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了《民国时期唯一不把共产党写成“共匪”的县志》一文，读后深有感触，愈发觉得张舜徽老先生说的“学贵有识”“有学无识未可大成”是句句在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香港邓氏的家族传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香港邓氏的家族传说
最近在网上看了《民国时期唯一不把共产党写成“共匪”的县志》一文，读后深有感触，愈发觉得张舜徽老先生说的“学贵有识”“有学无识未可大成”是句句在理。
1936年开始编修、1941年出版成书的湖南《宜章县志》，总纂为邓典谟，即邓中夏烈士的父亲。邓典谟思想比较复杂，早年赞成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但本人却从未介入革命，当得知长子邓中夏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曾托人多次劝说并为其谋求待遇较高的职位。被拒之后，邓典谟一怒之下，宣布与邓中夏脱离父子关系。
邓典谟一生大多捧的是民国政府的饭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总纂《宜章县志》时，国民党县党部要求志书中凡记录共产党的活动一律称“匪”，老先生坚定地拒绝了。县志涉及相关之处达几十条，直接称“共产党”的17条，简称“共党”的22条，余则称“朱毛共军”“朱毛大军”“萧克大军”，没有一句写成“匪”。
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强调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三长”中以“史识”为最难，但也最为重要。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史学家。以“史识”标准来看，邓典谟堪称“良史”。
章学诚论学，还提出“善取不如善弃”。张舜徽《学林脞录》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为例，“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取精用弘，删繁存简，此其才也。《十七史》外，博采群书，其学也。但取与治道有关者，而不录其他言行，别择去取，厥例綦严，其识也。夫惟识高，则所为书方见卓异耳”。
以“善取不如善弃”原则来衡量，吾邑宿儒邓光瀛先生无疑也有“良史之才”。民国版《连城县志》纂修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迄二十八年（1939年）2月告成。内中“大事记”，因总纂邓光瀛“看到当时进步势力蓬勃发展”，故“只编到民国五年（1916年）为止”。史料称，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连城以中学为中心，掀起游行示威、焚烧日货等爱国运动，后转入与当地军阀、贪官污吏的斗争，“这些都是在先生默许下，由进步教师领导进行的”。
另传“大事记”止于1916年，为编纂李云霄的主张。他认为当年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爆发，天下大局未定，无须编下去。
综合《连城文史资料》历年收录，将所涉修志人员相关资料整理如下：邓光瀛字覃百，号复庵，庙前丰图人，清季举人，广东候补知府。民国四年（1915年），县立中学开办，选聘他为校长。离职后，恰逢当地倡修县志，地方人士一致请他为总纂。生于1873年，卒于1943年。
民国时期连城有位书家项朝钦尝谓：“连城只有两支笔，我已拿了一支半。”或问：“余下半支属何人？”他答：“李步青。”李云霄（1878—1956年）字步青，号凌庵，新泉乐江人，清拔贡，曾任江西南丰知县，书法摹颜、柳碑帖，秀丽刚劲，自成一格。
黄颖成字佩囊，号栗园，庙前芷溪人，清廪生。辛亥革命后归里，勤勤恳恳服务教育近50年。讲授历史兼及方舆与当时环境，见解精邃，出人意表，语言抑扬顿挫，举手投足，使学生如亲历其中。协助邓光瀛先生续编县志，人少事烦，他与友生杨怀祖始终其事，夙夜在公，尤以“山川志”为他重新考察，一手编写，更为详尽无遗。生于1877年，卒于1955年。
杨怀祖字孝荪，庙前芷溪人，曾受业于黄颖成，年十三即入邑庠，有神童誉。县志重修时，为黄颖成先生得力助手，书法学颜鲁公，县志石印字大半为其手迹，备极辛劳。
连城自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编修县志，至民国开局续纂，已经间断180多年。早在民国五年（1916年），当地就已奉令开始筹办相关事宜，“以地方多故，尚未成书，旋经‘闽西之乱’，稿又散失”。值华北风云突变，为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共同抗日，有识之士积极倡议续修，经费预算“约八千元”，县财政无力承担，即便向群众摊派，也很难筹措。
时在泰国经商的连城籍爱国华侨周仰云得知后，致电县政府，请求免去摊派款，不足部分由他负责凑足。事成，周仰云十分高兴，据说还计划给县志编修人员建造一幢楼房，让他们继续收集资料，但因日寇入侵泰国，公司失落而辗转新加坡，所以未能付诸实施，“晚年仍念念不忘，深表遗憾”。
有文章说“周仰云先生先后共捐资5000多银元（圆）”，而县志附录的“倡修连城县志捐助芳名”记载“周树瀛（字仰云）捐国币三千元”，他还发动在新加坡经商的内弟“陈祝三捐国币一千元”。这里的“国币”指民初流通的银圆，虽然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起实行法币政策，最早一元法币基本按银圆一元来定价，但银两与银圆两种币制并存，此种混乱局面亦未完全改观。
根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黄金十两价值法币1147元”来算，修一部民国版《连城县志》，将近动用70两黄金，即7根“大黄鱼”。
所谓“家有乘，国有史，而邑有志”，又有云“植木者贵得其本，饮泉者当知其源”，前人为修一部县志而殚精毕力，其功不可没矣！
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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