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8日，北京环卫工人刘振东向西城区清洁队要了4块木板，为自己去世的爱妻做了一个简陋的棺材。
他的妻子在临终前挣扎着想要告诉他自己曾经的身份，刘振东一把抓住她的手，告诉她：“我知道，我知道，娶到皇妃是我的荣幸。”
他的妻子名叫傅玉芳，她所说的曾经的身份，则是此前曾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离婚的妃子——额尔德特·文绣。
那么，一代皇妃为何隐姓埋名？她为何要与溥仪离婚？离婚一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她在那之后又开始了怎样的新生活呢？
一切都要从额尔德特家族说起。
落魄贵族 卖女求荣1909年12月20日，满洲镶黄旗额尔德特家族喜得千金——额尔德特·文绣。文绣小名“蕙心”，字号“爱莲”，有希冀小女兰心蕙质，又或寄托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她的家族在当时属于在八旗中的上三旗，其祖父额尔德特·锡珍官职高至晚清吏部尚书，坐拥500多处房产。
无论从声望还是财富上，额尔德特都称得上是官僚贵族。可俗话说，旺不过三代，锡珍育有六子，文绣的父亲端恭是家中长子。
可惜长子不争气，科举考试屡屡落败，好在祖上门楣显赫，看在家族的面子上，端恭勉强任职内务府主事一职。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到端恭这代，已有颓败之势。
而文绣的母亲蒋氏，则是汉族的名门闺秀，知书达理，性格温和，膝下有两个女儿：文绣和文珊。
在额尔德特氏族落魄后，蒋氏以一己之力将两个女儿培养得亭亭玉立，明理豁达。可惜蒋氏没能诞下男孩，在当时那个年代便一直被家族其他人所欺。
生活的变故始于文绣的父亲端恭病逝，蒋氏和两个女儿成为了孤儿寡母，柔弱可欺。
好在起初还尚能依靠文绣在朝中当吏部尚书的五叔华堪的照拂度日，倒是从未缺衣少食。
可安稳日子还没过两天，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12年3月12日，清末皇帝溥仪退位，宣告着大清正式灭亡！
清朝都已经覆灭了，谁还管吏部尚书的赏银俸禄，原本一家老小全指望华堪养家，现在华堪丢官，家产唯有坐吃山空。
溥仪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变卖自家宅田地，各自分家，自讨生活。但蒋氏无依无靠，族中兄弟有意侵占克扣财产，只分给蒋氏一笔数目极少的钱财和几件旧家具。
可蒋氏却不争不辩，不怨不馁，抱着女儿，拿着东西，转身就走。在胡同里租了间简陋的房子，自力更生。她不愧是出身大户人家，即使再落魄，也绝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迫于生计，她夜以继日做挑花刺绣等杂活养家糊口。甚至从有钱人家的太太变成伺候有钱太太的帮佣，什么苦都能吃，只为了能够供两个女儿上学读书。
身逢乱世，吃饱穿暖已耗尽全力，蒋氏却依然坚持让女儿读书：女子开拓视野明事理为第一要紧事。
1916年，她将文秀送去了小学。入学后，文绣取了“傅玉芳”作为自己的学名。此女聪颖好学，国文，算数，绘画，音乐等一系列课程，都领悟得又快又好。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晃五年过去，在五年的文化熏陶下，文绣已出落成清秀的豆蔻少女。少女文绣并不知道，命运的转折即将来临。
1921年春，守着皇宫的清皇室老太妃们张罗着要为16岁的溥仪选后纳妃。大厦已经颓然倾倒，一群满清遗老依然在瓦砾中做着黄粱大梦。
此消息一出，那批曾在清朝为官，或是与皇室沾亲带故的皇亲贵胄们激动得老泪纵横，忙不迭地把自家适龄的女子送进皇宫，以希冀依靠家族女子们来光复荣耀。
文绣的五叔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压根没和文绣母女商量，擅自将文绣的照片送到了清内务府。
女孩们的照片先是由老太妃们和宗族亲贵过目筛选，最后定于1922年3月，由溥仪亲自选妃。
溥仪不耐烦地翻看着一张张照片，最后，目光定格在了文绣的面容上，就是她了！就这样，文绣成了皇妃，时年14岁，封号“淑妃”。
她被选为淑妃后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母亲蒋氏过上了好日子。溥仪命人给蒋氏置办了一处新的四合院，赏赐了一套好家具。
母亲蒋氏和妹妹文珊再也不用住在闷热潮湿的小屋子里了，母亲也再也不用打零工讨生活了。而这一切，都是文绣葬送了自己的人生换来的，她为此牺牲了太多。
首先，文绣被迫放弃的是她最爱的学业。她从此不能再去学堂读书，“傅玉芳”的学名不能再用，取而代之的是呆在五叔华堪的家里，被逼迫着学习繁琐的清宫礼仪，以及被要求熟读《女儿经》。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礼仪学习后，到了11月30日，淑妃文绣被召入宫行册封礼。
文绣在养心殿觐见溥仪，这个高高在上俯视自己的男人，也就是自己的丈夫行了大礼叩拜。溥仪面无表情，只是冷冰冰地说：“回去歇息吧”。
随后拂袖而去，撂下淑妃一人独自面对空空的紫禁城。就连新婚之夜，溥仪也没有出现。
婉容
当时压了文绣一头的，是被选为皇后的——郭布罗·婉容，她于次日进宫接受册封，而溥仪当晚依然独寝养心殿。而那之后，文绣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婉容同样出身高贵，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容貌艳丽，擅长外交，所以脾气秉性多了些许的傲气和强势。
她鄙夷文绣是破落小户出身，长相平平，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却还能与自己分享一个丈夫，于是在日常相处中对其多加刁难。
她不仅以正宫皇后的身份压制文绣，还向溥仪撒娇夺宠，溥仪本来就没有多钟意文绣，加之婉容多有挑拨，于是更加冷落文绣了。
也就是说，文绣自入宫以来，从没有感受过来自任何人的温暖，遭遇的全是冷遇和打压。
文绣与婉容
直到有一天，溥仪“大发慈悲”地给文绣请了一位英语老师，文绣天性好学，学得很认真，进步极快，渐渐地已经有能力阅读一些文学相关的书籍。
读书可以驱散孤独，排解痛苦，文绣每天手不释卷，关起门来沉浸其中，反而自得其乐。可惜好景不长，就连这般平静的生活都成了奢望。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进行“逼宫”。他命令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兵闯入紫禁城，驱逐溥仪及其后妃们，占领紫禁城。
溥仪只好带领众人移居醇王府，而离开皇宫，意味着皇权的彻底丧失，毕竟只要出了宫门，无人还会承认他们“皇上皇后”的身份，溥仪自此与平民百姓无异。
冯玉祥
出宫对溥仪来说是天大的噩耗，但是对文绣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文绣提倡人人平等，劝说溥仪不如趁此良机，独立自强，自力更生。可溥仪却置若罔闻，甚至嘲笑文绣痴人说梦。
还不待文绣呼吸足够自由的空气，20天之后，张作霖又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动后，溥仪萌生了“夺回江山”的想法，他虽然对张作霖寄予厚望，但总觉得军阀不堪大任。
而溥仪最想得到的是西方列强的援手，但这根本不现实。正在他苦于无人可用之际，前清翰林学士郑孝胥出现了。
郑孝胥迂腐古板，道貌岸然，竟然向溥仪献计：“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
不待溥仪表态，文绣一听就急了，跪劝溥仪：“日本人残暴无比，屠杀国人无数，绝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否则引狼入室，后患无穷。”
但此刻，溥仪的复辟之心几近疯狂，根本听不进劝，谁能帮他夺回江山，他就亲近谁，根本不辨善恶是非。
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怂恿下，溥仪暗访日本驻华公使馆，没有知会任何人。
家里人还以为溥仪失踪，或是遭遇不测了。直到几天后，他们才收到溥仪的信，信中命令婉容和文绣一同前去公使馆。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及其夫人“热情友善”地招待了溥仪一行人，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助其夺回政权，共创繁荣。溥仪也不辨真假，兴冲冲地与日本政府商议起复辟大计。
当时的日本租界（图源网络）
1925年2月24日，在郑孝胥等亲日势力的蛊惑下，溥仪携亲眷搬至天津日租界的静园居住。
搬居之后，溥仪和日本军事高层来往得更密切了，夜夜笙歌，推杯换盏，打着商议国事的幌子，买醉麻痹自己，做着重登帝位的美梦。
这一切，文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怜文绣每每苦谏，都会招来溥仪的冷眼和谩骂。
溥仪对文绣的厌恶达到了极点，用餐只和婉容一道，出行会客也只带婉容出席，逢年过节的赏赐只准备婉容的那一份，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文绣彻底失宠了。
原本皇宫里出来的人都是拜高踩低的，服侍的下人们多是宫中老人，眼看文绣被溥仪所厌恶，立刻见风使舵，时不时也对其羞辱和虐待，提供的饭菜时常发馊，衣物缺边少角。
婉容见状更是伺机发难，常常无端责罚训斥文绣，故意给她难堪。
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文绣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她逐渐对生活失去信心，多次自杀未遂，将自己折磨得形销骨立。
但也是由此，一位名叫玉芬的女人出现在了她的人生中，给她带了重生的希望，帮助她走上了离婚这条路。
那时溥仪怕皇妃自杀影响皇家声誉，于是准许文绣的妹妹文珊和部分亲眷好友来看望文绣，陪她聊天解闷。文珊得空就来陪姐姐说话，文绣的精神状态终于有所好转。
一天，文珊将一个叫做“玉芬”的女人带到文绣身边，就是这个女人，给文绣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玉芬是文绣的远方表亲，论辈分算文绣的小辈，虽然生得美丽，但也是婚姻不幸的可怜人。
她虽然嫁了个大富人家，但丈夫就是个纨绔子弟。而与文绣的忍气吞声，暗自垂泪不同，玉芬选择了以新时代女性的身份宣战，向丈夫提出离婚。
玉芬开导文绣：“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早就不是皇帝了，他就是一介平民，摆什么架子。你应该请个律师，写一纸诉状，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他既是平民百姓，就得守法！”
一番话使得文绣醍醐灌顶，当即下定决心：和溥仪离婚！离婚的第一步就是离开那个鬼地方，再找律师，写诉状。
1931年8月25日，溥仪“开恩”特许文绣在文珊的陪同下到天津市区逛街散心，给姐妹二人配了车和司机，并要求一名赵姓太监同去，伺候左右。
谁想文绣一出静园，就让司机直奔天津民国饭店，原来玉芬早已在那里订好房间让文绣暂住。
随后不等赵太监发问，文绣拿出一封信，说道：“带回去，给溥仪，告诉他我要和他离婚。”太监吓得扑通跪地，求皇妃快和他回去，文绣不为所动，太监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复命溥仪。
溥仪得知后，异常震怒，赶紧派人去捉拿文绣回来问责，可文绣早有准备，早就和妹妹前往了新的居所。
等安定下来后，文绣找了三名律师共拟诉状：
溥仪生理有病，事帝九年，未得一幸，脾性喜怒无常，时常拳脚相加，倍受虐待，不堪忍受，决议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及赡养费50万元。
面对文绣的控告，溥仪及其皇室宗亲都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自古以来，从来都是皇上处置皇妃，还没见过皇妃主动宣战皇室的。
很快，“皇妃休夫”成为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民间怒赞这是一场“妃子革命”，舆论一边倒支持文绣，称赞文绣颇具现代法律精神，让溥仪更觉颜面扫地。
无奈之下，溥仪只好也请来律师找文绣进行协商，但诸多问题还是谈不拢，尤其是赡养费方面的相关问题，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直到文绣动了真格，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溥仪真的慌了神。此时他仍以“天子”的身份自居，若是和自己的妃子对簿公堂，成何体统。
于是，溥仪只好找文绣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在两人共同让步下，最终敲定赡养费金额为5万5千元，文绣要求一次性支付全部现金，并立刻办理相关离婚手续。
两个月之后，10月22日，溥仪与文绣签订离婚协议，双方完全脱离关系。文绣自由了，宛若新生！
离婚之后的文绣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北平，和母亲蒋氏团聚。遗憾的是，蒋氏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房子也被变卖，文绣只好另租寓所。
而溥仪给的生活费本就不多，大部分用来结清了律师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迫于生计，文绣需要找工作，养活自己。
1932年，文绣开始重新以“傅玉芳”之名立足社会。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平一所私立中小学担任国文和绘画老师。
因为文绣的文学素养极高，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讲课生动有趣，备受学生喜爱，也因此引起了一些老学究的嫉妒。
有好事者特意调查了这位女教师的身份来历，得知原来她就是和皇帝离婚的淑妃，于是就大肆宣扬。
此事一经传播，北平所有的报刊记者蜂拥而至，将文绣任教的学校围得水泄不通，文绣不堪其扰，被迫辞职。
并且她的家庭地址也被暴露了，不得不再次搬家。文绣拿出最后一笔积蓄，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了一处平房，就此隐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北平，将文绣的生活搅得不得安宁。
还有一些日本人的走狗，以及国民党的保长之流趁着乱世，对文绣进行敲诈勒索：“你可是皇妃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怎么会没钱呢？”
文绣孤身一人，又是一介女流，不得不破财免灾。而经此一事，文绣可谓是一穷二白，手里一点钱都不剩了。
她走投无路，只好贱卖掉刘海胡同的平房，又开始了租房的日子。怕过往的身份给自己招惹麻烦，文绣只好隐姓埋名，做一些不起眼的体力活。
她先是在家里做一些糊纸盒的活计，为了挣更多的钱，甚至跑去瓦工队做苦力，最终由于体力不支晕倒，才被迫终止。身体恢复后，她又开始走街串巷售卖香烟。
经历了这些，她的人生阅历愈加丰富，在这一系列的磨难之下，文绣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垂头丧气，而是摆正心态，更加努力地生活。
1945年，文绣在朋友的介绍下，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生活终于开始好转。她饱读诗书，才华出众，做起文字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很快受到了报社社长的器用。
社长非常欣赏文绣坚韧不拔的品格，就为她牵线搭桥，介绍良人。这个人就是刘振东，当时的国民党少校，他为人正直，不染恶习，不做歹事，40多岁仍未成家。
两人经过半年的相处，感情日益深厚，然后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了婚。婚后，二人安置了新家，夫妻感情和睦，文绣终于拥有了完整圆满的家庭生活。
1949年，北平解放，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出于革命需要，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人员全部需要进行登记。
在文绣的劝说下，刘振东主动登记，并如实交待了历史问题。因其作风清白，态度积极，人民政府秉承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对刘振东不逮捕，不关押，只交给人民群众监督。
刘振东
1951年，因刘振东表现良好，人民政府解除了对他的监管，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
于是文绣就和丈夫一起搬到了清洁队附近的小胡同居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过完了安贫乐道的余生。
1953年9月18日，文绣心脏病发，撒手人寰，走完了她曲折的一生。临终前，她拉着丈夫的手，语不成句，虚弱地说：“我...我骗了你，我其实是曾经的淑妃。”
刘振东握住文绣的手安抚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娶到皇妃我很荣幸。”
文绣的一生，经历了改朝换代，亲眼见证了时代洪流汹涌掠过，她自己亦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漂泊的人。
即使如此，文绣始终没被权力迷了眼，没被虚荣的财富地位蒙了心，她坚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不抱怨、不逃避，始终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的痛击。
如今，身处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独立自强，坚守本心，方不辜负前人殷切期盼的目光。
对于这位末代皇妃的传奇又坎坷的一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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