻、不显眼的小旅馆。青年团就选定它为本部的所在地。
我一进门，问知了中国同志住的房间，迳自跑进去。只见层楼一间颇大的房间，住着好几个中国同志：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还有张伯简、郑超麟、尹宽……那正是晚上，大家都没外出。见面之后，问寒问暖，好不亲热！
第二天早上起床，乔年、若飞等人准备上工去。那是附近的一个云母石工厂。云母，法文叫米卡（Mica）。他们匆匆忙忙、悄俏地点燃气炉子（房东禁止在住室做饭），煮点挂面加鸡蛋，放上两三片法国酱油干（化了以后挺好吃，里面有油和盐）。吃完早点，就去上工了。赵世炎同志对我说，你刚到，休息一两天再去上工吧，我照办了。
我休息了一下，整理好了行李，就往华法教育会打电活。听回话：“ Monsieur萧，过一两个月就会从中国来巴黎……”我这才知道，我的二兄萧子升不久前回国去了，不久会再来法国。他现在早已是华法教育会的办事人，和一般留法勤工俭学生已经有了一层隔膜，不仅不能团结，有时还闹对立。
周恩来等人曾居住过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
“二二八运动”
因为教育会无力解决千百个勤工俭学生的切身问题：既不能为全体勤工俭学生找到工作（法国当时有许多工人失业），又不能经常发救济费，让这些人都吃饱，因而发生矛盾。
1921年2月末，留法勤工俭学生500人齐集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的公园里，要求陈箓公使想办法，满足他们的“生存权”与“求学权”。陈公使（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次被迫来到公园并登台演说。他说话、做事都很会中国官场中的那一套他不明确表态是答应还是拒绝，令人抓不到他的“边际”。
这自然使血气方刚的几百个青年大不满意，一定要他直接答复。在官场中混熟了的陈公使当然不至如此笨拙，他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等和国内取得联系，请示办法。”他的话还没说完，学生们早已不耐烦了，要他答应留学4年，每年4000法郎的要求。陈公使勉强答应借款维持学生的生活。说完话便下台来溜之乎也。
这时，园的四周冒出无数法国警察，都是大高个儿，手执大棒，直奔中国学生而来，不由分说，逢人便打。一时园中大乱，许多人挨了大棒，只得跑出园外来。不一会功夫，园内一个人也没有了。一个中国青年跑得太急，竟没有看见电车开来，一个跟头倒在电车轨道上，电车猛不防，来不及刹车，竟然把这个中国青年学生轧在车下，当即丧命！
这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后来称之为“二二八运动”，2月28日示威。）显然是失败了，但对于提高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觉悟和促成他们的大团结很有影响。勤工俭学生中，许多派别以及无党无派的分子，虽然见解不同、观点各异，但都知道团结斗争之必要了。
蔡和森和赵世炎
“二二八运动”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又在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同志发起下组织了一次拒款运动，即反对北洋军阀向法国秘密借款打内战的运动，最后法国政府宣布暂缓借款。
蔡和森
这中间，表现了蔡和森（他代表新民学会的成员，《工学世界社》和蒙达尔纪公学勤工俭学生的绝大部分人）、赵世炎（他代表一部分矢志勤工以求达到俭学目的的大部分积极分子）两人的理论和组织才能，以及1920年冬到达法国的周恩来的筹划谋略。2月请愿失败以后不久，我们邀请了赵世炎来蒙达尔纪，共同讨论前途问题。在蒙达尔纪森林里，找到一块地方，到了几十个人。蔡和森讲了很长的话，把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己的见解开诚布公地全部倒了出来——而又切合当时勤工俭学的实际问题，所以不是空谈。
赵世炎
赵世炎同志本来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但所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多，得到蔡和森的启发，觉得头头是道。于是报告了另一方面的人的思想情况，愿意和他们以及其它派别的人联合。我们的集会尽欢而散。
由于这一次集会，又由于周恩来、赵世炎和早已归于我们阵营的王若飞同志的联络，团结了李立三、吴明以及其他小派别和个人，如徐特立老师等，在为争回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大家的行动一致起来了。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
吴稚晖老奸巨滑，他带领一批从国内另行招来的学生，从容不迫地驶向法国。褚民谊在里昂镇守一所名为勤工俭学生而办，实则不收一名在法勤工俭学生的中法大学。留法勤工俭学生闻讯，从巴黎和法国各地的工厂、如克鲁佐、圣特田、哈佛娄……都派代表来到里昂，共约100余人，闯入中法大学校舍。
褚民谊慌了，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动300名警察，把进入校舍的人全部赶了出来，押住在一个颇大的兵营里。没有床铺被毯，学生们就地而卧，睡在地上；没有厨房，人们就自己出去买吃的。但这是个禁闭室，每次出进都得有中国领事李骏的名片，说明人数、出入的时间。等到从国内来的学生都在新宿舍安顿好了，吴、褚等人和陈箓公使便和法国政府勾结在一起，称抢先占领校舍的这般人是不法之徒……10月10日，这一百余人全体绝食，表示抗议。
但法国政府硬把这些勤工俭学生诬蔑为宣传过激主义分子而驱逐出法国。他们把104名学生从兵营赶到火车上，窗帘紧闭，使得人们看不见外面的街道名称和乡景。火车直开马赛港口，停了下来，把人们一个个赶上轮船，然后直向中国驶去就这样，法国留下了一片“干净地”，不再传染“过激主义”了。
里昂中法大学
这百余人中有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立三、张昆弟、刘伯坚、罗学瓒、何长工、李大章、李卓然、欧阳钦、唐铎……漏网的有赵世炎，他曾冒名进去，里面的人推他出去和中国公使馆、法国政府交涉，他又冒名走了出来，因此侥幸没有落网。我和李维汉、向警予被分配在巴黎做联络工作，没有去里昂，因此没有受到免费回国的“优待”。
这是一件震动人心的大事！没有参加强占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学生还大有人在。这些未遭遣送回国的同志，在事实面前，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大家有进一步团结起来的要求。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办公地
赵世炎、王若飞以及往来于法德之间的周恩来和在法的陈延年、陈乔年、李维汉、邓小平、袁庆云、袁子贞……诸人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团体。起初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出油印刊物《少年》。1922年夏，正式成立，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机关所在地就是上面提到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
勤工俭学时期的周恩来
起初，只有世炎和延年二人脱产，即不去工厂作工而专办团务。世炎的事情当然很多；延年专刻刊物的油印钢版。他的字写得非常端正好看经常发表文章的有乐生（世炎的别名）、伍豪（恩来的别名），理论方面写文章的有任卓宣（后来叛党，改名叶青，堕落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理论家”，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百般辱骂）。
陈延年
不久，李维汉同志回国了，周恩来又到英、德等国。但刊物上仍常常有伍豪的文章。那个时候思想界斗争的主要敌人是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的“醒狮派”。周、赵对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和领袖人物严加批判，口诛笔伐。可笑的是，曾琦自称领袖，国家主义派开会时，他竟穿着租来的西装大礼服，表示与众有别。“克里孟梭是吾师”一就是曾琦的诗句。
结识胡志明
另一事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名为阮爱国），曾经来过戈德弗鲁瓦街17号。因为我们中国的党团员们经常自动参加法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各种游行示威运动，而得以结识他。我们的这种行动完全出乎国际主义也因为想去听法共领导人之一加香的演说。他很会演说，不要稿子，很得法国工人听众的欢迎；我们大都喜欢听他的演说。
在一次游行集会上，有一个越南人走向我们，用广东话和我们交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广东话，他就改用笔谈，他的汉文很好，我们才知道他是有名的胡志明。在世界大战后，他在凡尔赛和会上上书，要求越南独立自治。法国、英国、美国……来的大人先生们谁瞧得起这么个小国的黄皮肤代表！
青年时期的胡志明（即阮爱国）
胡志明的请愿书送去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个所谓和平会议，实际是几个战胜大国的分赃会议。中国也“参战”了，也是“战胜国”。但日本在大战期间要挟中国的“廿一条”，“不在讨论之列”；倒把德国在山东拥有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国内闻讯，群情激愤。于是1919年5月4日，北京5000人大游行，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打电报给赴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得知国内的人民，以学生为首，在全国展开了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势汹涌难挡，果然没敢在这个和约上签字。
根据胡志明同志的提议，我们旅欧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推举五个人加入了法共。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和我，由胡志明作介绍人，加入了法共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支部。我们参加过几次支部大会，但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法共党员之间的问题，我们因不了解情况，没法发言。我认识了那位支部书记，是个产业工人。我到过他的家里。我们交纳党费及发给我们党证都由书记经手。
发起学习运动
在戈德弗鲁瓦街时，我们最缺乏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蒙达尔纪时，我们虽然已分工读了些书，如我分工读了恩格斯的《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后又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我从这些读物中约略理解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概，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第三共产国际的状况，还是模糊不清的。
因此，我们发起了学习运动。首先请法共理论家沙里·拉波波演讲，他讲法文，由张伯简的一个同乡秦某作翻译。
1922年的秋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租用了某个咖啡馆，由我去请拉波波大胡子来讲，他欣然应允，不取报酬。秦君翻译也不取报酬。这样的讲演大概举行了三、四次，以后便停止了。
艰难的签订：奔向红色莫斯科
在柏林的时候，我收到任弼时同志从莫斯科给我的信，是由巴黎华法教育会转来的。他述说他到了莫斯科，进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情况，问我有无意思前往苏俄一游。我在柏林曾想法找关系去俄国，未成，就又回到巴黎。这期间凡与法共中央和法国青年团中央办理交涉，都由我出面，因为我的法语比较好。
一次我到法共中央机关，见到管理殖民地事务的一位负责人，名叫勒利彻（“富翁”之意），他对我谈起莫斯科“东大”的事。我说，我们已知道有此大学。他问我是否愿去，我当然愿去，并可经西伯利亚回国。与世炎等同志商量后，他们也同意。当时李维汉已回国，周恩来又去了德国，世炎一人负责全部事务。
我鉴于上次由柏林去苏俄不成功，这次便请沙里·拉波波写一个介绍信给苏俄驻柏林大使克列斯丁斯基。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行俄文。不料这几行字起了大作用——我取得了进入苏俄的签证。这是我第二次赴德国，找到苏俄驻柏林大使馆，当大厅里出现使馆办事人的时候，群起趋向他问这问那。他叫了几个名字之后叫：“EmiSiao”我起身答应。他奇怪了一阵子，为什么一个黄种人有这样一个纯欧洲人的名姓。陪同我去的熟人古特曼代我用俄语说明了几句之后，办事人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了拉波波的名片和我的护照进去。
约半小时后，他含笑出来，把我叫到面前，恭恭敬敬地愉快地交还了我的护照，并指着一个大图章，上面写有允许我入苏俄境的签证。这使我大为震动，连声道谢，说了德文的又说俄文的“谢谢”。那个办事人听我说俄文的“谢谢”，还问了一句：“您会说俄国话吗？”我几天以来学好了的一句俄文，居然用上了。“我不会说俄国话，但会说德国话和法国话。”他笑了笑，和我握手，就去办别的事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现在还是回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吧。我在这里住了大约3个月，也在云母工厂作了3个月的工。
与法国青年交朋友
在这个旅馆里，常常有一个法国青年来作客，他名叫西居列。他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也不用我们请客，甚至连杯茶都可免了。他常来，帮我们学习法语，对我们练习听、说，好处很大。他还带他的法国朋友来过几次。
有意思的是法国《工人生活报》的记者来访问过。他一口大胡子，举止庄重、严肃。我和他谈了勤工俭学的情况，那时我把勤工俭学生叫作“Eleve——ouvrier”以别于工人和学生，就叫作“工人学生”或“学生工人”吧。来访者大感兴趣，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利用工余第一次为法国报纸写文章。我把勤工俭学运动讲了个大概，并称现在法国各工厂区还有不少这样的人。
稿子寄去后不几天，他寄我一份《工人生活报》来，在第三版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我当时署名就是 Emi Siao，前者是法国名字，后者是英国姓。我第二次去德国，找苏俄驻德大使馆要求入俄签证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姓名。
戈德弗鲁瓦街17号是我从柏林到巴黎的落脚点，现在又是我再次赴德、赴俄的出发点，所以值得我纪念。
永久的纪念
我到莫斯科“东大”以后，1923年3月间，以赵世炎为首，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王若飞等人也从巴黎戈德弗鲁瓦街来到莫斯科。此后，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机关所在地。周恩来同志接世炎任书记，《少年》后改为《赤光》，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邓小平同志（当时的名字叫邓希贤）为刊物刻写、油印，勤勤恳恳做了许多工作。“油印博士”的绰号便由此得来。
位于巴黎戈德弗鲁瓦旅馆门墙上的周恩来浮雕像
1924年，周恩来同志回国，在广东参加了党的领导工作。其他团员以后也陆续回国了。现在人们为纪念周恩来同志，在他曾住过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门口挂了一块他的塑像牌。
这就是我们和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关系，它深深地留在我及某些同志的记忆里。
1980年9月
来源：微信公众号“青运春秋”、萧三：《珍贵的纪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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