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籍贯广东东莞石碣，明朝末年蓟辽督师。他考取进士后，一直牵挂国家安危，希望镇守边关，为皇上分忧。曾独身轻骑从京都到山海关，考察军事，其时诸臣避讳赴关御敌，而袁崇焕则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矣！”效忠朝廷之心，可昭日月。他曾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袁崇焕在抗击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立下奇功，但因为他不巴结魏忠贤而遭弹劾，被迫引病辞职。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根据众臣的请求，于天启七年（1627年）11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采纳兵部署事左侍郎吕纯如的建议，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让其全权处理蓟辽军务，希望他整饬边防，平定辽东，收复失地。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诛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致敌兵犯阙）、"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磔刑处死。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奉召入京。崇祯帝在文华殿与朝臣和袁崇焕，讨论平辽方略。崇祯帝向袁崇焕问计，血气方刚的袁崇焕当即表示，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万里之外，倘假以便宜行事之权，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帝极为高兴，表示全力支持袁崇焕复辽事业。后兵科给事中向袁崇焕询问复辽方略，袁崇焕却若无其事地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意思是说，皇帝很操心很劳累，五年复辽之说，只不过是安慰皇上罢了。袁崇焕自知五年复辽可能成为空言，又上疏皇上，强调自己作为一名边臣，一贯主张固守、征战与和议三管齐下，而以固守为主，以征战与和议为辅的方略，“法在渐而不在骤”，实际是准备打持久战。希望皇上能用人不疑，不被谗言和敌人奸计所迷惑。高度兴奋的崇祯帝并未听出弦外之音，仍下旨表彰袁崇焕忠勇久著，说“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令袁崇焕“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
袁崇焕督师蓟辽后，处理兵变，调整关内外防务，催发兵饷，尽力修补破坏的明蒙联盟、以图借助漠南蒙古的力量对抗后金，为复辽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期间袁崇焕一直在努力统一事权，这当然有利于实施复辽计划。皇上按照袁崇焕的请求，撤销了可能对督师权力产生掣肘的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主要原因，是袁崇焕为达到五年复辽的目的，欲统一事权，而毛文龙自命不凡、不受节制，使得袁崇焕决心设计除掉毛文龙。
为了迫使毛文龙就范，袁崇焕出关督师后，就上疏朝廷，请求重申海禁，目的是控制毛文龙部的粮饷、装备的运输渠道，并切断其海上贸易的命脉，力图从经济上搞垮毛文龙。但毛文龙不肯就范，而是向崇祯帝告御状，先是表忠心，后是痛斥袁崇焕不顾江山社稷泄私愤，同室操戈，相煎太急。
袁崇焕与毛文龙确实存在着旧怨。袁崇焕出任辽东巡抚的时候，曾在天启六年奏请撤销东江镇，而且次年东江镇受到皇太极的袭击，袁崇焕作壁上观，未曾出兵救援。对此，毛文龙心存怨恨。当袁崇焕代表朝廷与后金议和，皇太极趁机东征朝鲜，致使袁崇焕受到弹劾，这其中就有毛文龙的“贡献”。
袁崇焕见毛文龙不肯就范，便假意给毛文龙运送一批粮饷，麻痹毛文龙。不知情的毛文龙还特意前往宁远，对袁督师表示感谢。袁崇焕与毛文龙约定在双岛再次会晤，并检阅江东官兵。据《崇祯往事》介绍，就在这次检阅中，袁崇焕当着众多将士的面，历数毛文龙专制一方、冒功欺君、潜通岛夷、观望养寇、无汗马之劳等十二大罪，并问东江将官毛文龙该不该杀？东江将官大惊失色。有人说毛文龙数年苦心经营皮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袁崇焕驳斥说，毛原不过是一介布衣，如今官至极品，满门封荫，尽足酬劳，他却如此悖逆！然后朝西叩头请旨，说：“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说罢，取出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并大声告谕东江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
袁崇焕妄杀毛文龙，为袁崇焕被崇祯帝冤杀埋下了伏笔：
毛文龙坐镇东江八年，尽管对后金有一些骚扰活动，但胜绩不多，反倒索饷过重，并有与后金通款行为，不过他并没有真正投降后金。毛文龙自有他的奸诈和贪婪之处，但国家正处在非常时期，杀毛不合时宜，还是以安抚利用为好，以使其起到牵制后金的作用。近三万兵马长期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牵制后金，在军事上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不可小觑。崇祯认为，由于经济困难，国帑不丰，加之皮岛偏远，孤悬海外等原因，他确实亏待了毛文龙和皮岛守军，毛数次反映粮饷军械不足，度日维艰，但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毛不得已虚报兵额、擅开马市等，虽有私心，但也稳定了皮岛守军。毛深陷党争，屡犯王法，中饱私囊，贿赂朝臣，自知没有皮岛守军，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和价值，早死定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他深忧之，要苦心经营皮岛。而这有利于朝廷，崇祯正是看重了这一点，才不理会一些人包括重臣状告毛违禁肥私、做土皇帝云云，并多次在诏书中体现出他对毛的理解、信任和鼓励。故此，毛仍然能固守皮岛，如针芒在后金之背，使后金首鼠两端，不敢放胆撒野。而袁崇焕却不懂崇祯帝的苦心，借皇上授予他的便宜行事之权诛杀了毛文龙，让崇祯帝极为惊骇！但事已至此，且崇祯帝曾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所以崇祯帝只能在袁崇焕的奏报上批复说：“卿能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崇祯帝之批复，肯定了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正当性，鼓励袁崇焕便宜行事，但对于多疑善变、刚愎自用的崇祯帝而言，是不是一种无奈的委曲求全？其实，崇祯帝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更让人不解的是，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皮岛守军的军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且军队日益涣散，各支队互相攻杀，以至于后来部将造反，投降后金，使得与宁远互为犄角的东江抗金基地，最终丧失了。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导致牵制后金的东江基地丧失，从抗金的大局而言，负面影响较大。所以，历来有人认为，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是妄动擅杀。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认为袁崇焕虽然死的冤，但是他列十二条罪状杀毛文龙，如同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杀岳飞一样。也有人认为，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是资敌以促和。明末将领徐石麒认为，袁崇焕表面上主战，而实际上是想主和，甚至以擒杀毛文龙的方式取信于清廷。和议，确实是袁崇焕设想五年复辽的辅助手段，袁崇焕也一直没有放弃和议的努力。因此，徐石麒曲解袁崇焕的真实意图，并不出人意表。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三个多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和蒙古骑兵10万之众，避开宁远、锦州防线，绕道辽西，分兵向蓟门一带前进。蓟门一带的明军不堪一击，后金和蒙古骑兵很快就从喜峰口西边的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突破长城，直逼遵化城。遵化城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京师形势极为严峻。袁崇焕督师蓟辽，保卫京师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便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兵驰援遵化，结果这支部队经过激战全军覆灭。袁崇焕见京城危急，未经请示朝廷，即率部前往蓟州，以护卫京城。后经袁崇焕部队和其他援军死命拼杀，皇太极率部仓皇渡河，溺死无数。皇太极见攻城不克，野战受挫，便想出奸计，以除掉袁崇焕。他故意让被俘的两个太监听到后金兵耳语——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云云，愚蠢的太监逃回宫中后，立即向崇祯做了汇报，信誓旦旦说袁崇焕一定通敌，生性多疑的崇祯由此自然会联想到袁崇焕与皇太极秘密议和之热心，联想到袁崇焕违背圣意市米以资盗粮之诡行，联想到袁崇焕矫诏诛杀毛文龙之专横。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和议，始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时。和议双方心知肚明，都是为了争取时间，加紧备战，完成战略调整，故在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谈判即告终止。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调整对明作战方略，又主动向明朝展开和平攻势，多次派人向辽东抚镇表达何谈的意愿，但遭到崇祯帝的坚决拒绝。而袁崇焕复出都辽，需要更多的和平时间，以巩固宁锦防线，并镇抚蒙古，加强蓟门一线的防御力量。因此，袁崇焕在未经朝廷批准的情况下，遣使携书，与后金人秘密和议，展开谈判。皇太极要求以三岔河、大凌河为界划分两国边界，而袁崇焕要求后金退出辽东、归还辽人。双方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谈判无果而终。
自宋以降，议和即为屈辱，崇祯帝性格刚烈，最反感臣子在他耳畔聒噪议和之声。但崇祯帝对袁崇焕还是网开一面的，因为他深知袁崇焕是假议和真备战，谋略而已，本无诡异之处。可朝臣极不理解，感情激越，雄辩滔滔，把崇祯帝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迫使他改弦更张。而袁崇焕在崇祯帝明确表示反对与皇太极议和的情况下，却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与后金秘密议和。在崇祯帝看来，大明乃朱家天下，议和事关朱家的核心利益，朕不开口，何人敢妄为？而袁崇焕却忤逆至极，欺人太甚，焉能不让崇祯帝胸有块垒气闷于心？所以，当后金和蒙古军队围攻京师之时，阉党余孽上疏诬告朝中东林党人和袁崇焕“主款误国，招寇欺君”，极易引起崇祯帝思想和感情的共鸣。
崇祯帝登极不久，后金大饥，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袁崇焕在西夷部落首领的请求下，不顾边吏反对，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谍报说明这是为建州解困，以窖米谋攻蓟西，而袁崇焕拒不相信。袁崇焕以笼络西夷之名，请求互市，崇祯帝也严厉指责过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然而，袁崇焕再三坚持，崇祯帝出于多方考虑，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崇祯帝实不放心，便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可后来该部落转手卖米于东夷，东夷绕道蒙古直逼京师，导致天怼人怨。
蒙古各部见明朝正在走下坡路，为自保而脚踩两只船，暗通后金，尤其是喀喇沁部彻底倒向后金，并将从明朝那里低价买来的粮食提供给后金军队，这为后金军队大规模进攻明朝提供了军粮保障。崇祯帝一想到袁崇焕市米以资盗粮，焉能不愤懑。
皇太极率军大规模进犯明朝国土、危及京师之际，袁崇焕不经请示朝廷就擅自率一万辽东铁骑星夜兼程趋赴京师，这使崇祯帝想起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先斩后奏，内心很不是滋味。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崇祯帝不仅没有责备更没有治罪于袁崇焕，而且还谕示兵部：“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便宜行事。岛帅毛文龙，悬军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等州，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行。崇焕目击应机，躬亲正法，据奏责十二罪，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无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谕，乃着安心任事。”但在复辽不见成效，清军反倒打上门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对袁崇焕的看法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当时满城谣言四起，盛传后金贼寇是袁崇焕引来的，城外权贵也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说袁崇焕名为救援京师，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弄得崇祯满腹狐疑。谣言应起于皇太极，他利用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以及妄杀毛文龙事件而施展反间计，将袁崇焕议和之事大加渲染，广为扩散，并把杀毛文龙称为袁崇焕向后金讨好的举措，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很能蛊惑人心的。
袁崇焕对崇祯帝的猜忌之心，浑然不觉。他派出500精骑，潜伏在南海子附近，偕各地赶来的勤王之师，用火炮轰击皇太极军营，皇太极慌忙逃遁，京城外围的局势趋于平静。崇祯帝见大势已定，便派听命于自己的宦官监视行营、掌控京师卫戍部队，之后崇祯帝以议饷的名义，传袁崇焕入宫，将袁崇焕关进锦衣卫的诏狱，理由是袁崇焕诛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和射伤满桂。
袁崇焕入狱后，崇祯并没有诛杀袁崇焕的意思，还想再度擢用，但随着阉党得势，以及袁崇焕曾经的所作所为不为朝臣所理解，袁崇焕的处境越来越不妙。袁崇焕出关督师之前，在朝堂之上曾做出近乎跋扈之举，逼着各部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态，不仅要保障他统领的大军的物资供应，而且在用人调兵上一任所为，不得掣肘。朝中许多大臣对袁崇焕借皇上重用之机，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袁崇焕到前线不久，即以对宁远军队的粮草供应不足为由，下令逮捕巡抚毕自肃，当着将士的面侮辱他，毕自肃因害怕而自杀。逼死一位正二品的朝廷高官，只因为有皇帝撑腰，朝中大臣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出。袁崇焕又擅杀毛文龙，几乎得罪了满朝文武，所以尽谗言者众，这不可能不影响崇祯的决定。
阉党极力攻击东林党，为钦定逆案翻案，他们将袁崇焕案牵扯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首辅韩爌、左都御史曹于卞等钦定逆案的主要负责人身上，屡屡上疏，捏造事实，勾连诬陷，致使东林内阁瓦解。其后，阉党余孽加紧对袁崇焕落井下石，力图置他于死地。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阉党余孽又捏造事实诬陷已经辞职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诛杀毛文龙）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几万两银子的贿赂，存放在姻亲徐本高的家里。
其实，这是虚妄之言，毫无根据。袁崇焕清廉为官，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做知县时，竟无钱处理父亲的丧事，靠同事、朋友资助，才凑齐路费和丧葬费，尤其是他统兵多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可在他离世后，抄家的结果却是“家无余资”！
但崇祯帝不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却当即给袁崇焕定下“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大罪名，限刑部5日内查明真相，拿出具体处刑方案。八月十六日，经过所谓文武大臣的商议，崇祯帝宣布：“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金庸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笔者以为，这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应是崇祯帝说的“欺藐君父”。在崇祯帝看来，擅自诛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米市资敌、带兵进京，都是“欺藐君父”。同时，崇祯帝死要面子，清军围攻京师导致民怨沸腾，使其觉得威信受损，而袁崇焕曾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让他觉得口惠而实不至，为了嫁祸于人和平息民愤，把袁崇焕当做替罪羊而斩杀。
还有一种说法：崇祯帝处死袁崇焕，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崇祯帝迷信。崇祯帝曾先后两次派人察看了袁崇焕的祖坟风水，发现袁氏祖坟山水相映，藏风聚气，气象万千，乃虎踞龙盘之地，凤舞凰鸣之所，皇家陵园不可比拟，而且袁崇焕不难解释为“袁换崇”，崇祯帝笃信袁崇焕是其列祖列宗的掘墓人，所以决意杀死袁崇焕。此说有些牵强，但也不排除阉党等政敌、贵戚以此惑乱崇祯帝之心，以促其诛杀袁崇焕的可能。
史书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袁崇焕自身存在的问题：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重新设立辽东巡抚，并以袁崇焕担任，魏忠贤派其党羽刘应坤、纪用一同前来镇守，袁崇焕上疏请求将其调离，但遭到拒绝，明廷又加袁崇焕为兵部右侍郎，子孙世荫锦衣千户。 但不久之后，袁崇焕解了宁远之围，逐渐骄横起来，与大将满桂闹不和，于是袁崇焕上疏请求将满桂调往别处，明廷于是召满桂回朝。经略王之臣奏书请求留住满桂，袁崇焕又因此与王之臣闹不和。明廷担心这两个人闹矛盾会影响大事，于是将两人分开，王之臣督关内，袁崇焕守关外。
袁崇焕固然有任性、褊狭、自负的地方，处理一些问题也缺少深思熟虑，但总的来说，他长于谋国，拙于谋身，他的忠心与能力，对抵御后金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袁崇焕、孙承宗是崇祯初年经略辽东的卫霍之才，东林内阁是崇祯帝重振洪武雄风的重要班底，但由于袁崇焕案，东林内阁垮台，阉党余孽得势，袁崇焕被冤杀，孙承宗被迫辞官，不仅关外明军从此一蹶不振，大明江山也开始动摇。
梁启超说：“使督师以前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督师以后而能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犹不能越榆关一步，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后金军之处心积虑，以谋督师宜也。而独怪乎明之朝廷自坏长城，为敌复仇，以快群小一日之意见，而与之俱尽，古今冤狱虽多，语其关系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师若者也。”“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在梁启超看来，袁崇焕是国家进退安危系于一身的关键人物，崇祯帝处死袁崇焕是自毁长城，为敌复仇，制造了千古奇冤，预示后金将得志于中国。崇祯帝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何其愚蠢！
崇祯末年，新乐侯刘文炳曾在京城将破之时，对崇祯发肺腑之言，“陛下虽有图志之心，然无纳谏之量，往往对臣下太严，十七年来大臣因言论忤旨，遭受廷杖、贬斥、赐死之祸屡屡，臣子上朝，一见皇上动问，战栗失色。如此安能不上下壅塞？陛下以英明之主，自处于孤立之境，致有今日天崩地坼之祸！”崇祯的薄情寡恩导致上下壅塞，国无良策，这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袁崇焕蒙冤死后，众多将领开始信奉“影子哲学”，不将胜勇追穷寇，使贼寇总能绝处逢生，死灰复燃，甚至越剿贼寇越多，终致大明人亡政息。
何谓“影子哲学”？众多将领只把自己看作是大明天下的影子，影子的物理特征是，太阳在正午的时候，影子便会在充盈着灿烂光辉的天地间消失，而在沉沉黑夜完全笼罩天地时，影子也将无踪无迹。影子，无法存在于最光明与最黑暗的天地间。左良玉、吴三桂、贺人龙等将领往往在即将胜利的紧要之时或京师岌岌可危之际，心猿意马，瞻前顾后，错过歼敌或救援的时机，原因正在于此。
人们对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是很同情的，因为他兢兢业业，勤奋俭朴；因为他临死前还修书“反贼”勿伤害百姓；因为他宁死不肯苟活的刚烈性格和气节。史书记载：崇祯下旨停江南织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头铁器。他把全部的内帑都用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银器都是铜铁，万年灯只有上面两寸是油。每每读到这些文字，联想到崇祯王朝竟会土崩瓦解，总会让人掩卷长思，黯然神伤。鲁迅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的可恨之处，在于他杀死了熟谙军事、忠勇兼备、屡建奇功的一代名将袁崇焕。
人的一生会犯许多错误，但有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但一次都不能犯的错误，崇祯皇帝却犯了几次：
其一，崇祯帝多疑固执、刻薄寡恩，捕杀“进退一身关社稷”的边关大将袁崇焕，就犯了无可挽回的弥天大错。袁崇焕之死，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悲剧。
其二，崇祯帝的轻率决定，使明军丧失了全歼农民起义军主力的绝佳机会。崇祯七年（1634）正月，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宜设大臣统之，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陈奇瑜不负崇祯帝厚望，“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道，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随后，陈奇瑜率部一路追击，其他各部倾力围堵，终于将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主力重重围困于兴安县车厢峡。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损失惨重。适逢阴雨连绵，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足智多谋的李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太监监军杨应朝及奇瑜左右将帅，伪请降。结果，诈降成功。愚蠢的崇祯帝竟然诏令陈奇瑜，勒令高迎祥、李自成率旧部六万余人，火速开往汉南一带，限期剿灭张自忠部，以立功自赎。起义军脱离险境后，会合其他义军，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本来已陷入绝境的起义军，却因为崇祯帝的轻率决定而起死回生，从而留下了亡明的祸根。其最终结果是，崇祯王朝江山变色，社稷易帜，人亡政息。
其三，崇祯帝死要面子，在大顺军进逼京师之前不迁都，在大顺军即将围攻京师之时拒绝和谈。在大顺军进逼京师之前，崇祯帝本来有机会迁都至江南，调整军事战略，整合大明军队，领导平寇退敌。但皇上死要面子，不肯先说出迁都的主张，而大臣怕将来背黑锅，也缄默不语。结果君臣坐以待毙。虽说崇祯帝错过了迁都或者说南逃的机会，但还有生路和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惜崇祯帝自愿放弃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即将进攻北京城。李自成派早已在城外投降的太监杜勋向崇祯帝传达他的谈判条件：明王朝割让出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大顺军白银百万两，大顺军从此以后可为朝廷内遏群寇，尤其是能够用精锐军队帮助明王朝抵制辽藩，但大顺国王不奉明朝皇帝的召觐。
李自成提出和谈，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如果李自成当了皇帝，他就成了众矢之的：一是明军。当时在南方还有左良玉等的数十万军队，北方还有吴三桂的3万守关部队，以及散布在北方的零星部队。二是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三是清军。防范和抵御强大的清军入侵的责任落在了李自成的肩上。
同时，由于兵连祸结，造成北方和中原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如果大顺军贸然攻下北京城，擒获或诛杀崇祯帝，改朝换代，那么，李自成就得把北方和中原这个沉重而破烂的包袱背在身上，深陷泥淖难以自拔。而在明朝控制下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则会独立，形成南北对抗之势，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较量将是旷日持久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的是财力，显然对大顺政权不利，因为大顺政权统治的北方和中原，经济衰败，危机四伏，而明军固守的东南地区较为富庶，有利于明军的生存和发展。
在当时谁坐在崇祯帝的龙椅上，谁就极有可能步崇祯帝的后尘。显然，当皇帝没有当“西北王”把握和安稳。面对现实，着眼长远，李自成只能退而求其次。
危在旦夕的崇祯帝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不妨答应李自成的和谈条件，以获得喘息的机会。可惜，崇祯帝死要面子，错失良机，没有通权达变，最终毁了自己和大明王朝，也毁了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导致满清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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