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自上海横浜路景云里出发，沿着多伦路朝北的一公里路程，是虹口区政府打造的 “鲁迅小道”，小道经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鲁迅曾经居住的拉摩斯公寓，再行至四川北路，就来到了曾今的内山书店，也是现在新建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2022年底，书局自1945年关店后在内山书店旧址修缮改造完成。而其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对鲁迅的纪念，这里的风貌、摆设，还有从小到大的道具，都在尽力回溯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书店的模样，那么如今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物以类聚，人以书店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冯雪峰、施蛰存和戴望舒都住上海松江，施蛰存最爱逛几家英文旧书店，戴望舒喜欢到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挑法文新书，而左翼作家冯雪峰一到上海就去了内山书店。
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边缘人与不同政见者，从四面八方纷纷汇聚上海。书店、影院、咖啡馆是相识相处的主要空间，而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则是这群人里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历史现场。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里谈及公共生活时，曾用圆桌作比喻，她认为公共生活是一张“平等的圆桌子”，当人们共同围坐，彼此交谈，才有可能走出一己私域，公共性也由此诞生。历史里的内山书店，充当的正是一方圆桌的角色。这张“平等的圆桌子”串联起了鲁迅、左翼作家群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人们在内山书店相遇、讨论、行动，激起的火花蔓延至更远更深的时空中去。
结交与漫谈
“地方上的中小知识青年跑来上海找机会，大都要去日本人内山完造主持的内山书店看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长期关注和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史，他告诉界面文化记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左翼文化思想的浪潮中心。小知识分子在地方上没有出路，甚至面临被通缉的风险，一般都会跑去上海——文化出版的繁盛、租界间的自由、国际化的信息流动，都是吸引他们的原因。
唐小兵指出，和在欧美深造、学院工作的京派学人不同，上海聚集的知识青年大多留学日本，深受左翼文化潮流影响，内山书店是他们在上海彼此认识、建立联系的重要场所。“在上海，他们没有体制化身份，大多也没有亲戚，有的连正儿八经的学历都没有，像瞿秋白形容的‘高等游民’或‘薄海民阶层’，是颓废、浪漫、波西米亚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内山书店1917年开店，到1945年作为敌产没收，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来来去去的“高等游民”在此处相遇、议事，改变历史。书店所在的北四川路正好是他们聚集居住的区域。书店开业不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陈望道就走了进来；1923年，田汉、欧阳予倩、郑伯奇常来这里买书，同一时间的常客还有郭沫若和郁达夫；1927年，离粤至沪的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了内山书店隔壁。自此，这家书店深深嵌入了鲁迅的生命之中，鲁迅也像磁石般吸引了一大批同道者前来。二十出头、旅日归来的田汉曾对内山笑言：“老板，南陈北李都来这儿买过书，你这里是无产阶级俱乐部啊！”
鲁迅会客，几乎都在内山书店，特别是比较陌生的读者。曾有文学青年写信给鲁迅希望见面，鲁迅回复，每日下午三四点，总在内山书店的。左翼剧作家夏衍来上海后，经常到内山书店买书，见到鲁迅时是“一个严寒的日子”，1930年，二人共同发起筹建了“左翼作家联盟”。萧红与萧军也在书店与鲁迅约见，鲁迅发着烧，将一个装有20元钱的信封放在桌上，缓解了他们初来上海的窘境。借由鲁迅，二萧也慢慢认识了当地的其他朋友，包括茅盾、聂绀弩、胡风和叶紫等一批作家。
“内山书店除了承担买书卖书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常常举办沙龙讨论。”在采访中，唐小兵多次提到书店里发生的思想对话与公共漫谈。
在多篇回忆录里，店内的闲谈空间也被多次提及：七八张沙发，围绕一张小桌，桌子上摆放着内山夫人准备的茶与糕点，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等人喜欢在这里“吃着炒都喝着粗茶，漫无边际聊天”。有时候，内山完造会定下一些主题，主动邀请感兴趣的朋友前来讨论，活动称为“文艺漫谈会”。
谷崎润一郎1926年来中国旅行时也曾到访过内山书店，在书店里举行的一次漫谈会上，他见到了当时在沪的几乎所有新锐作家，并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左翼文人结成莫逆之交。作家、日本研究学者刘柠提起了这一段谷崎润一郎的回忆：“在店堂里侧的暖炉边，放置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会儿，喝杯茶聊会儿天，——盖此家书店似已成了爱书者的一个会聚地——我在此处一边喝茶一边听店主讲述中国青年人的现状。”
对漫谈会记忆犹新的，还有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也：“在内山书店堆积书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参加座谈会……通常是两人开始，随后增加至五人、八人，最后大家围坐着畅谈起来。”
刘柠在采访中说，“文艺漫谈会”是一个松散但又有集结性质的活动，中日两国作家文人轮流坐庄，鲁迅是最核心的主持者。书店不定期地出版一份叫做《万华镜》的内刊，相当于今天的MOOK，专门刊载漫谈会主讲者的文章和讨论内容。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吕慧君也提到：“从1922年开始，中国和日本的文艺爱好者就经常在内山书店聚会，参与者有戏剧工作者田汉、欧阳予倩、石井政吉、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1927年起鲁迅加入其中。”
唐小兵关注和研究知识分子史，很早就对上海左翼文化的兴盛产生了兴趣：“我一直想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1920年代到1937年之间，左翼文化会在上海如此繁荣？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都觉得不可思议，上海是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更可能走向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
他在研究中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繁盛的书店、电影院和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为左翼同温层们的交往联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这正是激发新思想的前提。“那一代人具有一种高浓度的公共生活，天才为何总是成群而来？天才是共同体中间的个体相互激发的，如果每个人都隐没在私人生活里，像伯林说的那样退隐回内心的私人城堡，没有公共空间交流，缺乏一张阿伦特意义上的构成共同世界的圆桌，怎么可能有思想的对冲和激发？如果公共空间被人为的切割掉了或者被系统性地清除——无论是被政治权力还是商业资本——每个人都活在自我循环的小世界里，就不可能出现爆发性的突破和创造。”唐小兵感叹。
出版与庇护
在那个时代，许多书店除了售书，还兼做书籍出版工作，内山书店也不例外。书店一方面引介了许多日本原版书籍，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在1920年代到抗战前，中国的出版物大概有60%-70%都在上海出版。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中60%左右都是关于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主题的书籍，”唐小兵说。这些书的大部分译者的选择与出版由上海的生活书店负责，翻译的原版书来源则主要来自内山书店。
中国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理论，几乎都由日文版翻译而来。“那个时代，如果要做文化译介，你必须要有一个物理的纸书，而这样的纸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有，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内山书店。”刘柠提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们看到有价值的原版书，会通过内山完造了解更详细的资料，并将其译成中文。经过内山书店引介的出版物有330种之多，包括文学、历史、社科书籍和东欧的普罗文学。
对比其他书店，内山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安全——地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交界的三不管地带，国民党不能随意进入逮捕，内山完造的日本人身份也能对书店施加保护。唐小兵提到，“内山书店售卖很多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左翼书籍，无论是本土被禁的，还是从日本出版的。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很多都从日本留学回来，不难看懂日文的内容，也习惯了内山书店所在的多伦路周围区域日本风浓郁的亚文化。”
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大部分图书购入，都是从内山书店所得——他去过书店五百次以上，买了一千多册书。后来，内山书店负责代售鲁迅的书，鲁迅无法在国内出版的稿子也经书店送至东京印刷。郭沫若一家流亡日本时，经济来源几乎全靠国内的稿酬，内山书店负责把钱汇到日本，并代理了郭沫若书籍的出版事宜。
吕慧君整理了受内山书店帮助过的出版物 ，包括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以及由鲁迅出资印刷的三本“奴隶丛书”，即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巴金在《萌芽》被禁后将原稿大幅改写，改名为《雪》，最终在上海只有内山书店敢销售。瞿秋白被杀害后，鲁迅与茅盾、郑振铎一起整理出他的译文集《海上述林》，经由内山书店送去日本印刷。
在时局紧张时，内山书店成为了许多人的临危避难空间。书店店员王宝良回忆：“为了保护鲁迅先生，在他来了之后，我和内山先生就会特别注意书店里的顾客，万一生疏的面孔多了，我们就立刻通知鲁迅先生，让他避开。”内山书店的后门，正好通向内山完造的家。
1930年3月，鲁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演讲后遭到国民党通缉，曾在内山书店避居一个月。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经在内山书店避难。那时，鲁迅居住的公寓直接遭受了枪击。他在日记里回忆：“30号下午，我们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6日才得以避到英租界的内山支店里去。在自己的国土上，默默地听着枪炮声，饱尝侵略者加给我们的压迫，真是不好过极了。”
书店可以是什么？内山书店让我们看到，它能够实现的功能是公共沙龙、引介出版、传播新知，甚至成为异见者的庇护所。唐小兵认为，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书店对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内山书店的历史让我们意识到实体书店为思想激发、精神交流创造的巨大可能——“我一直在想，现在的直播卖书，虽然一次性可以卖很多册，但它真正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繁荣吗？”他认为，书店的公共空间属性难以被网络购书模式替代，“一家书店可以做很多事，人们会从这里了解更多的书，书店还让有共同兴趣的人互相认识，进而发生更深切的联系。一家书店能不断打开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是公共生活里不可替代的存在。”
还原与延续
2022年底，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在内山书店旧址重建。在介绍书店名字时，店长助理赵艺翎说：“因为鲁迅先生来到上海定居的起点的时间就是1927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来到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相识，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时间，我们把这一年作为了书店的前缀。
赵艺翎提到，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做的重要功课是还原历史场景，这里的风貌、摆设，还有从小到大的道具，都在尽力回归原样，“我们希望大家进到那个空间里面，就能回到当时的一个状态中。”
书店分作三层，在一楼入口处设有一块小黑板，呼应的是内山完造《上海下海》的回忆——应客人要求，内山完造买了一块小黑板，用来告知读者新书书目。门后的衣架挂着的红色围巾，则是为了纪念萧红。一些回忆录中提及的鲁迅书桌，也在如今书店的绿灯罩台灯处得到还原——“左手边的桌角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书店不同区域由鲁迅的各部著作命名，入口是“引玉集”，咖啡馆被叫做“南腔北调集”。
到达二楼， 书架摆放了许多“左联”的旧书和刊物，正是呼应回忆录常提到书店层售卖的左翼书籍。墙上贴着的151张老电影海报，则是鲁迅的观影记录：“鲁迅当时很爱看电影，当时虹口的电影文化非常繁盛，电影院也非常多，我们就把他看过那些电影做了一个汇总。”赵艺翎说。
被命名为“华盖集”的三楼最顶层活动空间，在未来可能会计划一系列版画相关的展览——百年前，内山完造也在书店中促成多次版画展览活动——《内山书店：“鲁迅会客厅”与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中描述：“内山完造对鲁迅木刻版画的赞赏值得一提。他很早就意识到了鲁迅木刻版画的价值。还将做美术老师的弟弟内山嘉吉介绍给了鲁迅，与鲁迅一起教授青年版画。”
现在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希望延续旧时的繁盛景象，成为虹口区的“书香会客厅”，开业几个月后，书店就已经组织了多场活动，比如每周六的“大先生会客厅”已经连续开展了五期，在未来还会有更多公共活动在这里展开。
在采访中，赵艺翎强调，新书店最重要的特色是对鲁迅的纪念。“鲁迅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的，我们也始终是认为，就是因为有鲁迅先生，这家书店对于中国来说才更有意义，所以未来我们会用文创、活动、书籍等方面多样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书店与鲁迅的联系。”
参考资料：
history.ifeng/c/8AvAAXiSUXl“秘密联络点”内山书店：内山完造为何屡次帮助鲁迅脱险？
mp.weixin.qq/s/wCtScc6iV7bQLC91aaEvzg内山书店的茶水桶和炭火盆
yicai/news/101606650.html鲁迅去过500多次的内山书店，如今变身1927书局回归
zgnfys/a/nfrw-59386.shtml鲁迅、左联和避难所：内山书店百年往事
吕慧君. "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 上海内山书店在中日出版文化交流中的媒介性研究." 编辑之友 (2021).
唐小兵. "民国时期中小知识青年的聚集与左翼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 中共党史研究 11 (2017): 64-80.
王晓渔. "鲁迅, 内山书店和电影院——现代知识分子与新型媒介."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7.3 (2006): 94-98.
《花甲录》(日) 内山完造 著 刘柠 译 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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