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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江：千年辉煌
文 | 方志远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江西的北部地区吴强属吴，楚盛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尴尬。汉设“豫章郡”，一步到位奠定了“江西省”。两晋南朝的“江州”，唐、宋时期的“江南西道（路）”，元、明、清时代的“江西”，使得“江”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江西的代称，这也是江西经济文化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的时期，一度与两浙、浙江并称“江浙”。清代康熙六年，明朝的“南直隶”、清初的“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二省，江苏、浙江持续为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区，并称“江浙”; 江西则从“江浙”中淡出，无奈与曾经落后于己、后又超越自己的湖广组合为“江楚”。晚清，内敛的“赣”取代开放的“江”，成为江西简称。这既是江西“符号”的变化，也是江西经济文化地位的“身份”性变化。
关键词：豫章；江州；江南西道（路）；江西行省；江浙
一、“吴头楚尾”的尴尬和“江州”的雄起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以江西余干县的万春乡为中心，置万年县。没有想到，这个“万年”竟成谶语。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过江西省考古队，特别是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多次发掘，在江西万年县取得了震惊世界农业考古界的发现：万年县大源盆地的“仙人洞”和“吊桶环”，万年之前曾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居住地和活动区，江西的这些先民在万年之前已经开始了陶器的制作和谷物的栽培。
江西仙人洞遗址发掘出的陶片和石器
这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信息。这个发现，不仅把中国人工栽培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更将江西的人类活动信息推进了近万年。距今3000多年前樟树吴城方国遗址的发掘，表明这里曾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瑞昌商周铜矿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发现，则见证了那个时代江西的矿冶技术和青铜文明。
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江西先民似乎放慢了行进步伐，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他们活动的记载，所以，比较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辉辉煌煌的繁华之地，江西大地显得过于沉寂。由于位于吴、楚之间，北部地区吴强属吴，楚盛属楚，但既非吴之中心，也非楚之冲要，故被后人称之为“吴头楚尾”。
对于江西来说，秦汉大一统的一个重大成果，是豫章郡的设置。在“郡国并行”的西汉，“豫章郡”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也是两千多年前“一步到位”的“江西省”。这在古代中国，绝无仅有。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把东起怀玉山、武夷山，南至九连岭、大庾岭，西起罗霄山、幕阜山，北连赣江的这块“天然成一统”的地域，以南昌为中心，用“豫章”二字固化下来。虽然此后“豫章”的地盘不断被分割，并在汉末隶属于“扬州”成为二级区划，乃至最终从行政区划的名称中退出，但“豫章”从此成了江西的代名词之一。
西汉时期豫章郡全貌
随着“豫章郡”的被逐步分割，一个更大的区域名称开始发生，这就是“江州”，而江西也开始有了一个十分雄伟的简称：“江”。
“江”本来专指长江。《禹贡》云：“江汉朝宗大海。”《孟子·滕文公下》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而作为地区概念，则有江东、江西、江南、江北之说。
《史记·项羽本纪》说：陈胜起事之后，会稽郡“假守”殷通召项梁共商大计。项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又项羽自刎乌江时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里的“江西”，实指长江以北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区；而“江东”，则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主要指当时的会稽郡（治吴，今苏州），即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和浙江省。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当时孙权据有的“江东”，为吴、庐江、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六郡，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及江北的部分地区，江西省中、北部和浙江省，与隋唐以后的“江南”大抵一致。当时诸葛亮是站在江汉的立场上，所以把整个长江下游及中游的部分地区皆视为“江东”。
可见，就当时而言，无论是江东还是江西，江南抑或江北，都仅仅是人们习惯上的地域概念，而非正式行政区划，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说法，故随意性极大。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
《晋书·地理志》载：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兴元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
“江州”是以“江”名大行政区之始，先治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后治武昌郡（今湖北鄂城），再治寻阳郡（今江西九江），又还治豫章。江州极盛时辖十一郡，是与“扬州”“荆州”并列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福建二省及湖北省陆水以东、长江以南，湖南省舂陵水以东的大片地区，而以南昌、九江、武昌一线为中心。其后，桂阳、武昌二郡分别划归新立的湘州、郢州，“江州”的管辖范围，为寻阳、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安成（以上为今江西）、建安、晋安（以上为今福建）九郡，大致为今江西、福建二省。
东晋时江州范围很广（点击可看大图），景德镇前身新平镇即始建于东晋
由于同处长江中下游的今湖北、湖南一带，当时仍为“荆州”（后来分割出郢州、湘州等）；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当时为“扬州”（后来因北方移民移居，分割出南豫州、南徐州、南兖州等等）；而江西北部和中部因距离先后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的京城建康（今南京）较近，故为“江州”的中心地区，“江”遂成为这一地区的简称，并且开始雄起而加入到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带中，与扬州、荆州并称“江荆扬”、“江扬荆”或“荆江扬”、“荆扬江”、“扬江荆”、“扬荆江”等。
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动荡，镇东将军周馥请从洛阳迁都寿春：“臣请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令裴宪督豫州诸路，荆、扬、江、湘运米十五万斛、绢十四万疋以供大驾。”王敦则因与陶侃等讨平湘州叛乱，进“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
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燕王慕容雋以弟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诸军事，权镇洛水”。由于同处长江中下游的今湖北、湖南一带，当时仍为“荆州”（后来分割出郢州、湘州等）；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当时为“扬州”（后来因北方移民移居，分割出南豫州、南徐州、南兖州等等）；而江西北部和中部因距离先后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的京城建康（今南京）较近，故为“江州”的中心地区，“江”遂成为这一地区的简称，并且开始雄起而加入到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带中，与扬州、荆州并称“江荆扬”、“江扬荆”或“荆江扬”、“荆扬江”、“扬江荆”、“扬荆江”等。沈约《宋书》则记：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六月，“荆江扬三州大水”。太元九年（384），因淝水之战功，加太保谢安大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当然，其时南方为“东晋”，北方为“十六国”，谢安的这个都督“扬江荆”等十五州诸军事，和三十年前“燕王”慕容雋命慕容评“都督”江扬荆等十州诸军事一样，都是为着鼓舞人心而开的空头支票。
更有意思的是，南朝刘宋的创建者刘裕，因为扬、江、荆三州人力物力过于强大，不断对其进行分割：
武帝孝建元年初，晋民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乃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
二、“江南”三道与“江浙”三路
隋结束南北分立的局面，统一中国，将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地方区划简化为州、县二级。此后隋炀帝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作为大的行政区划“州”一级被取消，以“郡”为“州”。这样，汉之豫章郡、今之江西省的这片地区，有了江、洪、饶、吉、虔、袁、抚、信八州，皆直属中央管辖。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其中“江南道”包括现在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的全部及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湖北、四川二省长江以南的一部分，贵州省北部广大地区。但当时的“道”仅为监察区而非行政区，略当于汉武帝分遣刺史巡视之“州”，道内各地间的经济联系也非常薄弱。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为江南东、江南西、黔中三道。“江南东道”治苏州，辖润、升、常、苏、湖、杭、睦、越、明、衢、处、婺、温、台、福、建、泉、汀、漳等十九州，简称“江东道”，相当于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福建二省。“江南西道”治洪州，辖宣、歙、池、洪、江、鄂、岳、饶、虔、吉、袁、信、抚、潭、衡、永、道、郴、邵，也是十九州，简称“江西道”，相当于今江西省、湖南省的大部，以及安徽省的西南和湖北省的东南地区。
唐，江南东道
唐，江南西道（内含昌南镇，景德镇的前身）
虽然仍为监察区，但已有向行政区过渡的趋势，“江西”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但是，与当年“江州”独占“江”字不同的是，此时有两个“江”：江东与江西，并且开始和另外一个地域概念发生“浙”。
今日之江苏、浙江合称“江浙”，已成惯例。但在历史上，“江浙”却未必指现在的江苏、浙江。作为地区概念，正如上文所说，“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并不是“江苏”而是“江西”，而“浙”，也并非皆指今日之浙江。在不同的时代，“江浙”有其不同的内容。
浙，本专指浙江（今钱塘江）。唐肃宗乾元元年十二月（759年初），以江南东道之越、睦、婺、台、明、处、温等八州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驻越州（绍兴），管辖范围约当于除杭州、嘉兴、湖州之外的今日之浙江省；以升、润、苏、常、杭、湖等六州和江南西道之宣、歙、饶、江等四州，共十州，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驻升州（南京），管辖范围约当今日之浙江的杭、嘉、湖及江苏、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九江及鄱阳湖以东以北的地区。“浙东”与“浙西”的分界线为杭州湾及“浙江”，即钱塘江、新安江，以东、以南为“浙东”，以西以北为“浙西”。
这样，“浙”和“江”一样，开始成为地方政区的名称。由于江南东道的另外五州，福、建、漳、泉、汀另置福建节度使，江南东道已经名实俱亡，而江南西道即江西道未变，设江南西道节度使。所以《唐会要》说：“每岁县官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户。”其中已无江南东道。
此时的“江浙”，指的是浙江东、西道和江西道。
“浙江”虽在唐中期就已经成为政区名称，而江南东道已经消亡，但人们按习惯称浙西道为“江南”，即我们当代概念中的“小江南”。
■杜牧《江南春绝句》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韦庄《菩萨蛮》词：“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此处的江南，即为“浙西”。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全国为十五路；神宗元丰时定为二十三路。其中，唐中后期的浙东、浙西、江西三道重新组合，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
江南东路约当唐中后期的浙江西道、前期的江南东道的中西部，治江宁府（南京），辖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七州及南康、广德二军，相当于今安徽、江苏二省的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以西、长江以南及江西省鄱阳湖以东地区。
宋，江南东路（内含景德镇）及两浙路
江南西路约当唐代江南西道，治洪州（南昌），辖洪、虔、吉、袁、抚、筠六州及兴国、南安、临江、建昌四军，相当于今江西省鄱阳湖、鹰厦铁路以西地区及湖北阳新、通山等县；南宋时，江州由东路归西路。
宋，江南西路（不含景德镇）
两浙路约当唐中后期浙江西道的东部和浙江东道，治杭州，辖平江、镇江二府，杭、越、湖、婺、明、常、温、台、处、衢、严、秀等十二州，相当于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苏省的镇江、金坛、宜兴以东地区。
宋代“江浙”，正是指上述三路所辖地区，也就是唐代中后期的江西道和浙东道、浙西道。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系列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令荆湖岭南等处以绢计赃，如江浙之制”。
■七年十二月（983年初），“委有司阅视，内有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
■八年九月（983），谓宰相曰：“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每岁上供钱帛，遣部民之高赀者护送至阙。下民多质鲁，无御下之术。篙工楫师，皆顽猾不逞，恣为侵盗。民或破产以偿官物，甚无谓也。”
■淳化四年（993），以内殿掌班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命“江浙所运（贡米），止于淮、泗，由淮泗输京师”。
这些，都是关于“江浙”合称的较早记载。
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和全国经济中心的继续南移，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成为全国经济最富庶和人文最繁盛的地区。
《宋史·地理志》说江南东、西路：
“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两浙路：“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
作为一个联系日益加强的经济区域，“江浙”合称也就越来越常见。宋祁说：“江浙二省，天下仰给。”真德秀说：“闽之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一二。”刘克庄说：“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暮为黔娄者。”
三、“江浙”的辉煌与“江楚”的无奈
元朝统一之后，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置江浙行省，治杭州，辖宋之江南东路和两浙路所属地区，故名。但宋之福建路的福州、建宁、泉州、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诸州也被置于江浙行省之内。这样，在官方的文书中，江浙就包括属于江浙行省的今之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省鄱阳湖以东，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地区。原宋之江南西路的主体则和广南东路合并为江西行省。这种政区组合，客观上反映了原江西、江东、两浙三路即江浙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福建、广东则相对落后，属从属地位：广东从属于江西，福建从属于两浙、江东。
元，江浙行省（内含景德镇）
元，江西行省（不含景德镇）
明兴，将元之“江浙行省”一分为三：
一、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太平、池州、宁国、徽州九府和广德州，加上原河南江北行省的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五府及徐、滁、和三州，划归中央直接管辖，称“南京”，后改称京师，又称“直隶”，相当于今之安徽、江苏二省，以应天为首府。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此处仍称南京，或“南直隶”，简称“南直”。
明，南直隶
二、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衢州、处州、温州等十一府及安吉州，组建浙江布政司，治杭州，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
明，浙江布政使司
三、福州、建宁、泉州、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八府，组建福建布政司，治福州，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同时，将元之江西行省中的岭南诸府划归广东布政司，而南昌、瑞州、九江、直康、建昌、抚州、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等十一府，及原属江浙行省之饶州、广信二府，共十三府，组建江西布政司，治南昌。几乎恢复西汉的“豫章郡”，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
明，江西布政使司
在明代的正式文献中，言及各布政司一般用全称。如江西、浙江，称“江西、浙江”，但也合称“江浙”。至于今之江苏、安徽，则直称“南畿”，或“南直”、“直隶”。
略举数例：
■正统二年五月，行在户部奏：各府县洪武中俱设预备仓粮，随时散放，以济贫民。“近岁有司，视为泛常。仓廪颓塌而不葺，粮米逋负而不征。岁凶缺食，往往借贷于官。今江浙等处丰收，请令所司出价敛籴，以防荒岁赈民。”
■景泰五年八月，礼科等科给事中陈嘉献等奏：“去冬今春，各处雨雪过期，江、浙、直隶，今大水为患。”
■成化元年正月，监察御史杨琅言：“皇上即位之始，大降明诏，如罢花木鸟兽水陆品物之贡，是节嗜欲以厚民也；罢江浙烧造瓷器之役，是薄自奉以恤民也。”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礼部言：“比来各处灾异频繁，而应天、淮、扬、庐、凤，江浙、湖湘等处，苦于饥荒；北畿之民，苦于应办。江西之民，苦于力役；苏松之民，苦于赋贡；松潘等处及南北沿边，苦于夷虏。”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言：“正德二年，已度（僧）三万八，令减其数之半；承差、知印、吏典亦以二年工部已奏请开纳。至是，止行于湖广、江、浙、南直隶四处。”
在非正式文书特别是私人文书中，明人多喜用别称或简称。如江西，或称“江右”，或称“西江”，或简称为“江”；如浙江，则称“浙”或“越”。至于“江浙”，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皆指江西、浙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云：“吾南直隶文献之盛，惟江、浙二省差足雁行。至于帝胄国封，则固不可同年而语矣。”
■《明会典》载：“凡户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这里用的是全称：“浙江”“江西”。但在王世贞的记载里，则用“苏松江浙人户部带衔”为题。
■王士性《广志绎》云：“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为甚。”
■张瀚《松窗梦语》云：“福建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
■何孟春《余冬续录摘抄》云：“江浙官窑，烧造供上瓷器。”除何孟春外，王士贞为南直苏州太仓人，王士性为浙江台州临海人，张瀚为浙江杭州仁和人，均以今日之“江浙”人说当日之“江浙”，“江”皆指江西。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多收录明代及清初史料，其言“江浙”处，亦通指江西、浙江。
■《职方典·高州府部·风俗考》云：当地“工多外府人，商杂江、浙、闽、广。江多贷息，浙多珍琦，闽多倾销，广多肆货。”
■《梧州府部·风俗考》云：“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东省接壤尤众，专事生息。”
明代是江西人口大量外流及江西商人的活跃时期，主要流向，在云、贵、川、广及两湖，施放子母钱为江西商人在这些地区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苏松常杭嘉湖一带因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和容纳了大量破产农民，民户的外流并不突出。徽商的活动遍及各地，但到湖广、两广及西南的人数有限，且凡及徽商，多称“新安”，或直称“徽州”，而不称之为“江”。因此，在明代及清初的史籍中，凡言湖广及西南地区的移民、商贾，“江”皆指江西，“江浙”则为江西、浙江。
同时要指出的是，虽然“江浙”在明代一般指江西、浙江，但由于：
■其一，安徽、江苏二省长江以南地区地处江南，故人们在习惯上仍然称之为“江南”；明宣德之后，这里设有固定的巡抚，“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简称“巡抚江南”或“江南巡抚”，所以，在一些明人著作中，也间或简称这一地区为“江”。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嘉靖末年，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这里的“江”，既包括江西，也包括今之江苏、安徽即当时的“南直隶”，而更主要是指后者，因为当时江西并不被“倭”。
■其二，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地区及江西，在宋代同为“江南路”，故明人也有笼统称之为江南者，简称“江”。如王祯《农书》云：“（桔）生南山川谷，及江、浙、荆、襄皆有之。”“（柑）江浙之间，种之甚广，利亦殊博。”此处之“江”，其实泛指南直与江西。
■其三，明人往往循前朝之旧，将苏、松、嘉、湖一带称为“浙西”。如永乐元年（1403）夏原吉治淞江即吴淞江，奏称：“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王士性《广志绎》云：“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屈指不多数也。”并列举了苏州谢君余、谢君如，松江唐俊卿等。
因此，明人说“江浙”，有时也包括“浙西”在内。但具体地说，更多是归之于“浙”而非“江”；归于“江”者，为沿唐宋“江南”之旧。至于苏州、松江士大夫之自称故里，则多谓“吾苏”“吾松”，而决不言“吾江”。
清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为江南省；设在江宁的总督也因为管着江南、江西而被称为“两江总督”。康熙六年（1667），从北到南分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二省，这是江苏立省之始。“两江总督”的辖区也由二省而为三省。
此后，严格地说，自康熙中期以后，“江浙”逐渐成为江苏、浙江二省的合称。如康熙四十八年谕大学士等：“湖广、江西稻谷丰收，沿江贩米甚多，而近日江浙米价愈贵。”又如乾隆十六年谕军机大臣：“商民因闻下游江、浙、江西米价更昂，米船到汉，每多过而不留。”这里的“江浙”，皆指江苏、浙江；江西则用全称，以示区别。但“江”如不与“浙”连用，却与“湖”或“广”连用，仍然常指江西。如雍正时晏斯盛疏云：“江宁省会，地广人稠，本处产米无多，尚赖江、广客贩接济······江、广米商稔知江宁有布可易，故岁岁载米依期而来。”乾隆十三年浙江巡抚顾琮奏，浙江“山多田少，向资江、楚转输。”这里的“江”，皆指江西；“广”、“楚”则为湖广。
“江浙”既是地域概念，也是经济概念、文化概念。自中唐两宋以来，它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代名词。而江西的千年辉煌，正是以“江”为名之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江浙”为中国近代资本的起源，江苏、浙江在经济上的联系更为紧密；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与江苏、浙江日渐拉开，虽然仍然有不少文献称为之“江省”，但不可避免地从“江浙”的辉煌中排斥出来，无奈与曾经落后于己、后来又超越了己的湖广组合为“江楚”。
至晚清，本来专指“赣江”、“赣州”的“赣”开始成为江西的简称。
由“江浙”并称到“江楚”并称，特别是由开放的“江”到内敛的“赣”，不经意间，竟然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谶语”。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很大程度也是内涵的变化，是江西由先进到落后的“身份”性变化。
Copyright©本文原题为《说江：千年辉煌》，源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01期第93-99页。作者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版权属作者，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号删除。
文章转自： 陶冶图说，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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