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1946年，聂荣臻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为大战失败埋下了隐患》一文，文中讲到：毛主席在1946年6 月给聂荣臻的晋察冀野战军和贺龙的晋绥野战军制订出“夺取三路四城”计划时，结合杂牌军将领孙连仲指挥不动中央军的特点，要求战斗先从打分布上平汉路上的孙连仲集团入手，即“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
但是，聂荣臻认为贺龙部尚在进行晋北战役，单由自己所部实施平汉路作战有困难，建议：“第一步先攻取大同，第二步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线进攻”。
毛主席一向尊重指挥前线指战员的意见，而且，聂荣臻又过多地给毛主席传递了前线的不实信息，致使毛主席产生了误判，认可了先打大同的意见。
到了1946年8月初，贺龙部在晋北战役中相继解放了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崞县、原平、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大同成了一座孤城。
聂荣臻觉得，攻打大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46年8月2日，他在阳高召开了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研究对大同的打法。
在会议上，众人七嘴八舌地对大同敌情做了分析讨论。
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大家认为“（敌人）兵力不强，建制七拼八凑，内部成分复杂，守备信心不足，供应补给困难”，那么，“只要我们组织指挥得当”，“攻下大同是有可能的”。
因此，在召开会议的当天，他就主持制定了“以约六个旅的兵力二十天内拿下大同”的决策。
考虑到南口方向的敌人以及归绥的傅作义部有可能会驰援大同，会议还安排了杨得志纵队隐蔽在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来自南口方向的敌人，另以五个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阻击傅作义部。
会议结束，聂荣臻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次日，就返回了张家口。
其实，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早在7月31日就打响了。
但是，一直打到9月4日，打了一个多月，部队才逼近到大同城下。
由此可见，计划中“以约六个旅的兵力二十天内拿下大同”太过于乐观了。
9月4日，我军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了。
傅作义突然发起北、中、南三路兵由归绥东犯，拟解大同之围。
傅作义这三路兵中的北路由陶林直扑集宁；南路则由归绥进犯凉城；中路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属于主攻，沿平绥线东进，目标也是集宁。
显然，傅作义这是在运用“围魏救赵”之计，通过攻打集宁来解除大同之围。
要破解这一计，我军屡试不爽的战法就是“围点打援”。
我军前线指挥部担心原先安排在凉城地区的五个旅不足以消灭傅作义援兵，决定先行率领第三五八旅、临时组建的陈正湘纵队（包括晋察军区教导旅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北上，尔后再攻取大同城。
这样，留下来继续围攻大同城的是由杨成武、李志民指挥的晋察翼第三纵队和晋绥独立第二纵队和其他一些部队。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为了增强集宁的兵力，还增调了正在五台地区休整的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陈仿仁），后来又把位于平绥路东段的第一纵队的两个旅调到丰镇，作为这次打援的预备队。
聂荣臻认为，经过这样部署，我军在集宁地区的兵力对敌占有明显优势，“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歼灭来援之敌”。
战况的发展，在一开始也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军包围了傅作义派来攻打集宁的董其武的三个师，并且，“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
聂荣臻断言说：“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
但是，9月12日下午，傅作义的主力第101师拍马赶到。
聂荣臻无比沉痛地说：“这时本应先歼灭即将被歼之敌，然后再打敌人的援兵，但不意我军前线指挥部却决定，调转主力部队立即西进，要求先歼灭赶来增援的101师。”
如此一来，原本被围的董其武三个师压力陡减，其不但迅速恢复了集宁城外的阵地，还向西策应101师东进。
我军两面受敌，不得不在9月13日晚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就攻打不下去了。
对于集宁、大同的战斗失利，聂荣臻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前线指挥部调头去打敌101师所致。
他说：“这个决定显然是极为错误的。”
为了佐证他的这个说法，他还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傅作义说过的关于“集宁会战得到胜利是一个侥幸”的说法。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屡屡提到的我军前线指挥部的负责人是谁呢？
是张宗逊，还有罗瑞卿。
张宗逊呢，后来也写有《张宗逊回忆录》，里面对大同、集宁战役的回忆，比聂荣臻更全面，也更详细。
对于这场战役的失利，他有自己的看法。
他在写大同、集宁战役之前，还写了发生在1945年9月的绥远战役以及发生在1945年11月和12月的两次攻打包头之战。
一次攻打归绥、两次强攻包头不下，已经充分说明我军兵力、火力的不足，并且缺乏攻城经验。
老覃特别要补充一下，晋察冀军区与其他军区不同，因为聂荣臻过早相信了《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它在1946年2月就严格执行了中央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的指示。现在，我们从晋察冀中央局1946年2月发布的《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中，赫然可以看到“共计复员转业约10万人”的字眼。也就是说，攻打大同时，晋察冀军区的兵力远没有攻打包头时充足。
张宗逊因此委屈地表示：“当时我军正处于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不少部队刚由游击队编成，战斗力不强，打运动战尚不成熟，就打大规模的攻坚战，是很勉强的。”
张宗逊还特别指出：晋绥野战军在发起晋北战役时，已经攻克和收复朔县、宁武等九个县城和广大乡村，并且控制了同蒲路沂县以北地段，使大同的敌人陷于孤立。但是，晋察冀部队围攻应县旷日持久，直到大同战役结束时也没能攻下。而在这之前，毛主席对罗瑞卿耳提面命，让他到晋察冀部队工作，当面指示要晋察冀部队先出平汉线，消灭弱小的敌人。但有些同志轻敌，不以毛主席的指示为然，坚持要先打大同。
显然，张宗逊说的“有些同志”，主要是指聂荣臻。
张宗逊还说，聂荣臻在阳高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时，到会的有刘澜涛、罗瑞卿、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这些全是晋察冀军区的人，“晋绥军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
也就是说，在会议上提出“守敌建制不统一，战斗力不强……大同是能够攻克的”的观点的人，全是晋察冀军区的人。
张宗逊强调说：“在会议上我提到我攻大同，傅作义部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大家又认为大同不属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他即便出兵来援，兵力也不会很大，行动不会很快，只要我们攻下大同，傅部就不敢东来。”
也就是说，晋察冀军区诸人轻视了傅作义对大同的援救。
聂荣臻虽然在回忆录中提到“以五个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阻击傅作义部”，但也只是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的战场，并没有做出打援的具体部署。
大同守敌连同驻守大同外围的敌军由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四十三军、整编三十八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骑兵五师、骑兵六师、特务营和海福龙团，保安总队（内有留用的日本侵华士兵），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还有从其他县逃来的自卫队等等，的确是“建制不统一”，但人数达到了一万余人。
我军攻击大同的总兵力约一万六千余人，远远达不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打一个”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标准。
另外，我军用于攻坚的配置简陋，“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
对于集宁之战失利，聂荣臻认为，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前线指挥部调头去打敌101师”。
《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写董其武部的惨状的：“当时他们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叫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其实，聂荣臻并不在前线，他的这些描述，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根据董其武将军的日记，他在1946年9月11日的记录是：“（傅）将军恐我军有失，急派飞机到集宁上空察看，我喜出望外，命各部布置地空联络信号，飞机判明我军各部准确位置后，飞返，电讯联络才随即接通。”
即董其武部的电讯是中断了，但时间不长，很快被接通了。
另外，我军虽然包围了董其武部，但火力太弱，未能对之进行分割，只能将之压迫于卧龙山附近狭小的地带，使之形成了一块“很难啃动的骨头”。
也就是说，董其武部虽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战斗力还是很强的，远没有到垂死待毙地步。
这个，我们从其压力乍减，就绝地反弹，和101师对我军形成夹击，让我军抵挡不住，就可以一目了然。
现在，很多人喜欢拿孟良崮战役来和集宁战役比较，说张宗逊没有粟裕虎口拔牙的斗志和决心，没有先吃掉董其武部再来与101师决斗。
实际上，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增援是绵软无力的，但这次增援的101师是玩命，而我军又不能在短时间内尽歼董其武部。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里面的记载，参加集宁战役的我军部队大都刚经过战斗，还未来得及补充，又经历强行军，在作战时大打折扣，往往起不了应有的作用。
《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也反复提到了陈仿仁旅因为伤亡过大，根本就不能参与11号晚对董其武部的进攻。
在我军人数不占优，参战部队连续作战、长途奔袭，武器又远不如对方的情况下，谁敢保证能在12日上午傅作义增援部队到达前一定能够消灭后劲尚足的董其武部，然后又有能力顶住傅作义部4个精锐师的攻击？
总的来说，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一方面是对攻打大同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了傅作义军的战斗力。
现在，我们回头看毛主席在1946年6月份发给聂荣臻的多封电报，频频提示不要惊动傅作义，如6月4日电“不要调动北线对付傅作义之兵力”，6月9日电“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去惊动。并告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6月20日电“对傅作义及大同、口泉怀仁等仍不要惊动”，但是，聂荣臻坚持先打大同，过早把傅作义军调入了战争中，致使北线战事迅速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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