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孤独地离世，仅有布娃娃相陪
朝内大街203号的自杀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北京的天气如刺骨般寒冷。
傍晚，关露的侄女李康将接到了一个沉重的电话。（李康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延安情报人员原型）
当她和妹妹李稻川急忙赶到朝内大街203号筒子楼时，天色已黑。他们快步走入一楼那间只有十来平米的单间宿舍。
大姨关露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是睡着了一般，脸色苍白而平静，身体还有些温热。可任凭他们怎么呼喊，大姨却再也听不见了。
关露最爱的那只洋娃娃被放在床头柜上，上面还有一杯未喝完的水，两只空空的药瓶，一只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1941年的关露
他们感到难以置信，不相信关露会自杀。因为没听大姨抱怨过什么，更何况几个月前，3月23号，中央组织部刚派人来宣布：“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于是他们报了警。再说如果是自杀，关露为什么会选择刚被平反昭雪，好日子就要来临的这一刻？
那天夜里，他们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气实在太冷了，那间朝北的宿舍窗户漏风，寒风直灌，就锁上了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
后来，文化部为关露举行了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12月18日，文化部和作协开了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作为关露多年的左联战友，夏衍为什么会这样说？而关露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
暴风雨中的海燕
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关露这个名字不像影视流量明星那样耳熟能详。
但大家一定都学过高尔基著名的散文诗《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
——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首《海燕》最早就是由关露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还有，民国电影《十字街头》中由赵丹演唱的主题曲《春天里》，曲风明快，歌词朗朗上口，被传唱至今，大家应该也听到过。
《春天里》前些年还被费玉清翻唱，作为其经典金曲多次演出。而这首歌，也是由关露作词。
费玉清翻唱《春天里》
春天里来百花香 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 ……
其实，作词与翻译，只是关露的副业，她的专长在于写诗和小说，她是民国三十年代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才女。
民国三大才女
关露可以说是早年成名，前半生还算顺风顺水，除了少年时期有些坎坷。
关露是山西右玉县人。原名叫胡寿楣。1907年7月14日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
父亲早年中过举人，做过小官，按照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的意思，给女儿起名“楣”，她们这一辈排行是“寿”字，故名寿楣。可惜父亲在关露7岁时就去世了。
母亲带着关露和妹妹胡绣枫艰难度日，可没几年，关露15岁时，母亲也丢下他们撒手人寰。姐妹俩尚未成年就父母双亡，只好投奔南京的二姨，寄人篱下。
可二姨总想着把她早点嫁出去，迫不得已，关露只能逃婚，带着妹妹闯荡大上海，而过早地独立，也培养了她坚强的意志和品格。
在上海，幸而遇到了好心的地下工作者刘道衡，在他的帮助下，关露上了学。1927年至1928年，她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
1931年，她再次回到上海，开始以“关露”的笔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在《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余君》《她的故乡》。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奉行不抵抗原则，将东三省拱手相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9.18事变，东北沦陷
关露也以笔作枪创作了许多爱国反帝的战斗诗篇，其中“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的名句使关露被称作“民族之妻”。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在上海发动战争，攻击我驻沪守军第十九路军，史称“淞沪抗战”。
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关露和其他一些作家，在党团书记丁玲的率领下，去慰问十九路军的战士。关露在会场上，饱含深情地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篇《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士兵们深受感染，高呼爱国口号，气氛热烈。
回去的路上，丁玲称赞说：“关露的诗，听来这么感动人，因为她的诗是用心作出来的，她是用心在朗诵！”
关露的诗《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1932年，对于关露来说，注定是重要的一年，25岁的她不仅加入了左联，还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
而且她还结识了左翼社会科学家沈志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惜后来他们性格差异太大，关露又太执着于党的工作，不想分心，两次堕胎，推迟要孩子的时间，最终让他们的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
可惜那时的她不知道，此后余生，她再也没有过自己的孩子，孑然一身直至死去。
婚姻的挫折没有阻挡关露革命的热情，她接替了丁玲在左联创作委员会的任务，还在1936年结集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
关露的诗集与小说
如果没有1939年深秋的那封密电，关露这辈子会一直沿着作家的路走下去，成名成家，著书立说，安度此生。
可这个无常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改变命运的神秘任务
193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关露正为出版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这时有人轻轻敲门。
来人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他给关露带来一封叶剑英签署的密电，上面只有一句话“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当时叶剑英是中共南方局负责同志，而小廖就是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她有些不太清楚，中共高层领导让她去香港干什么？她问刘少文，刘少文也不清楚具体安排，只让她马上动身。
在去香港的船上，关露其实是兴奋的，她猜测组织上很可能是调她去香港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因为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过后，上海沦陷为日占区，大批上海文化人士撤到了香港，许多文人都在香港办报，而且听说廖承志也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运动。
再说自己在上海已经是相当有名气的作家了，调她去搞文化工作，应该是合情合理，发挥专长。
到了香港，她立刻联系廖承志见了面，和廖一同来旅馆的还有另外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 - 潘汉年。潘汉年时任中共社会部副部长，负责上海和香港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
而潘汉年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把关露问愣住了。他既没问关露的著作，也没问她的经历，开口就问：“听你妹妹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
关露确实认识李士群，早在1933年，她和妹妹胡绣枫就认识了李士群，妹妹胡绣枫还在李士群入狱时，接济过他快要生了的老婆叶吉卿，算是他们的恩人。
可李士群早年是共产党，现在已经叛变为大汉奸，当上了汪伪政权76号特工总部的头子，关露早和他断绝了来往，去年，李士群碰见她，想让她当他的英文秘书，还被她断然拒绝。
在和潘汉年、廖承志后续的谈话中，关露总算明白了，这个秘密的任务是让她接近李士群，打入76号总部，摸清楚李士群的思想动态，伺机策反，并获取有价值的敌伪情报。
关露的心情异常沉重，这个任务和她的期望落差太大。一是她没有太多情报工作的经验，二是她本就对李士群的汉奸行为深恶痛绝，和他断绝了来往，这回反倒要再主动和他拉近关系，她怎么做得来？
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主任丁默邨，李士群（右）
潘汉年见关露很为难，和她从白天聊到晚上，郑重地说：“派你到李士群那里，是组织经过选择和慎重考虑的，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其实从当时的时局来看，这个选择确实是慎重的。因为1939年底，日军已攻陷大半个中国，并扶植起了汪伪政府，为了摸清日伪的军事动向，很有必要打入汪伪政府内部。
而李士群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实权人物，后又当上了警政部长（相当于公安部长），掌握着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他早年的共产党经历，让组织对策反他抱有一定的希望。
可接近这样一位敏感的、搞情报工作的大汉奸，必须是和他已建立了信任关系的熟人，当时在党内，能拉得上关系的，只有胡绣枫和关露，而妹妹胡绣枫当时在宜昌，有搜集前线日军情报的重要任务，所以，接触在上海的李士群，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关露了。
夜色深沉，关露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思想激烈地斗争着，她想起上海以前也是这样繁华，现在却沦陷了，她又想起自己“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诗句，想起前线阵亡的万千将士。
关露
最后她坚定地对潘汉年说：“我服从组织安排，回上海。”
潘汉年赞许地点了点头，特别嘱咐道：“做隐秘工作，不仅有牺牲生命的风险，还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一定要忍辱负重，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遭了。”
关露郑重地说：“我不辩护。” 一旁的廖承志也安慰她道：“请你放心，关露同志，将来党会站出来为你说话的。”
很多年后，胡绣枫接受采访时曾坦言，自己一直很后悔，觉得一辈子对不起姐姐，不该把关露也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她和关露都没想到，这个隐秘的任务以及关露“我不辩护”的承诺，彻底改变了关露的一生。
也毁灭了她最珍贵的爱情。
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接受这个神秘任务的前一年，也就是1937年底，38年初，关露遭遇了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爱情。
那时候上海淞沪会战刚结束不久，一天晚上，地下党员武剑西带来了一名二十八、九岁精明能干、成熟稳重的年轻人，叫老王，借关露的住处进行秘密谈话。
关露知道隐秘工作的规矩，就出去了，把房间留给他们。可是他们谈了很久，弄得关露很晚才能回来，两人很不好意思。关露后来知道，那个老王，叫王炳南，武剑西说他搞学术研究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王炳南专门就那天的事和关露道歉，一来二去，两人就熟络了，王炳南很喜欢和关露聊天，喜欢她的诗，和她交流诗歌，还时常哼唱广为流传的《春天里》。
不久，王炳南要去武汉开始新的工作，有天夜里，特意和关露告别，他看关露的住处在战时被毁了，就让关露住他那里，帮忙照看房子。
关露带了一本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签了名送给王炳南，递给他书的时候，偶然间触摸到了他的手。她感到王炳南的手冰冷得很，不知怎么她一下攥住了他的手。
轻声说：“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这不过是一句普通的关怀话语。可在凛冽寒风中的王炳南却感到一股暖流涌进他的胸膛，他的心中不禁怦然一动。
王炳南离开上海后不久，关露就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信里夹着他的一张照片。
照片背面赫然写着一行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 王炳南。”
就是这张照片，关露小心翼翼地珍藏了一辈子。
而王炳南许多年后才知道，这一句简短的誓言，支撑着关露度过了无比艰难的一段岁月。
汪伪76号的暗战
关露回到上海不久，1940年初，就主动打通了李士群的电话，借口失业了，让他帮忙安排工作。
李士群一听，很高兴，立马安排警卫队长吴世宝去接关露到76号特工总部来。他知道关露和妹妹胡绣枫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而自己一直没机会报答胡绣枫的恩情。
关露听说去76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因为位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汪伪特工总部，成立短短一两年就制造了千余血案，对抗日爱国志士进行血腥镇压，人称“76号魔窟”。
极司非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
那天，李士群特意安排吴世宝开着他的黑牌汽车，接上关露从76号大门进入。要知道黑牌汽车，在当时的上海，那是特殊阶层的标志，而进出76号，一般人都是从后面的小门进出，从大门进入的，都是贵客，需要有特别通行证。
李士群这么安排，一是为了显摆，让恩人姐妹见识下自己的排场，自己已不再是以前落魄的穷小子了。二是为了标榜自己也是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
当然，他也留了心眼，特别陪关露看了一圈76号的审讯室和牢房，他知道关露无事不登三宝殿，而且关露左翼作家的经历还是让他不得不提防。
参观审讯室的时候，犯人受刑时凄惨的叫声让关露心惊肉跳，李士群旁敲侧击地说：“你看，关小姐，你是社会名流，我这还真没什么适合你的工作。不过，既然你找到了我，就在我这拿点钱去用吧。”
参观完审讯室，关露碰到了在76号住的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两人一见如故，叶吉卿口无遮拦地问道：“一两年前，我打好几次电话邀请你来玩，你都说没空，怎么现在有空了？”
李士群和叶吉卿
关露一时有些尴尬，李士群忙插话把关露失业的事情又重复了一番，叶吉卿听了，当场打开保险柜，拿了一叠钱递给她。关露推说无功不受禄，叶吉卿说：“你不收就见外了，当年我和士群落难，你妹妹也是大方相助的。”
后来那天李士群夫妇专门设宴款待了关露，还用汽车把她送回家，这和李士群就算是接上了关系。
虽然没在76号弄个工作，但叶吉卿隔一段时间就会约她逛街、打牌、喝茶，还每月都给她200块大洋，逢年过节还双倍，关露就这样和李士群一家交往了两年。她把每一次见面的情况都写成了报告，交给组织，获取了不少汪伪和李士群的情报信息。
可是，非议和责难很快到来。她和叶吉卿大张旗鼓、张扬的逛街，让不少人都以为她已经叛变，当了汉奸，左联很快就不再通知她参加相关的活动，把她摒弃在文化界外。
因为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连以前一些很亲密的党内同志，也以为她已经叛变，对她嫉恶如仇。有一次她刚和叶吉卿从商店里出来，迎面撞上地下党员蓝兰，他们以前关系很好，一起参演过话剧《赛金花》。
可蓝兰仿佛见了仇人一般，用非常鄙夷、仇恨的目光瞪着关露，然后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关露回家后，感到非常委屈和难受，她现在明白了“汉奸”和潘汉年说的牺牲名誉意味着什么。
有一次她实在受不了同志的非难和冷眼，把自己做隐秘工作的事悄悄透露给了左联的好友许幸之，幸之对她的遭遇非常感慨和同情，在久违的理解中，关露委屈地大哭起来。
可细思量之后的许幸之却告诉关露，她不该把这么机密的事情告诉他，即使他们私交很好也不合适，二是许幸之住的地方很公开，人来人往的，如果让敌伪的人发现两人有来往，对双方的地下工作都是一种风险，建议从今以后，不要再到他那去了。
著名画家许幸之
关露听了之后，认真地点了点头接受了许幸之的要求，并保证以后不再来找他了。
四十年以后，在追悼关露的座谈会上，年近八旬的许幸之老人，很感慨地说：“关露同志确实很守信义，从此再也没有来过。她一直都没有来找过我，（我的家）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事件。” （柯兴 《关露传》）
1941年秋，日本在中国的战场上颓势已现，关露已两个月没去李士群家了。李士群专门派车接了关露过去。
那天叶吉卿又要给关露400块大洋。关露执意不肯收，相持不下，李士群叹了口气说：“收下吧，关小姐，我们这么做，也不光是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份上，也为了老潘。”
关露吃了一惊，故意问：“哪个老潘？”
李士群苦笑了一下说：“关小姐，别再打哑谜了，你不是潘汉年派来的吗？以前怎么叫你也不过来，现在明知我是汉奸还主动上门，不是潘汉年派你来，你能过来？你真以为我李士群是傻子？我手下76号3000弟兄都是喝稀饭的？你和你妹妹都是共产党！敢这么派人到我76号的，除了他潘汉年，没有第二个人。”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
关露听到这里惊出一身冷汗，可表面上还是故作镇静，她准备死不承认，做好了牺牲的打算。
谁知李士群话锋一转说：“战争进行到这个程度，周佛海（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已经和重庆政府暗中勾结，开始为自己留后路，我李士群算是和中统、戴笠结下冤仇了，可我在反蒋的道路上，和中共是殊途同归，我也得为自己的后路打算。”
关露听到这里，总算舒了一口气，她知道了李士群的想法，于是说道：“李先生，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这两天还来信，叫我告诉你们，她很想念你们！很想和你们联络联络，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李士群是明白人，一听大喜说：“请你转告潘先生，如果老朋友真的需要我，我愿意帮忙，枪支，弹药，日本清乡的情报，我都可以提供。”
关露也很高兴，李士群的策反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她回家后把谈话的经过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组织。很快，潘汉年决定亲自去上海，与李士群进行会谈。
1942年2月，在关露的安排下，潘汉年到了愚园路李士群的家中，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在此后，源源不断的日军清剿、扫荡、军事行动计划被发往了延安。
关露也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
潜入《女声》
忍辱负重扮演“文化汉奸”
在完成李士群策反的任务后，关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自己这两年做隐秘工作，名声不好，还被人误解，精神上非常痛苦和孤独，于是向组织上要求，想去延安或者新四军根据地后方工作。
可组织上考虑到沦陷区的地下工作更为重要，又给关露安排了新的任务 -- 打入日本人办的刊物《女声》，利用职务接近日方左派共产人士，获取日方情报。
《女声》杂志
关露再一次无条件服从了党的工作需要，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女声》杂志后，她担任编辑，尽可能宣传较隐晦的而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凭多年的工作经验，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
可以前的朋友、同志，对她的误解随着她加入《女声》而变得更深。
有一次自己发高烧、出虚汗，没人管，只能自己蹒跚着去街上买药，正巧碰见鲁迅夫人许广平，以前在左联时，关露常去许广平家里玩。（“她常来我家，跟母亲很谈得来。”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这样记载）
可这次许广平一见关露病怏怏的样子，先吃了一惊，然后只淡淡问一句：“你这是怎么啦？”
“病了！”关露有气无力地说，很希望许广平能扶她一把！
可许广平只说了一句“哦，药房在前面。” 连脚步都没停，就径直走了，头也没回！像是躲避一条癞皮狗一样。（柯兴 《关露传》）
关露的眼泪只能偷偷往肚里流。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
1943年8月，《女声》派关露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彻底把她的行为公开化，她的照片上了报纸，真正做实了“文化汉奸”的骂名。
可这次东京之行，她依然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通过带信给秋田教授，帮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恢复了与日本本部的联系。
归国之后，关露遭遇了铺天盖地的骂声。《时事新报》上的文章这样写道：
《时事新报》文章骂关露出卖灵魂
面对这一切，关露只能在角落里独自哭泣，默默舔伤，熬不下去的时候，她只能想着自己当初的承诺“我不辩解”。
她努力让自己相信，总有一天，大家会知道我做的事，和做出的牺牲。
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其实在艰难的时刻，关露的心里还有一个精神支柱，那就是王炳南。
她把他送的照片时时带在身边，常常拿出来看，看着照片后面“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的题词，总有一股暖流和力量涌上心头。
自从王炳南离开上海以后，这几年间，虽然远隔两地，他们也没有中断联系，尤其是抗战快结束的时候，两人的通信愈加频繁，互相都约定，等到抗战胜利，时机一到，就马上解决婚姻关系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地下组织接到密报，关露作为“文化汉奸”已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
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报告，指示尽快把关露从上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王炳南特别找到去上海的夏衍安排营救。这样，关露和袁殊等人一起，于10月30日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逃过了国民党的迫害。而关露这时才知道，王炳南原来是周恩来的得力干将，负责外事工作。
来到了解放区的关露心情特别舒畅，尤其是还收到了王炳南的信，说不久会随周恩来飞抵南京，到时候会争取到淮阴来看她。她翘首以待期盼着王炳南的到来。
可在解放区的艳阳天下，一系列突然发生的人生重击，彻底把她打入了冰窟。
一是有一天她去淮阴城里买东西，正碰上上海来的一些青年学生认出了她，大喊那个“汉奸文人”关露又投机来了，向她吐口水，辱骂，她在公安的保护下才回到家，她受了强烈的刺激以至于精神恍惚。
二是苏北新四军整风运动开始了，从白区来的重点人物都要进行审查，有汉奸名头的她被作为了重点审查对象。她没想到，到了解放区，党和人民却要审查她，在隔离室她常常呆呆地望着窗外，一站就是半天。
关露
而最大的打击却来自她最爱的人，本来盼着王炳南来淮阴看她，没想到人没等来，却等来了一封分手信。
原来，1946年初，王炳南准备来淮阴，临行前向组织汇报了行程，以及他和关露的感情状况，而领导反复斟酌后觉得，关露虽然是个好同志，但是情报工作的特殊历史造成了她名声不好，社会上还是把她当成文化汉奸，而王炳南主要搞外事工作，正和国民党谈判，如果和关露结婚，影响不好，对党的事业不利。
王炳南虽然对关露一往情深，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声誉，不得不毅然决然地忍痛割爱。
可关露却被分手信彻底击垮，崩溃失常了。根据地的联络部长杨帆怕她出事，特意让女友李琼陪她住，结果碰见她大半夜，数九寒天，端着一盆冷水往头上浇，边浇还边傻傻地笑着说凉快，杨帆忙去抢，也没抢下来，溅了一身。
最后，在妹妹胡绣枫和杨帆的帮助下，弄来了关露开展地下工作的证明材料，结束了组织对关露的审查，才渐渐让关露走出了阴霾。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关露申请到北京工作。当初安排她策反李士群的廖承志主动担当她的证明人，还帮她安排到华北大学（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三部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3月，王炳南也从延安回到了北京香山，协助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团谈判。
关露主动去看他，他们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了！见了面，关露忍不住转身哭了。
人生有几个十二年啊，如今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多少的离愁别绪，欲语还休，只能泪先流。
王炳南感概地说：“忘记过去吧！新生活在等待我们，新中国在等待我们去建设！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想个人！”
关露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只怕我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可以忘掉我们的关系，从今以后，至死，我也不会来找你，可是你曾在艰难岁月里给予的那些爱和呵护，早已留在了我的心里，这辈子，也抹不去，忘不掉。”
临分别时，王炳南一直把她送到山下，握住了她的手道别。上一次他们握手，还是十二年前的冬夜，可那一次握手是开始，这一次却是永别。
关露一向言而有信，余生的三十多年，不管她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有再找过王炳南一次，直到死。
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看中，于是进入了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关露作品《苹果园》
但好日子很短暂。1955年，因为潘汉年的冤案和那段“汉奸”经历，关露受到牵连，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两年的折磨，她的精神再次崩溃，不知道脏，也不知道凉，经常躺在水泥地上睡觉，全身得了关节炎。
1957年3月，关露出狱。不久电影局的领导找她谈话：“你调来电影局以后一直没有写出电影剧本。群众有些意见。现在你的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退职休养。”
这一年，她才刚刚五十岁。
1967年，关露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在那次席卷全国的运动中再度入狱，这一次关押地点是秦城，一关，就是八年。
关露在监狱中吃尽苦头，出狱时已是1975年的晚春。关露时年68岁，没有工作，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
最后的时光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工资，她在香山脚下买了个小房子，就是香山东宫2号。
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关露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晚年的关露
补发的工资她给了侄女李康将2000块，还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其实这钢琴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一直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
她还给了曾经资助过她和妹妹读书的恩人刘道衡家里1000块。
刚出狱的那段时间，关露的精神状态不错。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
她还准备“大写特写”。因为解放后33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什么别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她想做些弥补。
可1980年五一的一次中风，彻底夺去了她的健康，让这一愿望成为了泡影。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作协的萧阳帮她找来一位大夫，帮她按摩了一段时间，可没什么效果，大夫说，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
香山离市区太远，为了便于看病，经过多方努力，文化部借给了关露一间宿舍。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朝北，窗户漏风，只有十来平米，摆了两张床，她和保姆住在一起。
关露手迹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的决定。撤销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
1982年5月，小屋里又来了一位客人，关露的结拜姐妹陈慧芝退休后过来陪她，帮她整理回忆录。关露口述，陈慧芝写。十来平米的小屋，住了3个人，连小书桌都放不下，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关露很喜欢，保姆小金还给娃娃做了裙子，关露经常把娃娃放在枕边，有时抱起来看看，晚上盖上被单睡在旁边。
1982年9月15日，关露迎来了一位老朋友，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关露才哽咽地问道：“丁玲大姐，你是丁玲大姐吗？”两人抱头痛哭。丁玲给她带来了潘汉年平反的好消息。
关露听到消息再一次落泪，说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案子还没平反，就想，得活下去，得替汉年等到这一天。
老年丁玲
1982年12月4日，周六，这天关露的回忆录顺利完工，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
她知道每周日陈慧芝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她让保姆小金明天也放假，出去玩。说自己的老同学要过来看她，还给她带了喜欢吃的鸭子，同学带的有保姆，会给他们做饭。
于是，周日的时候，陈慧芝和保姆小金都离开了小屋。
1982年12月5日，天气很冷。下午回来的小金最先发现关露已经走了。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静静地躺在床上，旁边是她喜欢的洋娃娃。
她电话通知了关露的侄女李康将和李稻川……
公安机关调查后的结论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作为一个作家，终于用象征的手法，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号。“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论是身体，还是名誉，干干净净地来，清清白白地去。
年轻时的关露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有一个非文化界的老人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表达着这辈子的歉意，他是王炳南。
12月1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召开的关露座谈会上，著名画家许幸之的书面发言很好地总结了关露的一生。
“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计，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年以后，柯兴在写《关露传》时，在领导支持下查了很多档案，他说，在装安眠药的大信封里装着一张老照片。
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下面有关露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照片上的人是王炳南，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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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1999年
2.女诗人关露与恋人王炳南的故事，凤凰卫视2009年
3.黄卫，“红色间谍”关露之死，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0期
4.周七月，关露阿姨确实是一个英雄，新浪博客
5.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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