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最早为康熙赐给皇四子胤祯的赐园，胤祯即位后按照御园的要求对其进行扩建，在南部修建宫廷区，并大规模向东扩展园地。到雍正末年，园内建筑已不少于160座，占地超过3000亩。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对圆明园的增建规模更是可观，除了修建四十景外，还仿建西湖十景、江南名园，此时园内有匾额的园林建筑达600多座。
圆明园平面
乾隆十年至十六年、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次修建东边的长春园，作为退位当太上皇后的休养之所。乾隆三十三年把熙春园（今清华大学），春熙院（淑春园，今北大北部）并入圆明园，乾隆三十五年将南边的春和园也并入圆明园范围，后改名绮春园，从而形成了占地六千多亩，建筑超过上千座的圆明五园。嘉庆时将春熙院赐予庄静固伦公主，道光时将熙春园赐予惇亲王绵恺，后又分赐皇四子、皇六子（咸丰帝及恭亲王），咸丰即位后熙春园改名清华园。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长春园海晏堂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下八里桥后直趋北京。当时英军部队在京北的黄寺一带迷路，法军则于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攻至德胜门外，与清兵小股部队发生战斗。清兵退往城内固守，法军遂经德胜门外土城关（元大都健德门遗址）直奔海淀。其先头部队于10月6日傍晚来到圆明园，击退守护园门的几十名护军后进入园内，并开始顺手牵羊拿走一些小件的物品。
第二天，即10月7日，星期天清晨6时，蒙托邦与法军高级将领进入圆明园参观，英军炮兵军官亨利·诺里斯也随行，据他在回忆录中所称，当时蒙托邦”的的确确地说，当英人来到的时候，行宫内的东西简直没有人触动过。但是与此相反的证据却极可惊骇地丰富”。当天上午11时，额尔金爵士和英军司令霍普·格兰特也到达圆明园。经与法军统帅协商，联军司令部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抢劫就变成公开的了。
关于圆明园内堆积如山、五光十色、令人目眩心骇的各种珍宝秘藏，参与抢劫的英法军人在回忆录中都多有描述。蒙托邦本人一本正经地对英军说圆明园内的财宝“没有（法国）人触动过”，但他的帐篷里却堆满了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和华丽的丝绣，法军士兵则在他的帐篷外面公开叫卖镶满宝石和珍珠的珐琅怀表，25个银元便可买到一块。当英法军官参观皇帝寝宫的时候，英军军官发现殿内的金表和小件的珍贵物品以骇人的速度消失在法国绅士们的口袋之中。
在抢劫当中，英国人更留意瓷器、景泰蓝、古画、钟表等古玩，以便携回英国作为纪念此役的物品，而法国人却注重更实在些的利益，抢劫的多是金银、宝石、锦缎、玉器、朝珠、皮货等物品。此外法兵抢劫比较散漫，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着则攫而取夺，遇到珍贵而不可携的大瓷器、大铜器、大玉海、大珐琅器、紫檀宝座等物，便以棒猛击，必粉碎而后快。而英军的抢劫比较有组织。
格兰特将军组成了一个战利品委员会，在园内珍藏中挑选送给维多利亚女皇的精品，以及作为部队公益金的战利品。蒙托邦也下令从圆明园的珍贵陈设中挑选出一些顶级珍品，准备献给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这些战利品如今在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厅和卢浮宫的拿破仑三世起居室内展览，包括商周青铜器，明宣德青花莲大碗，康雍乾三朝五彩和粉彩瓷器，乾隆年造金塔、金曼荼罗，明景泰蓝薰炉、尊、觚、吊灯；各种玉雕、玉玺、如意、龙袍、盔甲、丝绣，各种翡翠、田黄、玛瑙、珊瑚、水晶、文竹、黄杨木、牙雕、漆雕之珍奇玩物，以及成对大象牙、整面墙大小的乾隆缂丝无量寿佛大立轴、乾隆《御制八征耄念之宝记》碧玉册等。
欧仁妮皇后在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
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
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掠夺在10月8日达到高潮，连英军挑选出来预备留给维多利亚女皇的战利品也有许多被法军抢去了。10月9日格兰特和蒙托邦下令结束抢劫，向北京进发，在安定门外驻营。由于当时英军士兵不准擅自离营，故进入圆明园的英国军人基本上全是军官，导致士兵愤懑不平。10月11日，格兰特将军下令英国军官将掳掠来的财宝全部送至战利品经管人处，公开拍卖，然后将赃款均分给全军。拍卖一共进行了三天，所得为三万二千两，再加上从圆明园内搞到的库银六万一千两，总值九万三千两，约合123000银元或26000英镑，其中三分之一由军官瓜分。格兰特、约翰·米切尔、罗伯特·内皮尔三名高级军官辞让了各自的那一份。军官们为了对格兰特表示感谢，赠给他一把雕满花纹、镶嵌红蓝宝石的赤金酒壶，这是英军赃物中最精致的一样东西。许多英国军官分到银元之后跑到法国兵营，从法国兵手里购买金表、珍珠、玉石和皮货。另三分之二的拍卖收入在英军的士官和士兵当中平分，平均每人分到了17块银元，大约折合3.6英镑。
英军在海晏堂前拍卖战利品
当然联军劫夺的财宝远不止此价值。一名法军军官拿到了一串珍珠，有小孩玩的弹子那么大，后来在香港以3000英镑的价格把这串珍珠卖掉了；阿美士德勋爵献给清帝的时钟，原值200英镑，法国兵却以20银元出售；一卷古书，在北京城内古玩铺可卖数两黄金，也贱价一元变卖……《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估计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夺的财物价值高达60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6亿到7亿美元左右）。此外根据清代宫廷陈设档记录，仅三山五园中有案可查的物品损失数字就达124568件。
关于劫掠圆明园的始作俑者，清人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一为龚自珍之子龚橙（半伦）在上海担任英国领事秘书，在英军北上时向其献计说清国之精华均在圆明园，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而紫禁城得免于难。此说在清朝古老笔记中有所提及。
其二为劫掠圆明园之经过，或称文宗（咸丰）北狩，园中大乱，宫人与海淀细民争夺之，随后英法大掠之；或称夷人入圆明园，见陈设巨丽，相诫勿入，恐将来以失物索赔，而“旗人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王闿运《圆明园词》小注）。
事实上法军在10月7日当天就顺手焚烧了圆明园内的九州清宴、长春仙馆、上下天光、山高水长、同乐园、大东门等十八处建筑。住在九州清宴的道光皇帝遗孀常嫔“因惊溘逝”，估计是死于火中。与此同时英军也焚毁了圆明园大宫门外东侧的衙门朝房，以及海淀镇老虎洞、娘娘庙大街的部分民居。但此时尚未开始大规模纵火焚园。
虽然格兰特将军此前已经宣布只要交出安定门就不对北京进行攻击或破坏，但额尔金勋爵坚决要求焚毁圆明园或紫禁城，以作为清方拘禁和杀害英法谈判代表的报复。虽然也有法国代表在通州谈判中被清方拘捕（英方26人，被拘捕后死13人；法方13人，7死6伤），但葛罗男爵和蒙托邦唯恐和谈破裂，都力劝英国人不要焚毁圆明园。格兰特将军致信蒙托邦说“……若对中国所犯下的、不顾国际公法的残酷行为不加以报复，则英国国民必然为之不满……圆明园宫殿为重要之地，人所共知，毁之可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最严创中国政府、而就人道而言亦不可厚非也。 ”
英军统帅既决定焚园，遂于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五）清晨派约翰·迈克尔率三百多名骑兵前往圆明园纵火。由于纵火工作是分头进行的，因此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内各处同时起火，整个宫苑变成一片巨大的火海。大宫门外的六部朝房、銮仪卫值房、内务府值房、澄怀园（翰林花园）、上驷院、武备院，畅春园恩慕寺、恩佑寺，以及西苑阅武楼、清溪书屋等建筑全被烧毁。10月19日，迈克尔马队又前往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等处纵火（此前清漪园、静明园已分别于10月7日和8日遭英军及中国土匪抢掠，静宜园暂未遭抢掠，各殿陈设照旧）。
根据三品顶戴内务府大臣明善在咸丰十年十月初四的奏折描述，英法联军初次入园抢掠焚烧时尚无土匪，但从八月二十三（10月7日）以后，不时有居住在海淀、清河、以及京西北沙涧、贯市一带的土匪入园，趁乱抢劫，后被护军拿捕正法五人（包括一名叫敬如的僧人），方有敛息。事后昌平州从土匪手中起获御书、字画192张，玉版册页、玉瓶、玉钟等84件。此外，被英法联军及土匪沿路遗撒、委弃于地的《王诜诗词帖》、《喜溢秋庭图》、《山居图》、《陶潜归去来图》、《仙庄秋月图》等字画手卷多件，以及“乾隆松荫横琴玉山子、瑞石古洞玉山子、白玉雕花如意、无量寿玉佛、钧窑磁盘、大玉杯、珐琅瓶、玉莲蓬壶、铜佛、蜜蜡手串、蓝宝石手串、沉香手串、翡翠扳指、玛瑙扳指、黄玉手镯、小玉蟹、黄杨木瓶、银花茶盅、洋表、鹿角、楠木座、芭蕉扇、葛纱袍、青缎元狐皮袄、灰鼠皮袄……”等零星玩物陈设，多被附近村民捡去，后均由清廷追查索回。
圆明园虽在庚申英法联军之役中遭焚毁，但仍属禁苑，并设有守园门监，并未全部废弃。英军虽然想将圆明园全部夷平，但由于三园太过广阔，终未被全毁。同治十二年（1873年）有重修圆明园之议，清内务府曾经派员查勘遗址，当时尚有廓然大公（双鹤斋）、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思过堂、课农轩、顺木天、庄严法界、春雨轩、杏花村、文昌阁、魁星楼等十三处景区未被毁，此外还尚残留有圆明园大北门、藻园门、福缘门、丽春门、蓬岛瑶台、林渊锦镜（藻园）、藏舟坞，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法慧寺琉璃塔，绮春园新宫门、正觉寺、运料门等建筑。此后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并将绮春园改名“万春园”，作为太后居所。但该计划终因财力不足而在开工11个月后作罢。
1900年前的圆明园双鹤斋
1900年前的圆明园双鹤斋
1900年前的圆明园双鹤斋规月桥
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直到光绪年间，清室对圆明园内一些景点仍有小规模维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多次到园中游幸，如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慈禧与光绪就从藻园门入圆明园，到中路九州清宴岛的慎德堂少坐，浏览“样式雷”呈递的重建图纸，随后又去双鹤斋、海岳开襟、黄花镇迷宫等处游玩，最后经二宫门返回颐和园。这年九月开始修理双鹤斋、课农轩、环秀山房、以及万春园内的桥梁，工程费四万多两。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逃，地方官员也早已逃跑一空。圆明园附近八旗旗兵均携带快枪返回家中，不久之后便化兵为匪。拆匪进入圆明园废墟，拆除残存的各处建筑，并砍伐园内树木，在圆明园内建起无数炭窑，大的木料当作建筑材料卖，小件木材就地烧炭。附近的清河镇上一时木材堆积如山，交易旺盛。
在庚子劫难中，圆明园之西路多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清河北黄旗营，长春园多毁于两白旗大小营。其中拆园最烈者为镶白旗小营与精捷营之“八大恶棍”。两伙拆匪为了争抢绮春园之“庄严法界”、“敕建河神庙”、“惠济祠”，与庙周围的大片柏林，竟发生火并，各死十多人，后经中人调停，改为共同拆售，售价由两伙人平分。
又如长春园之海岳开襟，位于湖中，在1860年时由于船只先被联军焚尽而幸免，光绪年间慈禧曾到此游幸，并将其修葺一新。至庚子时，八旗拆匪扬言要拆此处，该处太监首领杨四率4名太监、园户头目周德海率10名园户据岛死守，拆毁木桥。至拆匪前来时，喝令搭上桥板，否则打过去休想活命，周德海等人与拆匪展开枪战，击毙十余人。但至天寒之后，园户恐怕湖面结冰，又怕拆匪报复，乃离岛返家。镶白旗小营拆匪闻讯后于农历十月十四日占领了海岳开襟，将大量陈设箱子撬开，其内珍宝一夜抢尽。硬木桌椅等笨重之物又抢了三日夜，最后将殿柱锯断，用大绳拉倒，将木材抢运了十余日，最后砍伐周围的松柏大树，七八日方砍完。
海岳开襟
三十年代的海岳开襟遗址
圆明三园内其他幸存建筑，如蓬岛瑶台、双鹤斋、课农轩等等，也基本上全都毁于此时。除了木料外，园内全部铜铸品，包括宫门铜狮、海晏堂喷泉十二兽首（已拆下装箱保管）、大水法喷泉的紫铜水管，养雀笼的落地铜网，也都是在这一时期遭到洗劫的。
经过庚子年的洗劫，圆明园残存的、以及同治光绪年间修复的少量建筑，也荡然无存了。光绪三十年（1904）裁撤了圆明园的相关官员。
1911年辛亥革命后，圆明园遭到第三次劫难。占据北京的军阀将西洋楼一带和园内其他地方拆匪搬不动的笨重石物陆续移走。王怀庆拆除了舍卫城、安佑宫的大墙和西洋楼石料来修筑达园（今圆明园附近的达园宾馆）和东四十一条的私宅；张作霖用园中的汉白玉石料为自己修建墓地。
民国初年颐和园事务所很大一部分收入就来自卖圆明园残物。空车进去，随便装满一车，出门交一块钱，有权有势者如王怀庆之流还不给钱。中山公园拉走了“坐石临流”遗址的兰亭修褉图石屏和兰亭八柱石刻（原存于颐和园，40年代调往中山公园）、“海岳开襟”和“别有洞天”的太湖石、万春园的仙人盛露盘石座、以及远瀛观的西洋式石栏（今中山公园南门内）；燕京大学拉走了安佑宫的三根华表、一块龙凤丹陛石、一对汉白玉麒麟（另一根华表移至天安门前，后来北京图书馆建馆时取走，又从燕京大学索来多余的一根）；远瀛观的西洋翻尾石鱼和观水法的西洋甲胄石屏被颐和园事务所总管载涛运到了自己的朗润园。
北京图书馆还运走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一对、文源阁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座等。颐和园东宫门的丹陛取自安佑宫正殿，仁寿殿前的铜麒麟取自长春园二宫门，其一只右腿曾被八旗拆匪毁掉，移到颐和园后才配上，至今仍可看到修补的痕迹。此外东交民巷各公使馆、协和医院、双合盛啤酒厂都从圆明园取石。除了遗址上的汉白玉台基、台阶、条石之外，地面上的方砖、屋瓦、墙砖，地下的木钉、木桩……无不从圆明园废墟上搜罗净尽，每天几百车地断续拉了三十年。
1873年德国人奥尔默拍摄的海晏堂遗址
1920年代的海晏堂遗址，可见民初人为破坏之惨烈
圆明园的第四次劫难从1940年开始，当时占领北京的日本当局奖励开荒，于是开始平山填湖。当时耕户多为园户的后人，以及从定兴、新城两县引来的亲友，但人数不多，再加上圆明园的面积太大，直到五十年代初，前后湖和长春园仍残留大片水域，山水格局如故，水丰土泽，中科院北京植物园曾计划以此处为址。不过，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附近的生产队要回了园林局征购的土地，流入圆明园遗址中的人口迅速增多，开始大规模地平山填湖、砍树造田。圆明园汇万总春之庙（花神庙）的一棵马尾松在1860年、1900年两次幸免，被当地居民称为“神树”，五十年代末也被公社砍倒。此树横卧在地上，对面不见人，其粗大可知。此外除了101中学占用圆明园升平署遗址外，不断有新单位进入圆明园，拆遗址盖房子，甚至建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猪场、鸡鸭场、区供销社土产部、装订厂、机械修造厂，乃至垃圾场、粪场……
圆明园万春园的三孔桥，在五十年代拆毁
圆明园毕竟根底雄厚，虽然此前屡经残毁，但直至六十年代，在长春园西部与福海东岸、以及绮春园的“绿满轩”、“望和堂”等处还残存些杏花春雨、碧潭云影、柳陌菱塘之类的小景，至此也全部毁灭殆尽。长春园大东门七孔出水闸、绮春园运料门、三孔桥，以及幸存不多的虎皮石园墙，也都毁于这一时期。
到1975年，圆明园南边的绮春园尚有最后一处幸存的完整景点正觉寺，包括天王殿、三圣殿、文殊阁等建筑，民国时被理藩院的颜惠庆买下改为私人别墅，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宿舍。1975年清华大学退出，海淀机械修造厂进入，乱拆乱建，至九十年代已经毁光了90%的古建筑，并且砍光了近百株的松柏树林。至此硕果仅存的一处圆明园遗存也被完全消灭。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许多人动辄断言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此讹传由来甚久，不光作家丛维熙在1998年，清史专家阎崇年央视《百家讲坛》都持此说，甚至早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反帝宣传书籍就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焚毁圆明园”的说法。实际上1900年慈禧挟光绪出逃后，一部分德军部队追击董福祥部队未果，返回海淀后驻扎于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之后另有意军部队入驻玉泉山，此外俄军、日军及美、英、意军队也相继入驻过颐和园。这几处园林内的珍宝陈设被联军劫掠一空，并砍取门窗、隔扇、内外檐装修做燃料，任意毁坏。但是圆明园在庚子之役中并未遭八国联军破坏，而是毁于八旗拆匪之手。说圆明园“在八国联军时期被彻底毁灭”尚可，但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属于历史笑话了。
中国为洗刷百年耻辱而变得愈发强硬2014年09月13日 09:38 环球时报
香港中美焦点网9月11日文章，原题：帝国主义战争的幽灵：今天中国的旅游胜地 当代中国不断崛起，但古老中国仍在，见证西方想要忘却的一段历史。
颐和园是北京最令人陶醉的景点之一。它占地860英亩，内有湖泊、小岛、花园、凉亭、长廊等，一些古老的建筑拜西方所赐，早已成为废墟。
乾隆皇帝从1750年开始派设计师访遍中国山水，并动用数万人，终建成“清漪园”。1886年，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重修这座园林，改名为颐和园。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颐和园也遭了殃，园林被烧，珍奇异宝被抢。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描述：“联军士兵步履蹒跚，因为手抱肩背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太多。”
这段不体面的历史不仅仅是学者研究的对象，也有助于解释北京如今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是，一些中国人，无论身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命运拥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帝国时代的中国没有我们现在尊重的大多数人道价值观，但是中国被无礼对待，尤其被还在坚持让北京追随西方标准的西方力量无礼对待。
这段历史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相信自由主义的年轻人也受爱国主义影响。他们对一个强大、甚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充满信心。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南海诸岛也是。许多住在海外的华人也庆贺香港回归。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为洗刷百年耻辱积累资源和影响力，中国领导人感到自己肩负特殊责任，面对难得机遇。这可能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愈发强硬，但确实有助于理解其行为。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应自觉向中国让步，但可以说明中国的强硬在恶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对于为微小地缘政治利益而起的争议，华盛顿如果进行军事应对，就太愚蠢了。
中国是古老的，历史遗迹仍在吸引全中国的游客。
西方人可能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对中国做过什么，但中国人不太可能同样健忘。美国决策者在制定针对北京的政策时应好好考虑这段历史。一个和平与繁荣的21世纪可能就系于此。(作者道格·班多，张旺译)
庚子事变与中国最早的航拍
文|杨岳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与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洋枪洋炮进攻的同时，摄影作为记录的工具见证了这个事件，法国远征军的普雷森特上尉（Captain Plaisant）、卡梅尔上尉（Captain Calmel）和迪舍尔上尉（Captain Tissier）利用侦查部队的热气球在北京，天津两地进行了拍摄，留下了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的航拍影像，并在1902年出版了纪念画册《热气球下的中国》。这次现身2015年华辰影像春拍的十二帧原版航拍照片，粘贴于一本私人相册中，与相册中一百多张北京天津等地的建筑民俗照片一同为研究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改变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
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从早期的被神话的理想之邦转变成为停滞落后的衰败之国，这种相互矛盾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式的转变与摄影术的发展、传播密不可分，摄影文化史学者玛丽·沃纳·玛利亚（Mary Warner Marien）谈到：“伊甸园式的自然景象已经被摄影处理改变了。”照相机伴随着西方世界的枪炮见证了这一转变。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西方人一直沉浸于马可·波罗塑造的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贸发达、政治安定、交通便利、有炫目的财富和至高王权的世外天堂。荷兰旅行家纽霍夫在1665年游历中国后绘制了一系列版画，其中包括有举世闻名的《南京瓷塔》（详见2014华辰影像秋拍LOT1527），画面中瓷塔高耸入云，金碧辉煌，甚至被当作为世界的中心。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法掌控的幻想”使西方人体验到落后的缺憾，萌生了觉醒发展的愿望,对东方的想象和欲望一点一点地渗透到现实中来，促使他们对东方世界的探索与殖民。
1839年，摄影术发明，正值西方国家积极进行殖民扩张期间，摄影以提供视觉证据的方式担当了特殊角色。
这种真实的、直接的、毫不掩饰的方式，动摇了他们幻想中的神话之国,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与观看，例如费利斯·比托（Filice Beato）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被攻占后的大沽炮台》（详见2013华辰影像秋拍LOT1020），摄影师在拍摄之前进行了仔细的取景，使原本惨烈异常的战场残骸变得壮阔而美丽，画面右边的英国军官看起来更是轻松怡然，仿佛中国这个想象中的巨人被轻而易举的征服了一样。这种胜利者的轻松姿态不单单是对于战争结果的表现，更是对幻想之地的重新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加速了西方社会里中国形象的转变。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与摄影术的传播，以人类学的方式，采用可视化的形式对不同的民族、地域、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和观看。
1868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来到中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摄影记录。他在各地旅行，足迹从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到北京和上海，以及长城、长江流域和华中的中原地区。拍摄了大量反映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场景，之后集结出版了其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详见2013华辰影像春拍LOT1111），从这本摄影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正逐步掌控视觉权利，通过殖民话语给中国的普通民众制造符号化的“刻板印象”，例如封建的裹脚，不同等级百姓的不同服饰等等。在这样的“观看”中，美好富饶的中国形象逐渐淡出，贫穷专制的中国形象逐渐进入了西方视野。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恰逢照相机的中小型化和摄影术的逐渐普及，此时照相机已不仅仅是传教士、外交官、高级将领等中高阶级手中的记录工具，更多的下级士兵、平民作为殖民统治的实施者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他们眼中的中国。
我们回到华辰影像2015春拍这本法国远征军的私人相册来看，十二帧航拍与其他几十张皇家园林照片构成了十分独特的叙事方式。他们先是闯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紫禁城，用近乎贪婪的视角摄取着这个从没有外国人见过的画面：只有大臣才可以出入的宫殿、只有皇帝才可以欣赏的园林，连最私密的皇帝的寝宫也在低等士兵的眼中一览无余，之后他们爬上热气球，如上帝一般俯瞰着整个北京城，战火的洗礼使其变得冷清与残破，泱泱大国的威严已毫无踪迹，至高无上的皇权在殖民话语中荡然无存。这时西方已完全掌控了视觉权利，那种丑陋的、衰败的中国形象借助相纸上的银盐被显影，被放大，构成了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视觉占有与控制。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洋枪洋炮进攻的同时，他们也以摄影为工具记录了庚子事变后的北京和天津。法国远征军的普雷森特、卡梅尔和迪舍尔三位上尉利用侦查部队的热气球在京津两地进行了拍摄，并出版画册《热气球下的中国》，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航拍影像。
早在1783年，法军就装备了热气球。在中法战争中法军也曾用热气球侦察清军动向。图为法国远征军的军人准备让热气球升空，留着大辫子的中国人好奇地观望。据记载，清军也采购过军用侦察气球，但没有在战争中应用的记录。
1900年，教案频发，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代为剿平，5月决定出兵干涉。图为一队法国远征军的军人将热气球升空。
1900年6月18日，侵略军攻陷大沽炮台，向天津进犯，7月9日清军将领聂士成阵亡。图为今天津滨江道附近上空俯瞰海河上的浮桥，照片上部是老龙头火车站。联军占据天津后，俄国将车站附近大片土地划为“租界”。
侵略军大举进攻天津之时，义和团和清军奋起抗争，保卫天津。然而，在大敌压境的紧要关头，帮办北洋大臣宋庆却秉承慈禧太后旨意，伙同马玉昆清军在天津城内大杀义和团。图为天津街道。
1900年7月14日天津沦陷。联军在城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侵略军在市中心鼓楼上架起大炮，对准逃难的人群疯狂射杀。海河出现漂尸阻流惨状。图为被毁坏的天津街道。
八国联军还纵火焚烧房屋，抢劫珠宝财物。天津城一片火海，繁华街市化为废墟。各国士兵挨家挨户进行搜刮。图为天津英租界。
一个参加抢劫的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 图为天津全景
1900年7月15日，联军对天津实行分区占领。在行抢的同时，还奸淫妇女，其中以俄军尤甚。“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城外虽未十分毁坏，然已十去其四。” 图为天津全景
八国联军在图谋天津的同时，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1900年6月，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图为东交民巷使馆区
1900年6月15日傍晚，由端王载漪所率领的一队义和团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6月17日起，清军也参加了进攻。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虎神营士兵击毙。6月25日，清军正式向八国联军宣战。图为由东南向西北拍摄的北京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和清兵围攻教堂时，内有法国教士、中外教徒5000余人以及法国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教堂始终未被攻下。图为被毁坏的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挖地道，埋地雷，进行了四次爆炸，仁慈堂被炸毁，炸死教民和儿童400多人。 图为西什库教堂东北角巨大的弹坑，弹坑之上原来是西什库教堂的仁慈堂。
1900年8月16日早晨，日兵、法兵救援西什库教堂，在西华门与清兵激战，清兵战死800人。该教堂被围两月余，“共死教民四百人，地雷炸死小孩七十六口，法兵死十人，意兵死五人。”图为西什库教堂前的百姓。
西什库教堂是法国天主教堂，俗称北堂，前身为蚕池口教堂。蚕池口教堂位于中南海旁边，“矗立高丛，观及宫殿”，颇令朝廷不悦。李鸿章负责和教堂、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交涉此事，最终教堂迁往西什库。两座北堂同时矗立在北京城十几年。图为蚕池口教堂，它的上方建筑为中南海紫光阁。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至晚上，广渠门、东直门、朝阳先后被攻破。北海被八国联军占领后，其中万佛楼成为日军司令部，楼中10000多金佛尽被掠夺。图为琼华岛永安寺白塔鸟瞰。
八国联军攻打皇城之际，清军虎神营守后门、景山一带，列阵而待，“与洋兵鏖战许久，阵亡士卒甚多，尸横遍地”。法军进城后先上景山，俄军、日军也先后进入。景山五亭内五座铜佛，四座被抢走，一座被破坏，各殿陈设宝物也被洗劫一空。图为热气球航拍的景山。
这是自西向东拍摄的北海附近，画面左上为景山，右上为紫禁城，中间大桥为金鳌玉蝀桥，桥西的三座门右侧紫光阁以北，停着著名的“西苑小火车”，即慈禧太后乘坐的小火车。此时，紫光阁铁轨已被八国联军损毁。慈禧曾经居住的仪銮殿也曾被联军统帅瓦德西占领。
1900年8月16日，紫禁城被攻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8月28日，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大清国深受其辱。最终，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图为热气球下的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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