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是三年一度的春闱会试之期。从前一年的年末开始，北京城里就逐渐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年轻面孔。这些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士子，好容易得中举人，无不想进京赶考，一朝金榜得中，鲜衣怒马，衣锦还乡，好不威风！
春暮时节，考试已毕。往年的这个时候，赶考的举人们无不呼朋唤友，连日吃酒，热闹非凡；可今年却大不一样，酒楼茶肆的老板们惊讶地发现，这一科的举人们全然无心作乐，而是各个面露凝重之色，整日匆匆忙忙，奔走于京城之间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知在忙些什么。
在宣武门达智桥胡同的杨椒山祠内，几百个举人正聚在一起，操着南腔北调，激烈地讨论着什么。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看起来明显比其他人老成许多，此人并不说话，只是听着这帮人的争论。稍顷，他才开口道：
“各位年兄年弟，都静一静。关于向朝廷上书这件事情，虽然各省举人都有去上，然而终究是各自为政之局，恐怕难以引起今上的重视。愚意以为，不若以十八省举人之名，联名上奏。我等都是国家抡才大典选出的天子门生，如此一来，庶几可以收到奇效啊！”
此言一出，顿时群情振奋。只听各种叫好之词、附和之语此起彼伏。此人面带微笑，顿了一会儿，举了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又说：“若各位年兄年弟认为此策甚好，在下便斗胆提笔作文，还要烦劳各位共同署名，稍后由卓如送到都察院去。”
周围的举子们又纷纷响应计策既然已定，这个中年男子也从一片壮怀激烈的气氛中慢慢地走出来，到后院去写这一封上疏。只见他拂开宣纸，提起狼毫笔，饱蘸浓墨，用恭恭敬敬的楷体写下几个大字：“上今上皇帝书”。
他深呼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
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康有为。
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在广东南海一个书香门第。
他的高祖康文耀在当地设帐讲学，收徒千余名之多，颇有名望；他的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做过钦州学正，合浦、灵州、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也是举人出身，后来参加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做过小官。
在这样的家庭中康有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虽然其父康达初在他11岁那年就去世，但其祖父康赞修却对这个孙子关心有加。
早在康有为八岁的时候，他就跟随在祖父身边学习。康赞修对宋明理学颇为崇信，对乾嘉汉学则不屑一顾，在他的影响下，康有为自然也对汉学家的繁琐考据的功夫不甚在意，而是立下雄心壮志，从小就以“圣人”自许。在祖父的教育下，康有为从小就熟读经史，为以后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光绪三年（1877年），康有为十九岁的时候，康赞修去世了。这对于刚刚成年的康有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悲痛之余，他不得不寻找一位新的老师继续学习。不久他拜岭南学派著名的理学大师，人称九江先生的朱次琦为师。在朱次琦的指导下，康有为对理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不久康有为就感到了不足。这一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印行了不少讲“西学”的书籍，身处广州的康有为自然对此接触颇多。他逐渐感到，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决心开创一种更加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问。
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去了一趟香港，被外国人的高楼大厦，清洁的街道和警察的办事效率深深的震惊，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第二年，康有为到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读书，阅读了大量经世致用和西学书籍。
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但未能录取，在返回广州的路上，他到了上海。日益繁华的上海滩让康有为深深折服，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在返回广州前，康有为在上海一次购买了三千册图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技著作。他决心以此为基础，制定一套全新的学说。
康有为再一次于光绪十三年进京赶考，再次落榜，但这一次他却并非一无所获。借此机会，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要求进献给光绪皇帝。
在这封上疏中，康有为综合了他十年来刻苦读书的心得体会，认为当今的世界大势，不能墨守祖宗成法，而应该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
康有为将这封上疏交给了李鸿章，请求后者代为上奏，但李鸿章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回到广州以后，康有为租下了孔庙，在此创立了万木草堂，一面开馆讲学，一面著书立说。在这期间，他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后来又开始动笔写《万法公理》（后出版时定名为《大同书》）。
《新学伪经考》将西汉时发现的古文经认定为伪书，而古文经学自然也就成了伪学。基于这一考证，康有为否定了汉学和宋学的学术争论，并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为出发点，为变法维新张目；
《孔子改制考》则在《新学伪经考》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这一理论原本来源于春秋时期公羊学派，但长期默默无闻，在嘉道年间才由龚自珍魏源等人重新发掘出来加以论述。
康有为在他们的基础上阐发了这一理论，将孔子的理论表述为信奉变化与发展。他写道：“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
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
康有为在这两部书中的言论较为大胆，他说中国历代相传的儒家经典都是假的，这在中国几千年遵循孔孟之礼的社会背景中无疑很有冲击力，他希望通过这种说法来颠覆人们的观念，但是有急躁冒进之嫌，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排斥，给变法带来了很大阻力。
有专家学者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这就导致中西方思想在结合的时候有些脱节，有点理想化，不是非常符合社会实际。
毫无疑问，康有为的理论和学说在广州乃至其他地区的正统学者看来，不啻于是邪说，他们纷纷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达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康有为的学说却极其富有新意。
这些年轻人从小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同时又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自然怀着和康有为同样的心情。他们进入万木草堂学习，在康有为的指点下读书，并且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
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个人魅力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和康有为一道，致力于破除儒家经典，开创维新之路的工作。这其中，以一个名为梁启超的年轻人最为突出。
梁启超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留到后文再讲。现在还是继续关注康有为的活动。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经36岁的康有为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次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梁启超。本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会试，然而，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一切变得都不一样了。
维新变法的起因
甲午惨败导致的结果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大败亏输，甚至连刚刚成军没几年的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面对日军从海陆两路的逼近，清政府只能派出李鸿章赴日本签订和议。在和议中，清廷不但要赔付日方两亿两白银，还要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划归日方。
4月底，这一消息传到了北京，官员百姓大哗，群情激愤。朝中的一些清流派官僚，坚决拒绝签署这一和议，在他们的策动下，大批现任官员纷纷上奏，数量竟达到数百件之多。一时间，都察院门口车水马龙，人潮汹涌。
这一消息对于刚刚考完试，坐待发榜的举子们来说更是晴天霹雳，他们本是国家栋梁，一个个都有揽辔澄清之志，对于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不能接受，不少举子甚至痛哭流涕，写血书以明志。
康有为知道，自己推行变法的机会来了。5月2日，他与梁启超等人，在杨椒山祠内召集一些举人开会，商议上书之事，商定由他撰写，并代表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一事。这便是前文提到的一幕了。
虽然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这一被后世称为“公车上书”的举动并未实行，而是中途夭折了。但是，康有为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因为过了不久，他居然被点了进士，并授予工部主事一职。从这时候开始，康有为的名声逐渐为世人所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行动就要开始了。
变法浪潮的兴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在北京出现了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刊物。这刊物是双日刊，虽然名字和英美传教士在上海所办的刊物一样，但内容却大不相同。
这份新的《万国公报》每册登载一篇论文，有时遇到长篇论文还会分期连载，内容大多是鼓吹变法，向西方学习；到了12月，这份刊物改了名字，叫做《中外纪闻》，改版后的刊物，内容丰富了许多，比原来要多出一倍。
不仅选登邸报，刊登外文报纸和外文电讯的中译文，此外还介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
这份杂志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守旧派官僚对其大加批判，但相当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士大夫却对此相当欢迎。这份刊物的出版者，正是康有为。
“公车上书”事件以后，康有为的名声迅速在北京一带传播开来。另外一个好消息不久又传来，在刚刚结束的会试中，他被点为进士，并受工部主事之职。但此时的康有为已经并不在意这样的职位，随着名声的高涨，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的地方。
公车上书的浪潮，让康有为看到了将变法维新思想推向全国的希望。为了更好更快地达成这一目标，让变法维新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潮。康有为拒绝了朝廷的任命。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开办学会，创办报纸上。他相信，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对他的思想和学说有所了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率先兴办了《万国公报》，刊物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可以借助原有刊物之力，便于推广。
正如康有为所料，这份刊物有力地推行了维新变法思想，给予当时北京思想界以强烈的震动。据康有为的回忆：“报开两月，议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
不久，随着赞成维新变法思想者人数日趋增多，康有为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十一月中旬，在康有为的组织下，又成立了强学会，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
强学会的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持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外，还包括文廷式、杨锐、沈曾植等帝党成员，李鸿藻、翁同龢等帝党元老虽未直接入会，但也在暗中给予了支持。
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前身。伴随着强学会的成立，《万国公报》在同情维新人士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建议之下也改名为《中外纪闻》。其影响力较以前更为强大。
这让朝中的保守派人士大为恐慌。更加起劲地攻击强学会及康有为等人。在这一困难的时候，强学会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原本李鸿章对强学会甚感兴趣，曾经一度打算加入强学会；然而，一方面由于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被作为战争失败的替罪羊和签订合约的卖国贼对待，风评极差，另一方面李鸿章与帝党大多数官员的政见也不甚相合，特别是翁同龢更是与李鸿章屡有龃龉。
于是，强学会断然拒绝了李鸿章入会的请求。在本应拉拢大多数人与守旧派官僚作斗争的情况下，强学会的决策者们却将李鸿章推向了对手的那一边，不可说不令人叹惋。
由于保守派人士的攻击和诋毁日益激烈，强学会众人开始担心康有为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康有为也认为应该南下，在江南地区宣传和推广维新变法思想。
于是十月份的时候，康有为南下南京，拜访当时被认为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出乎康有为意料的是，张之洞极其爽快地同意了他在上海成立强学会的请求，甚至还赞助1500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并且要求列名其中。
受到这样的鼓舞，十二月下旬，上海强学会顺利成立，发起者有康有为、梁鼎芬、黄遵宪、汪康年、张謇等人。随即开始出版《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此时的康有为显得比以前更为高调，《强学报》在其影响之下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明确地倡导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更为激进的是，《强学报》干脆抛弃了清代纪年，改用孔子纪年——也就是以孔子诞生的年份作为元年。
这一行为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太敏感了。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纪年的方式是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擅自使用或者更改纪年都是图谋不轨的体现。清代不乏有因为使用错误纪年而遭受文字狱的先例。
此时虽然已没有文字狱的存在，但这一行为仍然被视为大逆不道。果然，守旧派人士还没发表意见，号称维新领袖的张之洞先受不了了。他要求强学报取消孔子纪年，并改组强学会。康有为坚决反对这一要求。正当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北京传来不好的消息。
陷入低谷的变法
原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北京强学会，他攻击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清政府立即查禁。
值得一提的是，据说杨崇伊的上书是在李鸿章的指使之下进行的。这一奏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于是，北京强学会被迫关闭，转型而为出版机构，受此牵连，《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了。
这一消息传到上海，张之洞也趁势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强学报》也便夭折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一时陷入了低潮。
尽管清廷的顽固派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任何主张，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甲午战争以后，正在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看到日本这个后起之秀都能够在对清帝国的争夺中获利甚丰，于是纷纷扑向远东，对清帝国展开了疯狂的侵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史称曹州教案，德国趁机占据胶州湾地区；次年，俄罗斯以帮助清廷抵抗德国为名，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并进而侵占辽东半岛，将东三省划为势力范围；
稍后，英国也以同样的理由和方式，侵占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地区，并将长江地区划为势力范围；法国则占领广州湾作为租界，并将两广划为势力范围。
甚至刚刚取得台湾的日本，也将福建纳入了势力范围。一时间，整个清帝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顿成分崩离析之势，亡国危机就在眼前。
光绪帝的魄力源自何处
这时候，康有为等人再也坐不住了。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赶到北京，接连两次次给光绪皇帝上书，痛陈了清帝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局势，要求立刻变法。为了准备维新变法，康有为与梁启超又再次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
保国会制定了三十条《保国会章程》，宣称“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并要求在各省府县建立分会。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保国会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烈响应。
很快，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成立。如同之前的情况一样，保国会的成立，同样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猛烈攻击。他们纷纷上奏，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要求查禁保国会。
然而这时候的光绪皇帝已经坐不住了，他直截了当地驳斥了这些保守派官僚：“会能保国，岂不大善？”
光绪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因为他已经深深地厌倦了作为一具傀儡每日看人眼色行事的日子。
虽然光绪皇帝已经在十七岁那年亲政，但有了同治皇帝的教训，慈禧根本不会将实际权力交给光绪，前文已经说过，慈禧要求光绪每隔一日就要向她汇报朝政，而光绪对慈禧也是畏惧有加。
但是随着年纪渐长，这种畏惧，自然逐渐会转化为不满，并最终爆发出来。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二十八岁的光绪决心向慈禧太后要求实际权力，进行朝政改革。
慈禧认可维新变法
此时的慈禧对维新变法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康有为第五和第六次的上书她都通过光绪帝之手看过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统治者，慈禧非常清楚清帝国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因此实际上她并不反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甚至对某些措施还颇为赞成。
然而，她始终认为，改革需要在不危及清廷统治基础和可控制的范围内逐渐进行。这种思想一方面促成了她对光绪变法改革的默认，一方面又为后来变法的悲剧性失败埋下了伏笔。
因此当光绪皇帝向慈禧要求改革时，慈禧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放手让光绪去做，自己则移居颐和园修养。
等待了十余年的康有为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八日，康有为拟定《请明定国是疏》，由大学士徐致靖代为上奏，请求光绪帝正式开始变法。三天之后，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变法运动开始。
但是维新变法的措施却遭到了顽固派的大肆攻击，许多地方官员对新政措施拖延议复、借词推托、粉饰应付，甚至直接拒绝推行。因此，想要真正推行变法，那就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官员撤换，而慈禧太后牢牢掌握了人事变动之权和军事大权，这使得变法就必然要走到慈禧太后的对立面。
变法进行了8月，至８月下旬，光绪奉慈禧面谕，诏令9月在天津进行阅兵，这是慈禧要发动政变的预兆。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做出最后的一搏。
９月18日，光绪帝秘密召见康有为，两人抱头痛哭。康有为提出铤而走险，决定说服袁世凯“勤王”，刺杀北洋大臣荣禄，掌握军权，拥护光绪帝。袁世凯在接受光绪帝的召见后，表面上答应此事，暗中却将机密告诉了荣禄和慈禧太后。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瀛台，重新临朝“训政”，维新派人士遭到了囚禁、屠杀，支持变法的官员被流放或者革职。
整个维新变法的措施，除了除经济措施和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全部废除。慈禧太后几乎是对变法进行了“一票否决”，也就是认为变法都是错误的，这就是政客的特征，而非政治家。
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清廷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而慈禧太后这才开始有所醒悟，重新将维新变法的内容进行推行，美其名曰曰“新政”。
但1900年之后，中国社会各界基本对清朝已经失望，改革也无法挽救清朝了。可以说，维新变法的失败宣告清朝自救运动的彻底失败，也宣告中国再次失去了一次复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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