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行脚成都”微信公众号
刘伯谷先生与作者 2022年1月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西蜀跋山涉水，探索了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的遗迹和圣地，展开了一场既艰辛又快乐的实地考察。据传，“二十四治”建立于东汉，是道教在巴蜀地区最早的活动据点；时至今日，古老的二十四治仍多为寺观祠庙的所在地。其中一处是新津天社山，俗称老君山，山上的老子庙传为古稠稉治的中心地带（见拙文《二十四治访道记：稠稉治》上、下）。很快，我便爱上了新津老君山，因为山上不仅有明清古柏及一座完整的道观，还有丰富的法事活动和一种亲民接地气的氛围。因此，我曾多次前往老君山，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工作。
在有关老君山的资料中，偶尔会提及清儒刘止唐和刘门（见拙文《槐轩之道——四川刘门的源和流》），但并没有详细介绍。后来我才得知，山上的老子庙自清末以来与刘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今日所见的古建筑群全系民国年间由新津本地刘门弟子重建、建筑风格及布局仿效成都青羊宫的庙宇。我自然很想进一步了解刘门的实际情况，便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有一次，我在新津与文管所的颜开明先生讨论老君山的历史。颜老师肯定了刘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给了我两位刘止唐后人的电话号码。这两位先生都在成都；一位是刘止唐的曾孙——刘伯谷先生（1930–2022），另一位是玄孙——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书法家刘奇晋先生（1942–2019）。我与两位先生都取得了联系，然后就开始了与刘氏家族的长期交流。刘家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非常感谢他们，同时希望自己多年以来已问世和将来还会发表的论著能留下对刘门及刘氏家学的学术知识及客观评价，以报答刘家对我的厚爱。与刘家交流中的关键人物是刘伯谷先生；下面讲述了我对刘老先生的一些回忆。
刘伯谷先生写给作者的手稿之一
1998年至1999年间，我在四川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研究工作；1999年回德国之前，便和刘伯谷先生有过第一次的接触和交流。我打电话给先生，说明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刘门的兴趣；刘老直接邀请了我到他家里去详谈。我们约好了日期和时间，然后先生反复向我确认了自己的住址。电话里传出来的街名貌似是“苏瓦西该”；四川话对我虽然已不完全陌生，但我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先生住在书院西街！在约定的日子里，我骑了一辆28寸“永久”牌自行车到书院西街，顺利找到了先生的家。刘老及太太黄氏在客厅里接见我，我们一边吃茶一边聊天，刘老还送了几份珍贵的复印资料给我，使我对刘氏家族和刘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孰料那次在书院西街的见面拉开了我们长期交流的序幕。
刘伯谷，名恆蓺，字伯穀（谷），1930年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为天才学者刘咸炘（字鑑泉，1897–1932）的长子。幼年就读于刘氏家族开办的尚友书塾（位于纯化街延庆寺内），建国后长期任教于中小学，担任教导主任，被评为高级教师。妻黄氏，育有二女。退休后发奋整理家学，作为槐轩学说传承人，整理出版《槐轩全书》《推十书（增补全本）》等，著有《祖述槐轩》。刘伯谷先生不仅继承了刘家的学术传统，他还传承了刘门的道脉。小时候的刘伯谷天天伺候在当时掌门的刘咸燡（字晦愚，1877–1947或1948）身边。稍大，和长辈一起接待前来拜访的各地同门及客人，所以伯谷先生很早就做了“小大人”，慢慢被培养成了晦愚公的接班人。因此，刘老对刘门的内部传授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有切身体会以及完整的记忆。
200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便于2007年申请到了德国科研协会（DFG）的研究项目经费，并开始专门研究刘门。由于自己的学术重点在道教研究，我自然对刘门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刘门演变出来的“法言坛”等与道教相关的课题感兴趣，而不是刘氏家族的经学成果及学术思想。不言而喻，刘伯谷先生对这些实践性的内容及其历史发展也相当了解。所以，2007年是我和伯谷先生和刘家正式建立长期交流的年头。
2007年春于书院西街住宅
2007年，我在四川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一到成都就重新联系了伯谷先生。电话里问他还记不记得我的时候，刘老笑着说：“记得记得，而且还记得很清楚。”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常常拜访刘老夫妇，与先生探讨了研究方面的各种问题。那次访问之后，我还在2009年及以后多次专程来成都，作进一步的考察，并且跟刘老保持了密切联系。因刘老知道我在德国拥有比较自由的研究条件，他慷慨地分享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料，并仔仔细细地阐述了刘门和法言坛的源和流。我重点研究的《法言会纂》等文献，刘老毫无保留地拿出了家里珍藏的刻本，并请了复印店帮我制作了完整清晰的复印本。我还买了两套巴蜀书社影印的《槐轩全书》；也得感谢伯谷先生帮我联系了出版方，让我享受到了比较大的优惠。刘老和我之间的交流，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老先生知道，我会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学术工作，保留和推广关于刘门的学术知识；他也知道，无论是众多文献的邮寄，以及以后的整理、翻译、研究、撰写论著等等，都是我自己承担的辛苦工作；所以他全力支持我，并给予了我多方面的鼓励。
常常到书院西街找刘老，渐渐地形成了一套常规。我每次会提前跟先生约时间，由于先生的午休时间较长（门内“打瞌睡”也是静坐之暗语），通常是下午三点钟。我常常会提前到，便在外面逗留一下，绝不提前打扰二位老人，习惯性会在一排老房子旁边的小公厕小便；时间到了，就走进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校门旁的小牌坊，绕到后面老宿舍一楼的家门，并轻轻敲门。听到太太黄老师“请进请进！”的声音，便走进了客厅，在茶几左侧的扶手椅坐下，等伯谷先生出来，并在茶几右侧的扶手椅就座。我们每次会面时都会喝茶，我有时也会陪刘老抽烟。
客厅里的气氛很特别；虽然是一楼较暗的房间，但我从进门开始就能感觉到语言难以表达的清静和温馨。记得有一段时间，二老在狭窄的阳台上养了两只小白猫，它们在门外的假山上无声地爬来爬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在我们的交流中，我经常会提前写好提纲给刘老，有时先生会当面回答问题，并将关键内容写下来，有时会跟我一起讨论他提前写给我的答案，有时我们还会对某一些疑问进行对证和修改。对了，2007年在伯谷先生的客厅里，我也入了门。这原来并不是我的目的，因为我原来将刘门只当作研究对象来看待；真正让我做出入门的决定是自己对刘老的高度信任。我还记得伯谷先生有一次告诉了我，他为什么愿意和我分享他的知识：“因为你是有文化的。”从这句话中，我似乎听出了几分懊恼；可以想象刘老遇到过无数怀着功利心、只想挖掘刘门的功法却对刘氏家族毫无敬畏心的人。
从2007年开始，我还结识了好几位来自双流（刘止唐的家乡）的友人；他们也开始亲近刘老，并大力支持对槐轩学说的研究及推广，他们承办的“双流传统文化研习会”活跃了一段时间。当时，伯谷先生受邀屡赴双流，义务为传统文化爱好者讲授槐轩《大学·中庸恆解》等学问；在川访问期间，我也参加过几次，受益良多。后来，我自己进行了对法言坛的田野考察，亦多蒙刘老的引荐及指导。
回德国以后，我争取到了进一步的研究课题经费，并撰写了一部有关刘门与法言坛的专著。撰稿时要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偶尔还会打国际长途电话给刘老。遇到这种情况时，我每次都会算好时差，并考虑到先生的午休时间，然后直接请教。我们这样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一次，我在《豫诚堂谱略》（刘氏族谱）中发现了刘止唐一个儿子和他夫人的生卒年有问题，并向刘老请教。我们一起讨论了用六十甲子记录的相关日期，直到刘老“刻错了！”一声解决了谜团。在由天干地支组成的日期中，有一个字，被雕刻印版的工匠弄错了，导致两个人的生卒年不相匹配。2013年，我的书Ritual Words（《法言——四川道教斋醮科仪与儒家团体刘门》）荣获德国东方学会（DMG）的研究论著大奖。我把拙著献给了伯谷先生，在扉页上印有“谨将此书献给槐轩后人刘恆蓺先生”一句话，并非虚文。
青城山天师洞古银杏 欧福克摄影
长期以来，我对亦师亦友的伯谷先生怀着深切的敬意和情谊。我们的交流充满着妙趣，而且在语言方面也是比较特殊的。刘老的古代汉语造诣很深；我作为汉学家从一开始就跟他有了说不完的话。我们的对话方式是，先生用“成都官话”，我用普通话，虽然方言不同，但我们的交流却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任何听不懂或理解错了的内容。当然，这也跟伯谷先生做人的态度息息相关。他说话很用心、很负责，从来不马虎了事；这在今天浮躁到极点的社会中，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当然，因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我探索刘门的目的和视角跟大部分当地爱好者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把伯谷先生当作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导师和榜样。近几年，刘老年事已高，视力、听力都有下降，应酬对话对九旬老人越来越吃力，所以我也没再麻烦先生，只坚持了定期过节的时候去拜访他和夫人。壬寅年甲辰月癸巳日（2022年4月10日），刘伯谷先生于卯时逝矣。先生已归道山，留给我们的是做人的榜样。他的仙逝，对晚辈末学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同时意味着“老成都”时代不可逆转的终结。
刘老以前讲过一个故事给我，而且是他自己的故事。伯谷先生来到人世之前，其父亲鑑泉公曾上青城山拜访了常道观（天师洞）的当家道长，告以自家尚无嗣之忧。天师洞有一棵古银杏，相传为祖天师张道陵所植。道长从天师银杏取下一小块木料，并刻成了小娃，赠与鑑泉公。之后，鑑泉公夫人万氏即怀妊，生下了刘伯谷。来自天师洞的木娃娃则长期挂在了伯谷的床头，后来不知去向。在四川话里，刘老的字“伯谷”即为“白果”的谐音，也就体现了伯谷先生与天师银杏之间的神奇关联。刘老以前笑着对我说过：“我就是从那边来的。”自从90年代初初次来川，虽然尚未认识刘老，但我对这棵古银杏一直特别有感情。将来拜谒天师银杏时，我会永远怀念伯谷先生。
堪叹浮生梦幻同，几人撒手步遥空。
槐轩推十续孔孟，青羊武侯铭祖功。
天师银杏赐灵胎，亦师亦友伯谷君。
温良恭俭勤授业，书院西街再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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