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德生，1916年4月出生在河南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自幼丧母，给人家放牛为生，1930年2月不到14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李德生当过7年战士，尔后从排长到军长，担任过各级军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革命战争中，他能攻善守，打过许多大仗、恶仗，负过6次伤，立过多次战功在刘邓大军中，李德生带的部队，是经常用来完成艰巨任务的“尖刀和拳头”，常常出奇制胜，享有盛名，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功勋永垂不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功勋永垂不朽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德生，1916年4月出生在河南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自幼丧母，给人家放牛为生，1930年2月不到14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李德生当过7年战士，尔后从排长到军长，担任过各级军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革命战争中，他能攻善守，打过许多大仗、恶仗，负过6次伤，立过多次战功。在刘邓大军中，李德生带的部队，是经常用来完成艰巨任务的“尖刀和拳头”，常常出奇制胜，享有盛名。
1954李德生年从朝鲜回国后，1955年担任十二军军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毛泽东点名调到中央工作，随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在全军的军一级指挥员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长征途中李德生被错误开除党籍
1930年2月李德生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四连当兵。一年后，被调到营部当通信员，1932年又被调到团部交通排当传令兵。这个交通排十分重要，它是团首长的左膀右臂。当时对传令兵的挑选是比较严格的，一般都是苦大仇深、年轻力壮、机智勇敢、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李德生除了具备上述条件外，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走路不但快，而且善于辨别方向。只要走过一次的路，他都能记住，不会出差错。1932年2月，李德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8月后，李德生担任了交通队班长，参加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以及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李德生调任第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同年8月，调任第十师三十四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李德生喜欢打仗，也不在乎当不当干部，于是向组织上提出了回到班排工作的要求。同年9月，他又到师交通队当了班长，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5年6月，长征路上的李德生被错误地撤销了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到1936年，才重新当上班长，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军第十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后，李德生才被任命为团直属队通信排长。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5月初，开始长征。李德生被错误开除党籍就是发生在长征途中松潘县镇江关的事。当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李德生，在一次召集各党小组长汇报战士思想情况后作归纳总结时说：“现在战斗比较频繁，生活也相当艰苦，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要抓紧。”这番话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参加会议的一名支委是该师叶政委的秘书，他向叶作了歪曲汇报。叶听后不作任何调查，就把李德生叫去，大发雷霆：“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你怎么说现在不如过去？”李德生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也是正确的，就申辩说：“部队好也好，不好也好，我是一个班长，是支部书记，我有什么责任？”这样一来，叶更火了，下令把李德生捆起来，用棍子打了一阵子，并宣布撤销他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党籍。
事情发生后，李德生思绪万千，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贫苦出身，相信红军，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说了些实事求是的话，怎么就被开除了党籍呢？时任十师师长的陈锡联得知此事后，马上找李德生谈话，了解详情，鼓励他放下“包袱”，战胜挫折，轻装前进，并在各方面给予了他许多照顾。李德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得出了结论：由于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毒害，使得一些人思想方法偏激，办事绝对化了。为了革命事业，个人受点挫折算不了什么，这件事迟早会搞清楚的。因此，他下定决心，打击再大再重也决不消极，不退缩，不后悔，挺直腰杆，革命到底。
二、“刀劈三关”夺襄阳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于1943年升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长，后调到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任第三十团团长，1945年起调任七六九团团长。在抗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坊战斗，就是时任三十团团长的李德生亲自指挥的。此战李德生率领82名突击队员进入日军马坊据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马坊战斗胜利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赞誉其为“一场典型的歼灭战”。
解放战争初期，李德生升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
1948年7月初，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中野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十二旅发起襄樊战役，以便开辟汉水中段，建立战略前进基地。
在战役第二阶段，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受命统一指挥江汉南岸的部队夺取襄阳城。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王近山从当时的敌我态势出发，断然决定改变传统战法，首先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刀劈三关”，开辟城西走廊，而后集中主力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那么，由谁来担负这个“刀劈三关”的任务呢？在作战会议上，李德生抢先表态：“我们十七旅担任主攻。”
为了便于各部队协同作战，纵队决定，在攻城突破阶段，由李德生统一指挥。受领任务后，李德生率领各团领导人昼夜进行阵地勘察，研究制订作战方案，组织落实各项准备工作。
7月8日，刀劈第一关——琵琶山。
琵琶山高约200米，从城西南高地前延伸下来，从山下可以用火力封锁城西走廊。它背后的大山和东面的真武山，也可以对其进行火力支援。该山守敌构筑了以地堡、碉堡为核心的环形防御阵地。李德生命令第五十团二营首攻琵琶山，但未能奏效。翌日18时30分，在第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的指挥下，该团三营再次向琵琶山发起攻击。经过15分钟激战，全歼守敌，攻克琵琶山。不幸的是，苟在合在阵地上踩响地雷，光荣牺牲。
7月10日，刀劈第二关——真武山。
真武山在琵琶山东边，距襄阳城约1公里，控制着襄阳城南门和西面走廊，有“襄阳城的一把锁”之称。10日19时20分，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团二营在炮火掩护下，对真武山守敌发起攻击，在20分钟内接连摧毁敌人18座地堡。20时许，占领敌人阵地，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李德生又令第五十团一营乘机攻克城西的张家堂，歼敌1个排，为我军向西关进攻扫清了道路。
7月13日，刀劈第三关——西关铁佛寺。
铁佛寺离西关大桥仅50米，与相距100多米的西门城楼成掎角之势，两处火力形成密集的交叉火网，外层还有铁丝网以及十几米宽的雷区，敌人防守兵力有一个营，硬攻是难以奏效的。于是，李德生决定暂缓攻打铁佛寺，令第五十团先进行隐蔽作业，秘密挖掘地下通道。经过两天的土工作业，挖出了两条直抵西关的交通沟。接着，李德生又组织力量排雷，将敌地雷基本排除。准备工作就绪后，李德生即指挥部队从地面、地下分两路同时发起进攻。13日夜，第五十团一、二营和第四十七团各一部，沿交通沟攻占了铁佛寺及其附近的红土包子和同济医院，歼敌一个营，俘敌百余人，全部控制了西关。这就建立了总攻的主要阵地，为胜利攻占襄阳城创造了重要条件。
“刀劈三关”之后，王近山决心采取高度集中的战法，把六纵全部兵力使用在西门主要冲击方向上，以第十七旅为攻城第一梯队，李德生担任攻城指挥员。王近山提醒李德生：像康泽这样反共几十年的特务头子，不把他打成“光杆司令”，他是不肯罢休的!
总攻开始前，李德生带着副旅长宗凤洲深入到最前沿，认真勘察地形，仔细观察敌情，将敌人的地堡、炮楼、火力点绘成平面图并编上号，把我方的各种火器也编上号，然后再根据攻击目标和火器性能，分工包干，对号入座，落实到单位，责令其坚决予以消灭。对李德生的这一招，王近山赞扬说：“挺科学的嘛!”
在李德生指挥下，担任突击队的第四十九团一营于14日黄昏进到铁佛寺一线赶筑工事。随后，旅指挥所也进至红土包子。7月15日，我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16日16时，襄阳守敌被全歼，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等被活捉，襄樊战役胜利结束。
三、上甘岭战役后期的第一线指挥员
在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后期，李德生曾经担任过第一线指挥员。当时，李德生任十二军副军长。根据上级命令，该军在完成上甘岭以东金城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后，将于1952年11月初撤至谷山地区休整。然而就在部队向谷山转移途中却接到命令：抽调部队作为十五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参加上甘岭战役。
一天，李德生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去三兵团兵团部受领任务。李德生带着作战参谋赶到兵团部后，王近山司令员对他说：“十二军现已调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全军同志从上到下，要准备全部投入战斗。⋯⋯我们正在上报，准备在十五军指挥下，成立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你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他要求：“战斗情况及时直接报兵团，也要报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仗是在他们阵地上打的，要听从他们统筹调动指挥，相互搞好团结。”
李德生回到军部，向军里几位领导汇报受领任务和部队使用情况后，立即出发去上甘岭。到了十五军，见到了秦基伟军长、谷景生政委，听他们介绍了十几天来的战斗情况和经验教训，对敌我攻防特点有了大体了解。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将十五军第四十五师撤出阵地，由十二军第三十一师接替，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的主力也全部拉上去，准备和敌人进行决战。
接着，李德生冒着敌人的炮火，沿着崎岖的简易公路，驱车直奔五圣山指挥所。
李德生和师、团领导一起召开会议，发扬军事民主，边摆问题边研究解决方法，很快就在弹药运输、食物供应、工事构筑、通信保障等方面找到了可行的办法。在兵力和火力的运用上，李德生使用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战斗部署。实践证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部署，既能避开敌人的火力优势，大大减轻自己的伤亡，又能有效地发挥我军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十二军三十一师接防后，千方百计打击敌人，守住了阵地。11月1日至5日，敌人以营、团规模的兵力，在飞机轰炸、坦克冲击下，向九十一团防守的597.9高地各阵地发起了数十次攻击，均被我击退。11月7日，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军委给志司和三兵团的电报中说：“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11月11日下午4时半，在我猛烈的火力袭击和掩护下，九十二团的突击连分三路迅猛突入敌阵。经过35分钟激战，将敌大部分歼灭，夺回了537.7北山阵地。从11月12日至12月4日，美军又多次纠集营、团规模的兵力进行反扑，均被我军击退。537.7北山阵地被我军牢牢控制在手中。
在十五军和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协作、并肩战斗下，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了。11月28日，三十一师奉命将597.9高地全部防务移交十五军。12月15日，一○六团奉命将537.7北山阵地移交十五军。五圣山前线指挥所亦奉命撤销。
四、精心培育“郭兴福教学法”
1957年底，时任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奉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这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无异于如虎添翼。3年学习结业后，李德生仍回十二军任军长。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军事训练是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础途径。20世纪60年代享誉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李德生亲自下连队树立的典型。
1961年初，李德生和军政委史景班商量后，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来到一○○团二连蹲点。
一天，联合工作组对该连进行了一次事先不打招呼的检验性实弹射击考核。结果，这个十二军的训练先进连队成绩并不理想，只打了个及格，而且还暴露出许多问题。为此，李德生找该连主管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进行了一次长谈。尽管郭兴福对这次“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有些想法，但经过李德生的耐心教育，还是能够正确对待的。郭兴福也认为目前的训练状况急需改进，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想法。
李德生和工作组确定，从单兵、小组和班的战术训练开始，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作一些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演练，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于是，军里召开了具有实战经验的营以上主官参加的训练现场会，要求大家用“实战需要”这把尺子衡量实验分队的作业。经过讨论，大家提出了200多条改进意见，并普遍认为郭兴福教的小组进攻最好，教得细，教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会议的评价，使工作组很受鼓舞。
李德生认为，郭兴福带的分队有了一定的基础，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抓下去。为了总结出真正管用的训练经验，他决定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舍身爆破英雄伍先华命名的二连三班作为试点，人员不作调整，只派一名副排长去当班长，由郭兴福任教练员。正是从这里开始，郭兴福迈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步，“郭兴福教学法”也快要喷薄而出了。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郭兴福和他带的这个班进步很大，在教学上已经有了一套较成型的办法。郭兴福也改变了原来简单粗暴的作风，已学会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能针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性格特点等因人施教。在郭兴福的带领下，这个班的战士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
李德生在郭兴福身上倾注了智慧和心血。他经常到训练现场作指导，不断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实战经验和带兵经验传授给郭兴福和试点分队，并帮助他们解决训练中的难题。他不顾年龄大，亲自作示范，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给大家以很大的鼓舞。他还让郭兴福带领小分队到十二军各师进行表演，广泛听取意见，对教学方法不断加以充实和改进。
通过实践，李德生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他认为，“郭兴福教学法”的独到之处，就是始终把握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其特点是：方法多样，教活练活；既讲全面，又有重点；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军事民主，教学相长；思想工作，贯彻始终；政治挂帅，练为战是根本，等等。在李德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后来被总结为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得很好的基层练兵法——“郭兴福教学法”诞生了。
1961年8月的一天，总参军训部《军训通讯》杂志副总编郝云虹等路过十二军，在得知军里正在抓典型之后就留了下来。第二天，在李德生的陪同下，他们观看了郭兴福班的战术训练表演。那天，气温高达37℃，郭兴福和战士们在作业场上浑身汗水，但始终精神饱满，操演认真，一派活跃气氛，再现了我军战争年代开展军事民主、互教互学的优良传统。郝云虹看过后，连声称好，并决定改变行程，留下总结郭兴福的教学经验。1961年10月2日，《军训通讯》特地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并将原发行范围由团扩大到连。
“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对全军的军事训练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五、“九一三”事件前夜坐镇空军指挥室
1971年9月12日晚，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紧张的一夜，难忘的一夜。
这天晚上，李德生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上10时左右，工作人员突然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恩来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讨论停了下来。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严肃地对他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你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替我坐镇指挥，随时向我报告情况。”接着他又命令道：“你24小时都不能离开指挥位置。”
李德生立即乘车赶到空军指挥室，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将他迎进了值班室。在场的还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李德生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排练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
李德生坐在空军指挥室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他不断地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眼看飞机马上就要飞出国境，李德生着急了。他赶紧请示周恩来：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答复说：“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又强调说：“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因为梁璞他们并不知道飞机上坐的是什么人，所以又一次焦急地问李德生怎么办。“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李德生只能这样告诉他们。
就这样，李德生他们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此后，周恩来反复让李德生告诉空军的同志，查清256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判断出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李德生根据查实的数据和计算结果，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他立即将有关情况和看法，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林彪逃跑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并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实行警戒。
13日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
这架直升机是周宇驰、于新野等劫持的，机上携带有他们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美钞，企图外逃。
李德生叫梁璞查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机呼叫，令其返航，但直升机不听不理。
李德生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6飞机和直升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8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向歼6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引导其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事后得知，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6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沙峪迫降。
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
在“九一三”事件中，李德生5天5夜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妥善地处理了有关事宜。
六、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前后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李德生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8月30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党中央副主席。
“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利用“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直指周恩来、叶剑英。1974年9月，由政治局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问题。政治局成员和军区负责同志混合编成几个组，每个组负责批判一个人。当时，“四人帮”利用周恩来病重住院之机，对李德生等人大肆围攻，摆出不整倒、不整垮决不收兵的架势，强迫他们作检查。
李德生除了参加小组会议接受批判外，有时还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接受批判。“四人帮”利用毛泽东说的“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这句话大做文章。王洪文多次说毛泽东讲的“或多或少”，“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们对李德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林彪接见总政副部长以上干部这件事。
那是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不久发生的事。1970年5月19日下午，解放军总政治部突然接到林彪办公室通知，说是林彪要接见总政正、副主任和二级部长。李德生当即按通知要求率领二级部长以上同志赶到毛家湾林彪住地。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已先他们到达。
在接见中，林彪说，他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一贯对政治有兴趣，主持军委工作十几年重视的还是政治，是政治工作的内行。他说，全部工作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还说他是搞政治第一，而别的军委领导同志搞技术第一；很多问题不找他，不走正道，不走合法的组织路线；过去总政保卫部有人专了他的政。他甚至暗示，李德生当总政主任，是他选的，是他要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一个“丘八”管“秀才”。黄永胜、吴法宪、叶群也在一旁帮腔吹捧。
李德生听了林彪的这番话，虽然感到他对总政的要求同毛泽东讲的不一样，但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需要讲得多一点。他觉得，对于这些差异，不敏感不行，过于敏感也不行。不过，有一点李德生是有感觉的，那就是他当总政主任，毛泽东、周恩来早在半年前就同他谈过，讲得很明确，怎么成了林彪选的呢？
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李德生和重新组建的总政治部的干部。林彪是军委副主席，接见总政干部，讲讲话，这是很正常的事。因此，作为总政主任的李德生，对林彪的讲话表个态，说几句赞扬的话，也就在所难免了。为此，李德生后来检查说：“严格说起来，我没有看出林彪的言外之意，有盲目吹捧之嫌。”对于这件事，当事人都在，有记录，有文件，不难弄清。事实表明，李德生与林彪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外，没有任何私下往来，没有任何非组织活动。
然而，“四人帮”对这个问题却紧紧抓住不放，非要查出有什么阴谋活动不可，硬说李德生上了林彪的“贼船”。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对李德生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以前对许多事情的处理，李德生都请示过周恩来、叶剑英，得到过他们的同意。“四人帮”显然是想从李德生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找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炮弹”。具有坚强党性、为人忠厚正派的李德生提醒自己：这道“防线”绝不能让“四人帮”突破，一定要牢牢守住“阵地”。于是，他缄口不言，无论怎样逼也不回答这些问题。
后来，鉴于会议处于胶着状态，久拖不能收场，李德生的想法有所改变。他想，自己的事情眼前弄不清楚，历史总会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而且一直这样拖下去，可能有人还要节外生枝，引出新的事端，那样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他认为，只有违心地作检查，才能改变这个局面。于是，他以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了检查。许世友、韩先楚等也违心地作了检查。这样会议也就结束了。
通过在中央3年的工作实践，李德生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自己已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同时，从他调到沈阳军区任职以后，实际上已经不怎么参加中央的活动了。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的职务。李德生提出这一请求后，中央派人与他作了交谈，明确答复只同意他辞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于是，李德生又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了上述请求。毛泽东批示同意了他的请求。
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逐一批驳了“四人帮”强加在李德生头上的种种罪名，并宣布对李德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11月李德生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88年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李德生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1年5月8日16时20分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