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逸
近日，一款丑萌的文创玩偶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铜奔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铜奔马”发现于1969年8月至10月，自1973年4月起，先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12个国家展出，1984年，被中国国家旅游局定为国家旅游图形标志。2002年1月18日,“铜奔马”等共计64件(组)珍贵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铜奔马”不大，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约7.3千克，同时出土了一支铜车马仪仗队，共38匹铜马、1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3辆大车、2辆小车、1辆牛车、17个持戟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在铜车马仪仗队映衬下，“铜奔马”不整齐且突兀，看上去很“不合群”，可正是“铜奔马”，成为今天国人的骄傲。
在“铜奔马”身上，有太多的谜：它的主人是谁？铸于何时？为什么要铸它？它究竟叫什么？它在铜车马仪仗队中起什么作用……凡此种种，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正面看“铜奔马”，龇牙咧嘴，丑萌文玩准确抓住了它的特征。文似看山不喜平，文创产品尤应多元化，但要警惕这样一种结果：因话题敏感，设计者无力综合各方意见，只好用幽默求同，在普遍不愿深入了解又喜欢依据少量知识来评价的氛围中，“逗人一乐”是没办法的办法。可长此以往，多元可能变成只有“逗乐”这一元。
“丑萌”的铜奔马玩偶
想参与议题，就该先了解。秀立场、抢制高点式的议论谁都会，论出“营养”来，才是真本事。
郭沫若慧眼识“铜奔马”
1969年8月，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13生产队在雷祖台南壁漫道东北结合部开挖防空洞。9月10日上午，意外发现古墓，村民涌入，将墓中尸骨踢出地道，并哄抢古钱、铜器、陶器等。9月15日，队干部组织村民再度进入，将墓中铺地的20厘米厚铜钱用架子车运出，倒在附近，任由儿童捡拾，有的被卖到废品站。
大队领导得知后，通知县文化馆监控现场、追查遗失文物，并将存放在生产队的铜车、铜马等集中到武威文庙大殿。1970年8月，部分文物被送到省博物馆。
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回忆，1971年，郭沫若陪西哈努克访问甘肃等地，公务繁忙，郭老坚持去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在一大堆青铜器文物中，他一眼就看见“铜奔马”，连声说：“太好了，太美了，真有气魄。”
郭老解释说：“我到过很多国家，看到过很多马的雕像和骑士骑在马上的雕像，那些雕像最古的也只有几百年，从未见过超过一千年的。而我们的祖先，却在将近两千年前就制造出这样生动绝妙的铜像，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结构力学角度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回京后，郭老联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调“铜奔马”来京展览。此时“铜奔马”头尾的几绺鬃毛已脱落，颈部有数个约1平方厘米大小的洞。
经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修复，1973年4月，“铜奔马”到国外巡展，吸引了超400万名观众。“铜奔马”遂轰动世界。
铜奔马，甘肃省博物馆藏
诞生年代各有证据
名称难定，“铜奔马”的诞生年代也难定。
在“铜奔马”的介绍中，一般写为“制造于东汉”，有证据支持这一判断，也有证据不支持这一判断。
支持方的证据是：“铜奔马”头顶上有一绺鬃毛，像角一样立在头顶。学者王古今指出，“这种造型主要集中于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少量的浮雕、圆雕中，很明显，它是在汉代突然出现的”。此前、此后皆不见。
王古今先生认为，此造型来自犍陀罗文化。犍陀罗国是公元前6世纪便已存在的南亚次大陆国家，占据今阿富汗等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将其并入帝国。亚历山大猝死后，手下部将在此割据数百年，贵族均是古希腊人。犍陀罗融汇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早期传入中原的佛经都是犍陀罗文，犍陀罗的雕塑艺术对中原影响深远。
在犍陀罗文明重要遗存——斯瓦特的塞杜沙里夫一号遗址中，出土浮雕残板上的马头鬃毛也是系起来的，和“铜奔马”一致，“铜奔马”同时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的马头鬃毛亦如此。
有学者认为，那是鋄（音如万，意为马冠），马冠是青铜铸成，多镂刻为兽面状，装饰在马头上，周代唯王、后或诸侯的挽马可戴马冠，春秋后减少，但鋄多方板形，与“铜奔马”不一致。
还有一个支持证据，即铜车马仪仗队的铜马中，有“张掖长”“左骑千人”等铭文，这是东汉才有的官职。
不支持证据则是，“铜奔马”同墓出土铜钱2万多枚，其中有小型五铢钱，直径仅1.6厘米，出自三国早期，在魏晋窖藏中常见。
“铜奔马”不知该叫啥
“铜奔马”誉满天下，但定名颇难，计有“马踏龙雀”“天马伴金乌”“马踏飞隼”“飞廉铜马”“飞燕骝”“天马”等十余种说法。
“铜奔马”三蹄腾空，一蹄踩燕状鸟。用鸟形容马快，周代已如此，周穆王八骏之一即“翻羽”，但“铜奔马”踏的鸟形象模糊，难以识别。
一说是“龙雀”。龙雀是凤的一种，幼年龙雀似普通水鸟，成年后展翼可蔽日月，一飞便不再落地。
一说是乌鸦（金乌）。古人视乌鸦为太阳神，用马踏它，隐喻逝者飞升成仙。自商代起，中国便有车马随葬制度，汉元帝（公元前33年去世）后改用绘画、模型，“铜奔马”可能就是车马随葬的替代品。
一说是飞廉。飞廉是风神，鸟形，是南方崇凤部落群的图腾之一，而马被视为龙族，则“马踏飞廉”相当于汉代的龙凤呈祥。不过，史料中飞廉雀头（有角）、鹿身、蛇尾、豹文，与“铜奔马”被踏物迥异。
一说是隼。“铜奔马”脚下的鸟非剪尾，显然不是燕子，从尾羽看，倒很像隼，隼的飞行速度快，被马踏，更凸显马的速度。
有学者认为，《西京杂记》中称：“（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铜奔马”是后人对名马“飞燕骝”的想象。
有学者认为这是相马术的教学工具，相马术依据马的外形判断优劣，出土的汉代帛书《相马经》称马的速度时，有“袭乌”“逮乌鸦”之说。“铜奔马”的造型与《元亨疗马集》（明代兽医著作，俗称《牛马经》）中的骏马极似（脚下无踏物），此造型被认为是良马标志。
墓主竟差点杀了曹操？
《后汉书》称：“中二千石殁后，赐墓葬铺地钱二万。”从墓中铜钱数量看，知墓主是官秩二千石的将军，且出土陶碗上刻有“张家奴字益宗”等字样，则墓主应姓张，但从东汉末到西晋永宁初，武威的张姓高官寥寥。
一度认为是张江墓。张江曾任武威太守，后被封为南阳折侯，改姓折。可铜马铭文上有“冀张君骑一匹”字样，“冀”是东汉冀县，今甘肃甘谷县，而张江是雒县（今属四川省广汉市）人。张江活跃于西汉末，他的墓里怎会有三国前期的铜钱？
有学者认为，墓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张绣。
张绣是甘肃人，东汉末年割据宛城（今属河南南阳），一度投降曹操，曹操纳张绣父亲遗孀为妾，见其不满，密谋剪除，被张绣所知，率先谋反，差点杀死曹操，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均死于是。后张绣再度降曹，在官渡之战中立功，受封“破羌将军”，在“铜奔马”墓中，恰好发现一枚印章，略可识别“破羌”二字。
学者单继刚综合辛敏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墓主也可能是前凉四代祖张骏。
晋代衣冠南渡，北方张氏割据凉州，对晋室称臣，是北方士族最大聚居地。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三次受晋“大将军”封号。他生前极尽奢华，死后墓穴被盗，“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等。可能好东西太多，掘墓者忽略了“铜奔马”，今墓中有盗洞，契合史料记载。
“铜奔马”的主人是张绣，还是张骏，暂难定论。
与汉代重视马政相关
中原自古有马神信仰，或与周代兴于西方有关。《周礼》记：“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政牧；秋祭马社，藏仆；冬祭马步，献马。”意思是春天祭马祖，即天驷星、房星。夏天祭先牧，先牧即始养马者。秋祭马社，马社即始乘马者。《世本》云：“相土作乖马。”相土是殷人始祖，即马社。冬祭马步，马步神为马之灾神，祭之以祛马病。
“铜奔马”应与汉代高度重视马政直接相关。
西汉长期受匈奴侵扰，《史记·平准书》称：“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西汉养马机构由太仆主管，太仆位列九卿，足见重视。
为保障军费，汉代延续秦朝政策，赋税分开，即“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汉代的赋共三项，即人头税（口钱、算赋）、更赋（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家庭资产赋。口钱是未成年者（3至15岁，汉元帝时改成7至15岁）的人头税。每人23钱，20钱“供养天子”，3钱“补车骑马”，专门用来养马，又叫马口钱。算赋则“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每人120钱，为“治库兵车马”。
有经费保证，西汉曾在边郡养马30万匹，且引入西域良种，与本土马杂交。
学者周本雄发现，秦朝之前基本是蒙古马，肩高六七尺左右（合今140厘米上下），殷墟妇好墓的玉马、陕西李家村的西周青铜驹、秦始皇陵侧的陶马都是头大、颈粗、躯长、四肢短壮。到了汉代，马的头部突然变小，颈部细长而有力，胸廓发达且躯干短壮。
“铜奔马”近似西域马，它保留了“重马时代”的集体记忆。
有个性才传久远
“铜奔马”体型像西域“天马”，但学者单继刚指出，它肌肉更厚实、身躯更粗壮，既有西域马的速度，又有蒙古马的力量，应是二者杂交的岔口驿马，“代表着中国古代育马的最高成就”。
其实，“铜奔马”并不是在奔跑，它采用的是对侧步，这种步伐速度不快，实测岔口驿马，正常步跑1200米用1分53.7秒，对侧步跑仅2分19.9秒。
岔口驿马有“走对侧步的遗传稳定性。马驹生下来，自然会走这种步伐，当地百姓称之为‘胎里走’”，骑上它后，“人不是上下颠簸的，人是左右摇摆的”，有“骑马走路如睡觉”之说，非常适合骑乘。
“铜奔马”靠单足支撑，铜质软，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用现代X光透视发现，古人对此早有考虑——在铜奔马的腿中预先置入了铁骨，铁的熔点是1539℃，青铜只有1084.62℃，先放入铁骨，浇青铜时，只要控制好温度，铁骨就不会熔化，巧妙地提高了支撑力。
“铜奔马”的腹部是空的，修复前，原有泥土，致其只能卧置，掏空后才可站立，古人掌控重心的技术，竟妙到毫颠。
铜奔马出行仪仗队，北晚新视觉供图
与“铜奔马”相比，铜车马仪仗队虽整齐却粗糙，铜马分两批铸造，第一批的30匹的工艺还算严谨，第二批的8匹则明显粗劣，二者远远无法与“铜奔马”的艺术性相提并论。
直到今天，学者仍感到好奇：“铜奔马”与整个仪仗队根本配不到一起，为什么要铸造它呢？这恰好说明，艺术需要个性，有个性的东西才能流传下去，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鼓励创造、保护个性，“铜奔马”成功之理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作者：黄逸 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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