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愤懑，提笔在书中留白处写下一行批语：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这被毛泽东批评“好为人师”的人是谁？毛泽东因何又认为这种行为是丑陋的？
毛泽东在阅读《分甘余话》时，在该书第四卷的卷首，作者所写的序言旁边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分甘余话》的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在这本书的第四卷，王士禛收录了“清初三才子"之一的朱书为他写的两篇文章《御书堂记》。对此，王士禛十分得意，在朱书这两篇文章的前头写了一小段序，并介绍作者为“余门人朱书”，就是“我的学生朱书”的意思。
其实，王士禛这样写也是无可厚非的。
当时，王士禛因诗文写得好，在官场上很有地位，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而朱书虽然有才华，但年轻时却不太在意功名，直至49岁才去参加顺天乡试，而王士禛恰好是这届乡试负责审卷的考官。
按照古代科举场上的潜规则，考生一般都要拜考官为老师。更何况，经过王士禛的批卷，朱书不仅在这次乡试中举，之后王士禛还极力为朱书树立名声，推荐朱书为名士。
有王士禛这样的名人权贵作后台，朱书自然很快就名声大噪了。因此，王士禛称朱书为“余门人”且以“老师”自居也是妥妥的当得起的。
同时，作为一代名家，王士禛于书中强调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弟子，在厘清门派之余，也为弟子们积攒了更高的声望，这正是老师爱惜弟子的一种表现。
只不过，毛泽东为何对王士禛这句“余门人”如此反感呢？
通观《分甘余话》，每每写到某某名士时，王士禛总要自豪地写上一句“余门人某某”。这种情况出现一处两处也就算了，但全书仅六万来字，数下来提到“余门人”、“门生”的就有十几处。
如，王士禛在介绍“嘉定六君子之一”的张云章时，写“余门人嘉定张云章”；在介绍曲江少司马李先复时，写“余询之门人，南部李曲江少司马（先复）”等等。
王士禛介绍这些人的时候，都不忘在前面加上“余门人”几个字，颇有些得意之感，也略有显摆之嫌。
通篇《分甘余活》看下来，对其内容没什么很深的感触，“余门人”三个字却让人印象深刻，无怪乎毛泽东看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在第四卷的开头位置写了一句批注：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毛泽东一向对“好为人师”是存在反感情绪的。
早在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稿《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中就十分严肃地提出：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
为什么毛泽东要反对“自称先生”呢，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一个你。
由此看来，毛泽东十分反感那些动辄以“先生”、“老师”身份自居的人，尤其是反感那种高高在上，喜欢摆架子的“好为人师”的人。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看到王士禛在《分甘余话》里动不动就以“余门人”来称呼别人，时刻不忘自己“老师”的身份和架子，就感到厌恶，并认为这是“何其丑也”的事情。
另外，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
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
其实，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古代，王士禛反复强调自己“老师”的身份也并没有什么不妥，王士禛被毛泽东批“好为人师”，实在是无辜躺枪了。
但是，毛泽东却是站在新时代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好为人师”的问题，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的，共产党员就要用更亲切的态度、更平等的身份与人民相处，这才更符合现今社会到价值观和工作的需要。
由此可见，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真让人心服口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