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岁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给新诗创造的众声喧哗的局面，非常令人怀念：新人涌现，力作迭出，全社会对于诗歌都处于响应性状态。有四个合唱群落：归来者和资深诗人，朦胧诗人和新来者，他们的不同乐音组成了诗歌的新时期交响曲，创造了新诗发展史上的一页辉煌篇章。在绮丽的春天里，一大批饱经风霜的诗人从社会底层、从被“奇异的风”卷去的地方归来。归来者是一批相当成熟的诗人。他们本来就是家国命运的关注者，经历了超出人们想象的种种苦难和创伤，使他们加强了和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和精神相通，“诗穷而后工”，他们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春天。还有不少不属于“归来者”的资深诗人也在热情歌唱，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都是一时洛阳纸贵的作品。当新诗在新时期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向对自身的反思的时候，当新诗开始敞开双臂拥抱当代世界的时候，朦胧诗人以过去人们不熟悉的新奇面貌赢得了年轻一代的喝彩，引起巨大的回声。
“朦胧诗人”基本上是一个“知青诗人群”，这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就的诗群。比起“归来者”，他们的内在视野更加自由、自在和开阔。还有一个新来者诗群，这就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新来者为数很多，他们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批新来者。如果说，50年代那批新人的“新”是新中国的“新”，那麽他们的“新”就是新时期的“新”，他们与朦胧诗群在让诗回归本位的努力中靠得很近。就是在这样的诗歌大繁荣的语境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文学奖”在1983年应运而生。文学圈内的年轻朋友很多人现在只知道鲁迅文学奖。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这三届全国文学奖，可是当年的权威奖项，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也可以算作是今天的鲁奖的前身。和鲁迅文学奖一样，全国文学奖以文体分设评委会，每届评委会的成员都是一时之选。评委会名单先在《人民日报》公示，公示期三个月。新诗奖只评诗集，不评单篇，所以全称是“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评奖程序是，由各省作家协会和全国重要出版社按分配名额推荐，每届推荐的总数是两百多部。再由读书班子（又称专家班子）向评委会报送一个超过评奖数一两倍的推荐书目，每本推荐诗集附上500字的推荐语，供评委参考。读书班子由中国作家协会聘请评论家组成。评委会总要开会一两周。评委会投票，要2/3才能通过。所以每届评奖，都得反复讨论，多次投票，才能分几次评够预定数额的获奖诗集。
第一届全国文学奖评选1979-1982出版的诗集，最后评出一等奖7名(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二等奖3名（胡昭、傅天琳、舒婷）。艾青的获奖诗集《归来的歌》后来成为诗歌史上新时期一个重要流派“归来者”的命名来源。二等奖的两位新秀傅天琳和舒婷，虽然是年轻的新人，但是当时已经名满全国。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和舒婷的《双桅船》都拥有巨量粉丝。
我是第二届（1983-1984）的读书班子成员。读书班子可辛苦了，在北京八里庄读书半个月，日夜地读，连床下都堆满诗集，眼睛最后都有些红肿。读书班子时有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也许由于读书班子成员的审美标准是大体一致的，所以最后总能取得共识。第二届评出16本诗集，按获票多少排序，作者分别是艾青、杨牧、晓雪、牛汉、邵燕祥、周涛、林希、邹荻帆、张学梦、李钢、曾卓、李瑛、雷抒雁、张志民、陈敬容和刘征。在这届获奖诗集里，名列第四的牛汉的《温泉》在读书班子里呼声很高，在读书班子里获得的是全票。颁奖以后，我把这个情况告知牛汉，牛汉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温泉》收入的几乎都是牛汉写于五七干校的诗篇。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
李钢是重庆诗人。李钢从北京领奖回来后，给我电话，要在重庆市中区一家著名餐厅请我吃饭，他说他请到了一位很难请动的资深大厨主理。那个时候“蓝水兵”李钢可是名震神州啊，在读书班子里根本没有异议。可是，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远郊的北碚，和重庆相距有40多公里。那个年代，又没有出租车，往返市中区何其艰难。如果吃了那顿饭，还得赶最后一趟晚班车回学校。我在电话里对李钢说：“算了，李钢，祝贺你，吃饭就拉倒吧！”
1988年举行第三届（1985-1986）评奖，我再次应聘参加读书班子。读书班子的工作在1988年1月18日结束，我买好机票，准备次日返回重庆。谁知18日突发紧急状况：一架由北京飞往重庆的客机22点15分在距重庆白市驿机场约5公里处坠毁，10名机组人员、98名中外旅客全部不幸罹难。这场悲剧后来叫“重庆118空难”。消息传出，一片惊慌，家里发来电报，要我赶快退掉1月19日的机票，改乘火车回重庆。18日晚间作家协会书记处宴请读书班子，党组书记唐达成率全体书记出席，我被安排和艾青同在一席。我向艾青说了这事，艾青对我说：“吕进，别去退票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乘飞机应该是最安全的。不可能一架一架地往下掉吧？”我笑起来，听从了他的劝告。
在《人民日报》公示的第三届评委会名单是：主任艾青，副主任公木，委员：臧克家、冯至、李瑛、屠岸、杨子敏、晓雪、谢冕、李元洛、吕进、张同吾、朱先树和阿红。绿原原本是初步名单中的副主任，但是他本人报了奖，因此依例取消，改由公木接任，公木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这届评委会仍以北京人士为主，几个京外人士是吉林的公木、云南的晓雪、湖南的李元洛、四川的吕进和辽宁的阿红。我和阿红既是读书班子成员，又是评委，成了贯穿始终的“知情人士”。
第三届评奖，也就是最后一届全国文学奖了，诗集奖评委会是在北京北纬饭店举行的，年事比较高的几位评委，如艾青、臧克家、冯至都不住在宾馆。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评委向臧克家和冯至索要墨宝。冯至给我写的条幅是郑板桥为自己书斋撰写的那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第二天开会时，我正在就一本诗集的评价发言，李元洛开玩笑地插话说：“吕进，讲话简短些，冯至先生不是叫你‘删繁就简三秋树’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冯至闻言很为不安，连忙摆手，说：“不，不，不，我还有下一句嘛：领异标新二月花。”大家都笑起来。评委会前一大半时间都是读书，评委各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所以评委会不吃桌餐，每天每位评委按照用餐标准自己去宾馆餐厅吃饭，然后签单。冯至总是很小心地算账，生怕超标。我们几位年轻评委就故意向他提建议：“冯先生，这饮料可好喝了，来一罐吧！”“冯先生，烤鸭真是好吃，来一份吧。”而冯至常常摆手拒绝：“不行，不行，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有一天，谢冕在他的房门上贴出一张字条：“我今天回北大去了，请把我吃掉！”于是，年轻评委们就钻空子了，都以“吃谢冕那份”为借口，加了一倍餐费。晚上，负责会务的朱先树到前台结账，不解地说：“今天餐费怎么会这样多啊？”引来一片笑声。
李瑛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出访日本，所以提前投票，他的选票事先密封在一个信封里，计票时由艾青当众拆开。第三届评奖虽然充满争论，个别人选还征求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意见。除读书班子推荐的15部诗集外，评委会还从报奖篇目里增选了10部诗集，一共25部候选。经过4轮投票，才有10部诗 集得到超过2/3的赞成票获选。按得票多少，获奖作者是：叶延滨(《二重奏》)、绿原（《另一只歌》）、吉狄马加（《初恋的歌》）、李小雨（《红纱巾》）、刘湛秋（《无题抒情诗》）、郑敏（《寻觅集》）、北岛（《北岛诗选》）、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叶文福（《雄性的太阳》）和晓桦（《白鸽子，蓝星星》）。10人中有个四川新人吉狄马加，彝族诗人，在凉山。我不认识这位诗人，也是第一次读到他的诗。吉狄马加的获奖诗集《初恋的歌》，是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诗集由我起草读书班子的推荐语，我在评委会上介绍了读书班子和我本人的意见。这本写少数民族的诗集，摆脱了通常的套路，不只是靠展示民族的风俗风情取胜，而是着墨于人性和人情，写得很美，所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奖诗集中，显然高出一大截，是过去很少见到的优秀之作。我说，“这本诗集也许告诉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出现了”。颁奖后不久，我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代会，马加找到我的房间来看望，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消息”：他可能从凉山调到成都，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工作。我很高兴，说“祝贺，祝贺哟”。后来，他由成都而北京，现在已经是蜚声中外诗坛的著名诗人了，《初恋的歌》只是他走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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