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至2021年4月14日，张子枫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票房破7亿了。这部小成本电影上映首日就破了1.61亿元，第二天就把美国大戏《哥斯拉大战金刚》赶下单日票房冠军宝座，狠狠地为国产剧出了一口气。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的两部大火电影，《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都是讲述家庭亲情。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你好李焕英》讲述的是贾玲对生母的缅怀和母亲对女儿的“爱”的故事；
《我的姐姐》讲述的则是家庭人员中的“不爱”的故事：父母有了儿子后就不把女儿当儿子的附庸、中国式长辈以“爱”之名试图道德绑架和牺牲“姐姐”的故事。
相较于贾玲的《你好，李焕英》，张子枫主演的《我的姐姐》的电影故事更暗黑，而且它是有原型的，故事的原型又比电影更黑暗。
也许是为了过审，电影对故事做了些美化和戏剧冲突：
例如姐姐和弟弟的年龄差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十几岁；
弟弟的年龄也不是尚不知事的2岁，而是被塑造成了有明确自我认知且极其机灵聪敏的7岁小神童；（为了引起姐姐的愧疚，假装跟领养家庭走；还有姐弟对话中的各种机锋，说真的，若非是影视作品，这样的弟弟的智商情商能上清华少年班了吧。）
家里的亲戚也不全是如狼似虎地站在道德至高点啃噬这位姐姐，还有一个内心同样受过委屈、已经被PUA到习以为常、不敢光明正大对女主好、只能偷偷摸摸从细节表达对女主怜惜的“姐姐”——姑妈；
还扩充了姐姐的故事线：当了十几年的独生女，父母为了生二胎，把她寄养在了姑妈家。青春期的她被表哥欺负，被姑父偷看洗澡，却无人可诉说，剧中全员男丁都是“社会渣滓”般不靠谱的类型，好不容易找了个男朋友，却是个妈宝男。
为了让女主留在家乡照顾弟弟和家庭，女主的父母私自修改了她的大学志愿，从北京的大学改成了家乡的护理专业，甚至还想让女主装瘸申请残疾人。
总之，怎么残忍怎么来。
然后，哪怕深陷泥潭，故事的主角永远都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
在这样被无声“虐待”了七八年的姐姐，在环境无声压迫之下，依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考研梦想，通过读书远离家庭和改变命运，考研成了剧中不屈、倔强、拒绝洗脑的姐姐的唯一希望。
可是，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粉碎给人看。在女主即将见到曙光时，她的父母意外身亡，留下一个七八岁的弟弟“嗷嗷待哺”地等着她“贡献”。
这部剧开篇最大的反转便是：平日里受尽父母和亲戚长辈们的绵里藏针的压迫的姐姐，在父母双亡后，成为了毁了她十几年独生女生涯的弟弟的“命运制裁者”——她的一句话决定着弟弟的命运。
所以，这部影片的主题是非常“高大上”的：反映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社会问题，还有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姐姐在父母双亡、前途未卜的困境下，该如何抉择比自己小十几年的弟弟的未来命运。
剧组宣传照中的那句“你的命运，与我有关”其实很戳心，弟弟对姐姐的命运的影响，目前为止都是负面的、戳骨扬灰的痛；而当父母去世，整个社会都要求姐姐给予弟弟的命运正面的、阳光的影响。
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人们只拼命地强调“以德报怨”，只要有人“负重前行”，那么就是“岁月静好”、“皆大欢喜。”哪怕那个负重前行的人已经鲜血淋漓生不如死。
因此，相较于电影中的姐姐最终选择牺牲自己，完成这个社会对“姐道”的碾压，不少网友觉得，被当成电影原型的某平台上的帖子里的姐姐选择独占两套房并把弟弟送人的结局，似乎更“解气”。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以直报怨。
《我的姐姐》终究不敢挑战国产片的审片标准。电影的结局是姐姐没有把弟弟送人。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电影中，导演为了让故事“和谐”“美满”，最终还是成全了弟弟、牺牲了姐姐。因为这是“普世价值观”，是这个社会普遍对“姐姐”的要求。
譬如《娘道》、《俺娘田小草》等高歌赞扬“以被压迫为荣”的女性的影视作品，为什么这么恶臭腐朽的作品依然有市场？
因为持有这类思想的人，并没有在当今社会消失啊。他们存在着一天，这类影视作品就有一天的市场受众，进而一代又一代地制造出更多的“同类”。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悲剧。
电影的口碑，也因为这种价值导向，而两极分化。
有人说电影“太好哭了”，然后被怼：你当然觉得太好哭了，因为你不是当事人啊。
身临其境和隔岸观火毕竟是两种心态，影片中，张子枫饰演的女主在压力和痛苦之下，目光是呆滞的、生不如死的。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很难明白其中的疲惫、麻木和绝望。
女主把应该留的眼泪都留给涉世未深的观众来哭了，因为大部分时候，身处那样的环境，置身那样的痛苦之中时，绝望的阴影笼罩了整片心灵，当事人是哭不出来的。
张子枫把姐姐深陷泥潭的痛苦、奋力挣扎的痛苦都演绎出来了，可不懂的人依然不懂。
有人则提到：“受够了女性牺牲奉献的结局”，电影简介就是一个“社会福利缺失”的故事。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当事人的“姐姐”和“弟弟”都觉得是正常的啊。哪怕弟弟觉得对姐姐不公平，也不会主动强硬性地把到手的财产分给姐姐啊。
只有索取不能付出的弟弟的一句无关痛痒的“感谢”，在遇到极端的情况时，并不能改善“姐姐”的处境。
就在电影《我的姐姐》在票房上引吭高歌的时候，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上了热搜的“我的姐姐”事件——一名20岁的少女要抚养3个弟妹，不堪重压自杀了，而且这已经不是这位姐姐第一次自杀了。
这位现实中的姐姐的情况比电影中的女主更恶劣：她父母只是离异了，并不是死了，却因为各自组织了家庭而对四个子女不闻不问。
四姐弟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老人体弱，最年长的姐姐从小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责任。一到可打工的法定年龄，姐姐就出门打工抚养3个弟妹和2个老人。她的手腕上留有多次自杀的痕迹，但都被救活了。
这件事上了热搜后，有好心人想资助她，可这位姐姐婉拒了，并快速地离开了医院，目前情况未知。
除了电影里“父母双亡”的姐姐、热搜上的“父母约等于死了”的姐姐，现实中还有一类姐姐：父母无抚养能力，强硬要求姐姐必须抚养弟弟。
去年九月就有一则热搜：一对靠低保生存的父母起诉22岁的女儿拒养2岁的弟弟，而且胜诉了。
当然，除了祸害女儿的，也有祸害儿子的。一个家庭中，只有2个男孩，也总有一个被牺牲的。比如郑庄公“黄泉见母”、汉景帝被窦太后逼着立弟弟为皇太弟等历史故事，哪怕在帝王家，年长的哥哥，也会因为“孝道”的压制而饱受磋磨。
有些父母，天生就有让某个孩子受尽委屈的能力。因此，独生子女政策才会拥有支持者。
重男轻女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年长的孩子和二胎的关系，往往和父母、家庭环境有必然的关系。对待弟弟的态度，民国时期，有两个作家非常的有代表性——鲁迅和张爱玲，他们也摆不脱“弟弟魔咒”。
鲁迅是传统的“二十四孝”哥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男版“扶弟魔”。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无论是在在日本留学，还是娶妻，乃至工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连同周作人妻子的娘家全都靠鲁迅养活。周作人回国后，鲁迅连工资也是交给弟媳看管。可最终却因为军阀混战，导致鲁迅的收入少了，上交的钱少了后，就被弟媳挑拨兄弟关系，最终兄弟决裂，鲁迅被亲弟弟赶出了自己买的房子。
两兄弟还在报刊上针锋相对地发表关于兄弟决裂的文章，诬陷与反诬陷、斥责与反斥责，搞得彼此都声名狼藉，甚是狼狈。最终这个无头公案，以周作人成为汉奸的结局被反推出鲁迅的无辜与无奈。
（▲鲁迅三兄弟）
在“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文化中，过度的善良，往往换不来同等的尊重。也许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同样是民国时的名作家——张爱玲选择了另一条路：270万遗产全给了朋友，一分钱也没留给弟弟。
张爱玲也是一位“姐姐”，而且还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姐姐”。
她的文章中，提到弟弟张子静的有《私语》、《你是薄凉人世间的一缕暖阳》、《弟弟》等，以第一视角讲述她与弟弟的过往。
张家给予了姐弟恋锦衣玉食的生活，张爱玲也因为从小就透露出的聪颖多慧而被父母偏爱，但生活中，她却依然感受到了生存环境中的社会上的重男轻女的恶意。
后来，张爱玲和后妈发生冲突，差点把亲爹打死。张爱玲离家出走投奔生母后，和弟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至于她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都没想到要告知张子静一声。两姐弟从此天各一方。
可能是因为全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张家的女性对张家的男丁都特别没有“娘道”、“姐道”、“姑姑道”。
张子静和他的父亲张志沂被张爱玲、张爱玲生母、张爱玲姑姑所厌恶，张子静在他姑姑那是连独自留下来吃一顿饭的资格都没有的。
1957年，张爱玲的生母去世，留下几箱的古董寄给了美国的张爱玲，儿子张子静一分未得。
1988年，张子静听到传闻说张爱玲去世了，经过多方努力才终于联系上张爱玲。但是回应他的，是姐姐凉薄的文字：“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
有人统计，七八十年代，因为张爱玲的作品在台湾和香港大火，稿费源源不断地汇到美国，彼时的她已腰缠万贯。从后来张爱玲去世后留下几百万的遗产来看，哪怕她当时穷困潦倒，后来也是有经济能力的，但是她却始终未再与弟弟联系。
因为张爱玲的关系，张子静的许多作品也流传了下来。最出名的作品就是《我的姐姐是张爱玲》。毕业于复旦的张子静对张爱玲始终是仰慕的，可惜，这对姐弟的感情终究是浅了点。
1995年，张爱玲去世，留下遗书，把遗产全部给了朋友，她的亲弟弟张子静一分未得。而张爱玲因此一直被人诟病。
《我的姐姐》不是第一部反映“姐姐”群体状况的影视作品，在1996年，导演李玉就出过一部纪录片——《姐姐》。
这部纪录片，在当时看来是一部弘扬“真善美”的家庭温情片。但以现在的目光来看，简直是全国“姐姐”们的洗脑神作、童年阴影。那种剪不断理还乱、仿佛被沼泽覆盖的窒息感，至今仍能透过镜头感同身受。
纪录片中的“姐姐”叫蕊蕊，她和“弟弟”峰峰是双胞胎，蕊蕊是被长辈们“赋予”的。剖腹产时便决定好了让她先出生，然后履行“女孩可以多照顾男孩”的安排。
“你是姐姐……”成了蕊蕊的魔咒。
姐弟俩发生矛盾，哪怕是弟弟的错，妈妈也会用一句：“蕊蕊，你懂点事儿，行吧？”来堵住女孩的所有委屈。
身为刑警的爸爸下班回来后得知姐弟俩闹矛盾，也是一句“你是姐姐嘛”直接怼死了三观尚在形成的蕊蕊。
在蕊蕊和弟弟想看不同的电视节目时，妈妈的“民主”做法简直像用最温柔的声音逼女孩吃下最恶心的苍蝇。
妈妈跟蕊蕊说：“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她和爸爸都选择了弟弟要看体育节目。姐姐蕊蕊反被质问：“你顾自己看，我们三个人都捞不着看，怎么办？”女孩反而成了错的一方了。
爸爸对蕊蕊说：“你俩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的吧，你一个六岁的孩子，你就疑心这么大。”
6岁的小女孩敏感地知道自己是被家里挤兑的那个，可有限的知识却让她说不出父母哪里不对，她只是本能地抗拒。然后，“印证”自己就是父母口中的不懂事、自私、疑心大的姐姐。
蕊蕊控诉妈妈：“她不喜欢俺”。妈妈马上回怼：“你这样，永远不喜欢你。”
节目最后，蕊蕊撒泼打滚也得不到父母的正视，最终以爸爸拉着她向妈妈道歉为结局。
这就是一部如实记录了一个家庭中身为长辈的父母如何驯服女儿的过程了。“姐道”、“扶弟魔”在女孩剖腹产前就被规划好了。这部纪录片直白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软刀子割肉最疼”。
因为有蕊蕊的父母这样的人群存在，中式家庭中有不少弟弟过上了“一面吸着姐姐的血，一面斥责妻子是扶弟魔”的生活。都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可很明显，都报到了“姐姐”头上了。
在蕊蕊和峰峰这样的家庭里，在父母和弟弟的看来，他们怎么做怎么说都是理，从众心理让被排挤的姐姐也产生了“自己是错的”的错觉。
正如网友所说的那样，李玉的《姐姐》不应该叫“成长的烦恼”，而是“女性的烦恼，特别是作为姐姐的女性的烦恼”。哀莫大于心死之处在于：父母和弟弟完全不觉得自己有哪里不对。
生活在开明家庭的人不愿意相信当代的国内还有这样的家庭，可是很多网友现身说出了自己的故事。这才让生活在阳光美好的家庭的孩子们意识到，原来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和自己的父母一样的。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家庭都不喜欢承认自己重男轻女，但却始终存在财产给儿子、养老却是儿女平摊的家庭。
那些说“养女儿压力小”“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的家庭，背后潜藏的意思是，养女儿不用给他们买房。可真正的公平，是无论男女都给他们同样的东西。
无论是电影《我的姐姐》还是张爱玲姐弟，感情淡薄是“姐姐”不愿为“弟弟”奉献的最重要原因。
和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一样，一味地强调奉献，却不强制执行被奉献者要回报，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结果。
在观念灌输和道德压制之下，有的姐姐宁愿自杀也没想过抛弃弟弟妹妹；有的姐姐则成为了这种观念的宣传者，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扶弟魔”；有的姐姐则与弟弟反目，逃离原生家庭；还有的姐姐则会和弟弟彻底疏远，至死不留一分钱给弟弟。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也都为他们的选择承担了后果。
电影《我的姐姐》上映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些“姐姐”群体，引起很大的社会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韩剧“通过作品改变世界”的先例，一直被人网友津津乐道。电影《熔炉》，迫使韩国出台了《熔炉法》，并加强了对教育行业的监督；电影《素媛》上映后，让韩国出现了被称为”赵斗顺法”的法案；电影《小委托人》让国会修订民法，禁止父母以任何理由对子女动手。
国产剧中，赵薇和黄渤主演的《亲爱的》让“打拐”成为了国民话题；印象中，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热映后，大概在一两年之内，不少高价的药品被纳入了医保。
这些作品都是对社会有正面影响的电影。这种力量，在电影《我的姐姐》上映之后，我同样看到了苗头，它应该会成为又一部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电影。。
最典型的便是：因为电影《我的姐姐》，那个20岁自杀的姐姐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地的妇联等福利机构也迅速介入，让网友们第一时间知道了真相和后续。
虽然在这片大地上，有很多“姐姐”正在遭受着父母的各种洗脑和压迫，但当民众的素质和认知都提高了之后，相信这样的父母和姐姐必然会越来越少。
虽然《我的姐姐》因为结局的问题，被部分网友讽为“姐道”，认为电影选择和“普世价值观”一起，以牺牲姐姐为“开放性结局”。
但是，《我的姐姐》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未来可期。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人权、公正的观念越能传递下去，“父母”和“弟弟”们的观念才越有被改变的可能性。
最后，截取几个网友评论，希望造成各种不幸的“姐姐”的“父母”和“弟弟”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