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龙翔 秦泉明
她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胞妹，肃王府的十七格格。1951年，她把东单洋溢胡同的自家府宅开成一家民营餐馆。回忆往事，周铨庵为金默玉惋惜：“如果不搞公私合营，如今的益康餐馆定会稳坐北京川味菜的头把交椅。”
干练的女东家
“郭先生慢走，欢迎您再次光临。”益康餐馆的女东家金默玉将郭沫若一行送到门外。
“谢谢金先生，又让我吃到了正宗的家乡菜哟。”郭沫若一边打出请免送的手势，一边笑着对金默玉表示感谢。
郭沫若是益康餐馆的常客，不单因为益康餐馆的四川菜做得地道，还因为益康餐馆的女东家也在日本留过学。郭沫若来此就餐除能吃到家乡菜肴之外，还能和金女士聊一聊日本，甚至用日语说一说昔日的生活。
这位益康餐馆女东家金默玉何许人?乃有名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胞妹，肃王府的十七格格。1951年，她把东单洋溢胡同的自家府宅开成一家民营餐馆，名曰“益康食堂”，后机缘巧合，被齐白石大师改成了“益康餐馆”。
“赶稿子，今儿又来晚了。”老报人金寄水更是益康餐馆的常客，而且常常“迟到”，往往在“抄桌”后才迈进门。如果说郭先生常来这儿的原因有二，那金先生常来这儿的原因则有三，除了喜欢这儿的川味和聊天外，再一个原因就是顺道，从编辑部回家，这益康餐馆是必经之路，赶稿子便赶不上家里的饭点，这益康餐馆则正好解决祭五脏神的难题。
金默玉正跟金寄水寒暄，一位服务员近前跟她耳语。她听罢之后，让服务员招呼金先生，离开时依然不忘礼数：“金先生您稍坐，我后边有点事。”
“抄桌”是勤行(服务业)中的术语，意思就是头拨客人走后立马收拾“残局”，赶快换上新桌布、新碗筷，别让二拨来的客人挑眼。“抄桌”意味着餐馆红火，这在别的饭馆是稀罕事，在益康餐馆却是常事。可今天“抄桌”之后，掌灶大师傅“病”了，说是头昏眼花站不稳。掌灶大师傅上不了灶，二拨客人点的菜压在了后厨，刚才服务员向她耳语说的就是这件事。
“得嘞，您歇着去吧，这儿我来。”挑帘进后厨的金默玉没问大师傅病情，干脆让他歇着。接着吩咐二师傅配菜，说前边客人等着呢，不能让人空等。然后围上围裙，挽起袖口，立定灶前，只见忽而放油忽而下菜，井井有条纹丝不乱。不大工夫，客人点的菜纷纷上桌，犹如变戏法似的。配菜的二师傅看傻了眼，刚才叫唤“头昏眼花站不稳”的大师傅更看傻了眼。
原来，金默玉早就留心大师傅的厨艺，用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等等皆在观察中，而且还琢磨出道理、琢磨着改进。防备大师傅突然撂挑子仅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认为经营餐馆就必须会这一手，不能当外行。
“跟你们东家说，今天这菜炒得地道，比往常的更好吃。”金寄水临走前，对服务员评价今天的饭菜。待服务员将这话带到后厨，金默玉闻之嫣然一笑，并未多言，可那傻了眼的掌灶大师傅听着刺耳，脸涨成猪肝色，恨不能找个地缝儿钻进去。直到此时，金默玉才询问大师傅的病情，然后嘱咐大师傅好生休息，别熬着，不行就多歇几天慢慢调养。
第二天清早，金默玉在餐馆里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掌灶大师傅，金默玉似往常一样问了声好，对昨天的事一句没提。掌灶大师傅也啥话没说，好像昨天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倒是在餐馆开门前，金默玉将所有人员叫到一块儿，公布了新章程。新章程规定，各人的薪水不变，但另加了津贴和卫生补贴。津贴的多少不一样，根据餐馆的收入，再结合各人的贡献，多劳多得;卫生补贴则根据各人的卫生、仪表给予。
这新章程一公布，后厨的大师傅、二师傅乐开了花，前厅的服务员也乐开了花。打那起，“抄桌”的速度更快了，客人更满意了，回头客更多了。留住客人成了东家和伙计的共同利益、共同心愿。
那天，诗人艾青一迈进门槛，就张罗吃鱼，说昨晚上做梦吃鱼，今天就来了。随后问：“今天有活鱼吗?”
服务员赶紧回答：“今儿进的全是活鱼。”
“在哪儿呢，我怎没瞧见呢?”艾青边往里走边说。
可巧跟艾青熟悉的大厨打此经过，跟艾青搭讪：“知道您今儿要吃鱼，它们早早就下锅洗澡，现在都睡在这儿了。”
“哪儿呢?”艾青追着问。
“那不是吗?”大师傅指着隔着玻璃能看见的炸鱼开玩笑。
艾青一笑：“别逗我了，这哪是活鱼呀。”
大师傅也笑了：“刚才还蹦呢，活得好好的就死了，全是活着死的。”
说得艾青哈哈大笑：“好!今儿就吃条活死鱼。”
往后只要艾青进门，服务员都敢上前开玩笑：“您老来了，还点条活死鱼吃?”
艾青也是这儿的常客，闻听这建议往往点头：“行，听你们的，就再吃条活死鱼。”
与川岛芳子势不两立
金默玉虽是川岛芳子的胞妹，同父同母，还先后在日本一住多年，不过，姊妹俩从秉性到处世都截然不同，而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
1948年，从报端得知十四姐金璧辉即川岛芳子被处决的消息，金默玉没掉一滴眼泪，反倒说了一句：“这是她应得的归宿。”可见，这姊妹俩名为姊妹，实则有如仇人。不单金默玉对她十四姐如此，她们的兄嫂也都看不上那位仗着日本人势力耀武扬威的十四妹。
金默玉生于1918年，出生地旅顺，本名爱新觉罗·显琦，后入校读书以金默玉为名。其母张佳氏，肃亲王四侧福晋，为肃亲王生六子三女。金璧辉也是张佳氏所生，在十七个闺女中排行十四，故有十四格格之称;而金默玉排行老末，所以人称十七格格。按辈分，她们比溥仪小一辈，和毓嶦、毓嵒论兄妹。
不满5岁的金默玉父丧母亡，在同胞大哥和同胞姐姐的照料下度过童年。金默玉9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十四姐金璧辉。十四姐自幼离开中国，在其日本养父川岛浪速家生活，这位在日本长大的十四姐，穿戴和处世都和大伙不一样。
有一回，大哥宪立打发下人给几位胞妹送来“红包”，金默玉眼瞧着十四姐把“红包”揣进兜里，可后来却责怪大哥偏向，别人都有“红包”，单她没有。金默玉当场揭穿，说十四姐拿着“红包”就上街了，可十四姐死活不认，硬说十七妹人小鬼大，糟践人。
大哥宪立不得已，又给十四格格补一份“红包”，才算了事。几十年后，金默玉提起此事，依然有气，还说她当初对这个姐姐只愿远看，因为她穿戴时髦，所以不肯随她上街，以免太招眼。还有就是这位姐姐瞎话太多，张口就来，从不脸红，什么在日本跟天皇家族一块儿念书，经常到皇宫吃饭，一上街就有崇拜者跟在后面请她吃饭、为她花钱……
从日本回国的十四格格，原本是为与蒙古巴布扎布将军之子甘珠尔扎布完婚，这门婚事还是当初肃亲王在世时订下的。但婚礼之后，金璧辉一脚把新郎蹬了，连洞房都没让新郎进。大哥宪立痛斥这位胞妹：“不愿嫁人家尽可直说，嫁了人家又撵走人家，丢尽阿玛的脸!”
可刁蛮成性的金璧辉不以为然，还怪大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得大哥宪立怒火中烧，喝了一声：“我要替阿玛管管你。”话音未落，十四妹的脸上就多了一个大巴掌印。多亏众人拦住宪立，十四妹才得以溜走。打那起，她不敢回家，住进了日本军部为她提供的寓所，并且和自己的“私人秘书”绪方八郎不清不楚地同居着。
这处寓所离金默玉读书的学校很近，有一天，十四格格截住放学回家的十七妹，硬拽金默玉到她的寓所，还说往后这儿就是金默玉的家。话音未落，大哥宪立冲进寓所，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甩出一句：“不劳你费心!我已经为十七妹联系好了日本学校，过两天就走。”原来大哥宪立来接十七妹，瞧见十七妹被川岛芳子拽走，一路紧赶，正好听见川岛芳子要十七妹住在这儿的话。
就这样，大哥拽着十七妹气冲冲地离开了川岛芳子的寓所。也就这样，刚满12岁的金默玉离开旅顺，开始了13年的日本留学生涯。其实，日本的学校是第二天才联系的，要送十七妹出国的决心，也是大哥宪立听到十四妹要照料十七妹之后才有的。因为讨厌川岛芳子的大哥宪立认为，双亲不在，他作为长兄，有照管小妹的责任，不能让川岛芳子把小妹给带坏了。让川岛芳子气恼的是，她本人一直在日本末流的学校混，可十七妹金默玉上的真是日本顶尖的贵族学校。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在日本读大学的金默玉辍学回国。上世纪30年代初，以金宪立为首的几个兄妹，离开旅顺回到北京，住在东单附近的洋溢胡同。
金宪立一家为什么离开旅顺?有传闻说是在生意上吃了大亏，让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坑去一大笔钱;还有传闻说是不愿与“满洲国”打交道。当然，传闻而已，但金宪立作为一个生意人，不上赶着拜访与自己血统相连的“满洲国”皇帝，却是真的;与川岛芳子形同陌路从不往来，也是真的。金默玉回国后投奔大哥，光这就让十四姐恼羞成怒，因为对川岛芳子而言，她是洋溢胡同金宅最不受欢迎的人。
回到北京后不久，金默玉收到一封“情书”，赞她花容月貌又高雅智慧，约她出来相会，共度良宵。“情书”上签着绪方八郎的名字。金默玉看罢“情书”，立刻想到这恶作剧的主谋必定是十四姐，让自己的情人勾引自己的妹妹，这样的伎俩旁人做梦都梦不到，只有这位刁蛮霸道、不知廉耻的十四姐才想得到、干得出。原本就不愿见十四姐的金默玉，铁定心永远不搭理这位害人精。
有一天上午，川岛芳子身穿日本军服，腰挎日本军刀，气哄哄地闯进洋溢胡同金宅，迎面正碰上刚迈出屋门的金默玉。
“找的就是你!”川岛芳子把金默玉拦住。
“找我干吗，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金默玉不拿正眼瞧这位十四姐。
“你得给我赔礼道歉!”川岛芳子一手握刀柄一手指着金默玉。
“一不该你的二不欠你的，凭什么赔礼道歉?”金默玉也来了气。
“我是你姐姐，没大没小的，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川岛芳子随手抽出军刀，摆出发狠的姿势。
院子里的下人想拦又不敢上前，正在这时，站在门口的下人高喊：“十九爷，您快点儿吧，这儿要出事!”
川岛芳子以为下人骗她，依然对金默玉发狠。可十九哥金宪容的一声断喝：“你敢在这儿撒野!大哥马上就到!”让川岛芳子收起架势，抽身往外走，边走边说：“我就来问问十七妹，我过生日她为什么不去。”
有十九哥撑腰，金默玉更不憷这位十四姐了，“你不就想多收礼吗!阴历、阳历、日本历，你一年过三回生日，收三回礼，我可没那闲钱往河里扔。再说你有那么多日本皇室朋友，用得着我们去吗?丢了你的脸我们担待不起!”金默玉连挖苦带损，羞得川岛芳子满脸通红。
川岛芳子最妒忌十七妹在日本读贵族学校，跟日本皇室子弟一同念书了，如今金默玉拿她平日吹嘘的瞎话恶心她，揭了她的短，戳了她的心。川岛芳子怒不可遏，抬腿踹向金默玉，金默玉一时不备，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川岛芳子见十七妹跌倒在地，也觉出事情不妙，要让大哥撞上，非再挨耳光不可。于是转身开溜，一头钻进车，屁股没坐稳就催促司机快走。
此时大哥宪立见到门前的汽车，正在纳闷儿，进院一见十七妹一脸泪容，被人搀扶，一听是最讨厌的川岛芳子欺负了十七妹，抄起顶门杠转身往外冲，冲到门外正赶上汽车开动，大哥宪立把顶门杠扔向汽车，咣当一声，顶门杠落地，汽车躲过一劫。川岛芳子长出了一气：这顶门杠若打在身上，可比当初的嘴巴疼多了。
事后，这事越传越玄，“十七格格怒斥川岛芳子”、“大哥宪立家法惩恶妹”……绘声绘色，有如评书话本，可小报未见登出，不是不想登，而是不敢登，川岛芳子怕她大哥，可不怕报纸总编，惹恼了川岛芳子，报社的日子没法过。
困境中遇到贵人
1949年年底，大哥宪立陪日本籍的大嫂回转日本定居。临行前准备撂下一笔钱，但事情突然变故，无端被小人坑骗去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无奈之下告诉金默玉，说不日便从日本寄钱过来。
同时，大哥大嫂留下一儿三女托她照料，二哥也把两个小孩放在她这儿，再加上老保姆娘儿俩，统共九口人的饭食归她操心。而此时此刻的金默玉只有100万块钱，折合成后来的人民币就是100块。但是在送大哥、二哥走时，金默玉一脸从容，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像大哥待我那样待侄子侄女。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的沙发、席梦思、钢琴和西装等沾洋味的东西最不值钱。上世纪50年代初，上述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洋溢胡同西口的东单广场上，这些物件一堆堆往外卖，可在食品短缺的年代，填肚皮谋生存是第一需要，那些都是身外之物，顶不了吃解不了饥，连问价的都鲜见。
串巷打鼓的倒是收，一件貂皮大衣给的钱买不了100斤大米，一张八仙桌也就换两袋面。可不卖咋办?九张嘴得天天吃饭呀!就这样，卖了东西买粮食，不管怎么说，没让侄子侄女挨过饿。
一年后，大哥宪立寄来一笔钱，金默玉攥着寄来的钱琢磨，是干啃这笔钱坐吃山空呢，还是用这笔钱当本钱干点事?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用现成的房子开间西餐厅，赚钱养活侄子侄女。把这主意跟保姆一说，保姆说：“成，做西餐我不会，零七八碎的杂活我包了。”
第二天，金默玉就忙着起照、找人，那时申请执照和找人都不难，没几天工夫“益康食堂”就开张了。刚开张那几天，客人不少，利润还成，可几天之后，一天不如一天，有时竟下板不开门。金默玉把吉士林西餐厅的经理请过来，求人家指点迷津。来人道出三大理由：其一，吃西餐的人原本就不多;其二，地点太偏僻;其三，宅院式场所与西餐环境不合。来人还劝她早早关张，说早关张早好，晚关张多赔。
正在这进退维谷之际，“贵人”上门。“贵人”是年过六旬的四川籍老汉，这位老汉早先为官，后定居香港，如今随老伴进京安家，家宅就在附近。“我看你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开门不上座哪儿成?我建议你改卖担担面，准成。”老汉自报家门后，向金默玉建议。“担担面”?还“四川风味”?从没到过四川压根儿不知“担担面”为何物的金默玉如坠云雾中。老汉见状，一拍胸脯：“卖四川担担面，包你有赚，你若不信，我也投钱。”
不知道是老汉的诚恳，还是老汉的四川味普通话起了作用，金默玉不仅采纳了老汉的建议，还接受了老汉的投资。不过，悬着的心并没落下来，对能不能赚到钱，心里依然没底。
有人传言，说这四川老人后来追求金默玉，弄得不欢而散，那是以讹传讹。纠缠金默玉的另有其人，是餐馆内的一位雇员，根本不是这位四川老人。这位四川老汉的出谋和投资是出于热心，或者说是有经营头脑。
几个月过后，金默玉笑了，顾客盈门，每天都得“抄桌”，不是一般的红火，跟先前的西餐买卖截然不同。
金默玉留心观察，来这儿吃饭的多是两拨人：一拨是四川老家如今在京工作的人;另一拨是抗战期间避难四川，吃了八年川味吃上了瘾的人，而这两拨人在附近的北京日报社和青年艺术剧院都不鲜见。
金默玉还观察到，由这些常客引来一拨又一拨的回头客，而这些上门客都对川味情有独钟。由此金默玉琢磨，要想留住回头客，首先得菜肴地道，再就是环境整洁和待客热情。留心加下力，金默玉的“益康食堂”越办越好，后来这“益康食堂”让齐白石大师改成“益康餐馆”了，生意也更上一层楼。
白石老人是被关门弟子许麟庐先生拽过来的，许先生是实业家兼画家，同时又是和平画店的经营人。荣宝斋、南纸店代画家卖画但要抽头，即按比例提钱，而和平画店分文不取，无偿服务，所以在老一辈画家中，赞叹许先生为“大侠”者为数不少。许先生开的和平画店，离金默玉开在洋溢胡同的益康食堂不远，湖南籍的白石老人对川味乐于享用，所以但凡白石老人光临和平画店，准被拽到益康食堂。
有一回用餐之后，许先生提议为益康食堂改名，说从装饰到菜肴分明是餐馆，干吗叫食堂?白石老人听着有理，就挥毫写下了“益康餐馆”，随后签名用印。自此益康食堂变成了益康餐馆，而随着白石老人所赐名号挂出，益康餐馆的名气又长了几分。郭沫若、谢添，乃至北京市的领导刘仁都闻名而至，成为常客。
《水墨荷花》让她动了情
许麟庐先生不仅帮了益康餐馆的忙，更帮了金默玉个人的忙，成了金默玉和马万里的“红娘”。
那天金默玉又来和平画店看画，一幅《水墨荷花》让她心中一动，线条硬朗，泼墨洒脱，意境深远，功力不凡。金默玉指着画问许先生：“这幅《水墨荷花》是哪位大家所画?”许先生告知，是桂林美专校长马万里的精品。
几天后，金默玉再进和平画店时，许先生迎上去说：“你可来了，今儿给你介绍一位朋友。”随许先生走进里间，见一位画家正在作画，许先生指着他说：“这位便是《水墨荷花》的作者马万里。”随后又对马万里说：“这位金女士可是方家。”接下来三人落座谈起笔墨，不一会儿许先生借故而去，留下的马万里和金默玉攀谈起来。许先生去而复返，马万里抽身一旁，低头刻印。
这一天许先生的谈兴极浓，不容金默玉言走，待马万里起身之后，许先生才收住话头。金默玉告辞时，许先生把一枚图章塞在金默玉手里，说这是马万里先生特意为您刻的，希望您喜欢。金默玉低头一看，这枚图章并非一般石料，而是极品鸡血石，堪比黄金更贵重。金默玉本想不要，但许先生一再说盛情难却，不能辜负马先生一番美意。此时的马先生反倒不知所措：“刻得不好，请您留个纪念。”
金默玉见此一幕，心知肚明，落落大方地对马万里说：“那就谢谢您了，有空请二位上我那儿坐坐。”
次日，许麟庐先生陪马万里前来践约，金默玉热情款待，三人随心所欲地畅谈，从川菜到文墨，从历史到文学，从日头西斜到皓月当空。再往后马万里独自前来，一杯酒一盘菜，和金默玉盘桓一阵成了他的功课。月余之后的一天，马万里向金默玉女士求婚了，金默玉慨然允诺，稍后便散发请柬筹办婚事了。婚柬十分别致，上有马万里和金默玉的手签，并盖着由金默玉设计、马万里篆刻的“金马”图章，尤其是装婚柬的信封，自家制造，手绘兰花，典雅中透着温馨。
马万里先生长金默玉十多岁，前妻留下的女儿已然不小，金默玉则是初婚，但两人秉性相容，志趣相投，你恩我爱，日子过得相当美满。
历史没有如果
可惜好景不长，厄运接连而至。先是公私合营的风声传出，上自工厂下到剃头匠和钉鞋匠，所有行当、所有人员全都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其实，公私合营的实质就是私营业主交出经营权，消灭资本主义的土壤。几十年后再回首那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运动，不免令人苦笑。刚刚有些起色的民族工商业被这场运动打个措手不及，犹如春降寒霜，禾苗尽遭摧毁。
益康餐馆是金默玉的心血，听到益康餐馆将要公私合营的风声，她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值此刻，一位干部出于好心，建议她到北京编译局工作，说国家正需要她这种懂外文的人才。一考试，她娴熟的日文、英文令人赞叹，不久就接到录用通知书。
告别了益康餐馆当了公职人员，原以为如此一来不会再面对波澜，谁知成了公职人员后不久便厄运降临，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被判了15年徒刑。
起因是她的好友向组织反映，说金默玉经常收到日本寄来的钱款和衣物……原本金默玉的身份就“耀眼”—“大汉奸”川岛芳子的胞妹，再加上胞兄金宪立解放后不留在新中国反倒逃往日本等等，这一切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如今有人揭发，揭发人又是她的好朋友，正好有了逮捕她的由头。
“文革”中，在监狱服“反革命罪”徒刑的金默玉接到一纸离婚申请。金默玉一看字迹便知道了原委，因为离婚申请书上的字迹清晰可辨，那是马万里闺女的字，而不是马万里的字。金默玉并没点破这层窗户纸，而是平静地签了字。她理解马万里闺女的用意，这能怪她吗?她这也是让父亲少些麻烦，也是尽孝啊。
南边的苏州胡同尚在事后得知，马万里的心的确没变，金默玉被捕后，屋内的陈设依旧，唯一的变化就是他的话更少了，作画也不似先前了。他数着日子，盼望15年早点过去，他好和爱妻再续和谐生活。无奈“文革”爆发了，从未见过、从未想到的事铺天盖地而来，闺女要他跟“反革命”继母离婚，他不肯，闺女自行写了离婚申请书，他则不做声，他自己不怕受“反革命”妻子的影响，可闺女呢?作为父亲，他不能不替闺女想……
洋溢胡同化成了大厦前的小径，益康餐馆已荡然无存
1979年，金默玉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北京文史馆工作。到了80年代，日本皇族幹子女士来北京找到昔日的学友，幹子女士是溥杰爱妻浩夫人的妹妹，早年和金默玉同在日本贵族学校读书。经幹子女士牵线，年近七旬的金默玉与诸多日本同窗恢复了联系，曾几度赴日聚会。
再后来，不甘寂寞的金默玉老人决心为中日邦交做点实事。于是，她在京郊廊坊办了一所学校教授日文，办得很出色，而且置下房产，定居廊坊了。与金默玉办了离婚手续的马万里，独身度日，直到终老;而金默玉曾与一上海人组成家庭，但没有子女，其生活也无法与昔日“金马”的惬意生活相比。
几十年匆匆过去，益康餐馆却依然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昆曲名家周铨庵回味益康餐馆的川菜，说眼下的川菜远不如益康餐馆的香。周先生还回忆，说益康餐馆的装潢典雅而不奢华，温馨而不媚俗，还说这是跟东家金默玉本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
周先生还清楚记得，袁涤庵与章士钊在益康餐馆小酌时的一席谈。章士钊对年长的袁涤庵说：“当年捐助留法青年的两万块大洋，本是您让我转交，但您嘱我别提您，我就一直没提，如今这光环越来越耀眼，我也越来越汗颜，我要向世人说出实情，不能再……”
袁涤庵坦然一笑才作答：“你我挚友，何分彼此。况且都已垂暮之年，昔日的陈谷子烂芝麻还提它做甚?别把它当回事，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袁涤庵何许人?晚清举人，当过官，后来投资矿山成了实业家，北京的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都是他的首创。民国初任众议院议员，解放后回复周恩来，说自己年老体衰，无意为官，推卸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对益康餐馆而言，仅用“常客”称呼袁老欠妥，因为益康餐馆俨然成了袁老的“点”，隔三差五就邀人来此一聚。准确地说，袁老是益康餐馆第一号“财神”才对。
回忆往事，周铨庵为金默玉惋惜，为益康餐馆惋惜：“如果金默玉不离开，如果不搞政治运动，如今的益康餐馆定会稳坐北京川味菜的头把交椅，说不定分号早就开到东京银座去了。”
历史没有如果，惋惜却有道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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