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
甘肃礼县，在中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上演了一场数万人共同盗墓的“奇观”，10多个乡镇，56个自然村，几乎所有的男性全部出动。
从而数不清的古代文物流失海外，至今无法追索，是考古史上十分惨痛的一页，堪称千古遗恨。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盗墓行为起因为何？所盗掘的古墓又牵扯到怎样的一段历史？墓主人又是谁？
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自然条件遭到破坏，致使甘肃的礼县连年干旱，庄稼收成无几，礼县也因此出现在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中。
穷则思变，一些善于钻营的人开始琢磨着发财的门道，当时有人传言，龙骨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可以卖钱，收益比种地来钱快，挖到一块能换几十块钱。
对于穷怕了的村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挖上十几块龙骨就可以抵上一年的收入。
所谓龙骨就是一些古代大型动物的化石，然而有人在挖掘龙骨过程中在一个叫大堡子山的地方挖到了古墓，而且从古墓中陆续挖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器物。
其实在1987年以前，礼大堡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上种庄稼、栽果树，修梯田的时候，也偶尔挖出过青铜器，但没有人拿回家去，更谈不上贩卖。
大堡子山遗址
农民认为，那是死人用过的死铁烂铜，“拿到家里会给家人带来不祥，所以就主动卖给国营废品收购站，拿到三、五块钱卖些煤油、食盐，补给家用。
然而这次不一样，此时正处于文物市场的兴起阶段，文物是一种暴利的“商品”。礼县挖出宝藏的消息像风一样快地传播到全国各地，继而吸引来了大批的文物贩子。
文物贩子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由于文物贩子越来越多，相互之间在出价上进行着激烈竞争，继之文物价格越涨越高，甚至有个别文物达到了数万元。
对穷困有切肤感受的农民深知“一分钱难死个英雄汉”的硬道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锈迹斑斑的铜壶烂罐、一小块渗透土沁的玉石片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卖到三五万元钱，这在还是“万元户”为富豪标配的年代，这简直是不可想象。
有些农民确实富了，富的“轻而易举”，富的让人心生嫉妒。
个别农民的瞬间暴富，刺激了更多农民的致富欲望。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盗掘古墓。
礼县几乎所有的男性疯了一般地涌向大堡子山，加之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文物商贩，合计达到数万人之多，挖掘古墓的人漫山遍野，浩浩荡荡，场面极其“壮观”。
亲爱的读者，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如此声势浩大的违法行为，难道没人管吗?
其实在中国民法上奉行一条潜规则叫“民不举，官不究”，都能从中获利，谁愿意出头举报呢。况且有人问起，他们有着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搞农田基本建设。
大堡子山三号墓
这场集体的盗墓活动中究竟能出土了多少价值连城的古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据说外地文物贩子看到这些几乎都可以定为国宝级的文物根本不在乎价格高低，照单全收。、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故意把钱的数字说得很小，通常把一万元称作一块钱，把一千元称作一毛钱，把一百元称作一分钱。
他们把到手的文物卖到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就会获取暴利，卖到国外的价格更是天文数字。
就在礼县大堡子村被盗的同一年，陕西考古研究所韩伟先生和上海博物馆李朝远先生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日本以及香港收藏拍卖行，见到了许多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的青铜器，此外还有大量精美的车马饰件和棺饰金片等等。
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外流速度之快，均令国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一些有识见、有责任感的人士忧心如焚，开始了呼吁行动。
二
1993年6 月20号，礼县人祁波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古墓悲歌》和《甘肃日报》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兼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绮玲，深感事态严重，不久即赶往礼县。
在盗墓现场他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
满山遍野千疮百孔，挖的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就跟上甘岭战役写的美国人炸的上甘岭一样的，，有很多的没有点完的蜡烛，还有废弃的手电筒，各种被砸碎的陶器片。
从盗墓现场回到礼县招待所，陈绮玲副省长心情沉重，彻夜难眠。
1993年，礼县公安局很快成立了三个专案组，历时五个多月，追回国家文物55件，收缴赃款1百多万，1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逮捕，在专案组的严密的打击之下，对村民盗挖古墓行为进行了有效的遏制。
流失的文物金虎
根据缴获的文物，遗留的文物残片和流失海外的文物做对比，专家学者初步断定，它们属于春秋早期文物。
大堡子山这大堡子山下埋的到底是谁？隐匿着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历史？
虽然没有缴获带有文字的文物，但从流失海外那些带有“秦公”字样的铭文的器物，专家初步断定大堡子山可能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园陵，埋葬的是秦国国君。
众多历史学者、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发现，秦人有四大陵园。
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第二、第三、第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都在陕西省先后发现，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园却一直难觅踪影。
那么大堡子山会是秦国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吗？
三
为了尽快揭开谜团，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当时由于盗墓分子的破坏性盗掘，大堡子山早已面目全非，恶劣的现实状况，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经过局部勘探，大堡子山的土层之下掩藏着两座大型的墓葬，并分布着有两座车马坑。车马坑的发现，对考古人员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
如果能找到器物就可以和流失海外的那批秦公器物做配比，从而断定墓主人的身份是不是秦公。
然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座车马坑被盗毁严重，已经没有发掘的价值，考古人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另一座车马坑。然而当挖到大概距离地表两米左右的时候，底层突然塌陷了下去。
由于当年盗墓份子各自为阵，像挖地道一样竖挖下去，然后再横挖，最终盗洞相互串联，在地底下形成了一条条的通道，当考古队员从上到下发掘车马坑时，由于通道上的黄土，承受不住发掘人员的重量，所以造成了塌陷的现象。
塌陷的车马坑
那么这也意味着车马坑中的随葬品也已被盗掘一空。
车马坑的发掘已经没有希望，剩下的两座大墓会给考古队带来惊喜吗？
两座大墓也遭受到了相同的厄运，失望的阴霾笼罩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从陪葬品中已经没有办法考证墓主人的身份，专家学者们继而又转到了对墓葬形制的研究。
两座大墓均坐西朝东，南北并列，北边一座为目字形大墓，全长115米，墓室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6.5米，墓底有腰坑。
南边一座为中字形大墓，全长88米，墓室也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5,.1米，墓底中央也有腰坑。
出土的青铜舟
从大墓的规模以及形制来看，这是国君级别的墓葬，在春秋时期，礼县曾是秦国早期的国都西犬丘。
秦国国都附近埋葬的国君只能是秦公，也就是说大堡子山正是秦第一陵园，西垂陵园。
两座墓必然埋葬着秦国两代国君，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四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居东方，西周初年，赢氏一支被西迁，游牧于渭水流域，后因非子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在秦地，然后在在西犬丘修筑都邑。
自公元前905年秦被分封，到公元前207年灭亡，698年的漫长岁月中，被称为秦公的一共有30位，有记载生活在西犬丘的秦公有五位，分别是庄公，襄公，文公，竫公，宁公。
秦庄公赢姓，名其，公元前821年秦庄公率兄弟五人以及周朝兵马7000人击败西戎，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
由于秦庄公在位时，秦还是西周的附庸，还没上升到诸侯国的位置，那么完全可以排除秦庄公是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主人。
公元778年，秦庄公死后，秦襄公即位，他以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眼光大力发展生产和加强武备，并多次击败了犬戎的进攻，秦国得以日益强大。
大堡子山出土文物金鸷鸟
而当秦国不断向上发展的时候，西周王朝已是日暮途穷，荒淫无道的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结果被犬容军队杀死在骊山之下，西周从此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周平王东迁洛阳，秦襄公出兵护送。东迁后，周平王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赐予秦国，自此秦国开始成为西周的诸侯国，为日后秦国强大打下基础。
公元前766年，秦襄公死在征伐途中，葬于西垂陵园。
公元前762年，即位的秦文公把国都迁至陕西宝鸡眉县附近。公元前750年收编周朝岐山的遗民，领地扩展到岐山，公元前716年，秦文公卒，葬于西垂陵园。
史记中的记载言之凿凿，大堡子山大墓的主人非秦襄公和秦文公莫属。
可是学术界对于这一说法并不能统一，因为没有直接的铭文证明两座大墓就是“秦襄公”和“秦文公”。
原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大堡子山车图金器（已回归）
2006年9月，在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的秦公大墓西侧祭祀遗址上发掘出来的这三只镈，形制和纹饰相同，镈身布满龙纹图案。
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宽49．3厘米，镈鼓部铸有6行28字铭文：“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锈锈灉灉，秦子畯索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这三件镈的主人显然就是这个 “秦子”，那么破解了秦子的身份不就知道了大墓的主人了吗？
可是秦子只是一个统称，在位的每一代君王都可称之为“秦子，”因此“秦公”没有确定，“秦子”又成为学术难题。
现在，被盗的车马坑和秦公大墓的二号墓、三号墓已经被回填了十几年，遗址上年年生长着青青的冬小麦，而关于秦公大墓的具体身份却还在迷雾之中。
或者真正的答案就隐藏在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之中。
五
想想流失的那些不知数量的珍贵文物，我们对此深感难过与愤怒的难道只是因为失去了一处两千多年前秦人墓葬和墓葬里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吗？
不、不仅仅是这些，被盗掘的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段珍贵无比的历史，一段我们的骨肉血脉，它留给我们的是无法弥补的文化缺失和痛彻肺腑的千古遗恨。
上世纪末期在礼县发生的群体性疯狂盗掘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事件，并没有使那些想以此脱贫的人有一个真正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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