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是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一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法律汇编，是最具代表性的楔形文字法典，也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成文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原文刻在一段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故又名“石柱法”。
（汉谟拉比像）
石柱上端是汉谟拉比王站在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什面前接受象征王权的权标的浮雕，以象征君权神授；下端是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的法典铭文，共3500行、282条，现存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亚洲展览馆。
《汉谟拉比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序言和结语约占全部篇幅的五分之一，语言丰富，词藻华丽，充满神化、美化汉谟拉比的言辞，是一篇对国王的赞美诗。正文包括282条法律，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等制度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奇石的发现
在1901年12月，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石柱。石柱两米半高，它的上方刻着两个人的浮雕像：一个坐着，右手握着一根短棍；另一个站着，双手打拱，好像在朝拜.石柱的下部，刻着像箭头或钉头那样的文字。经考证，这正是用楔形文字记录的法律条文－－《汉谟拉比法典》。
❖历史地位
《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了解和研究古巴比伦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较为完整的继承了两河流域原有的法律精华，使其发展到完善地步。它公开确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严格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并对各种法律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债权、契约、侵权行为、家庭以及刑法等方面的规定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如关于盗窃他人财产必须受惩罚，损毁他人财产要进行赔偿的法律原则以及诬告和伪证反坐的刑罚原则，法官枉法重处的原则等，均对后世立法具有重大影响。《汉谟拉比法典》不仅被后起的古代西亚国家如赫梯、亚述、新巴比伦等国家继续适用，而且还通过希伯来法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法中的某些立法思想和原则便渊源于该法典。
❖历史评价
《汉谟拉比法典》体现了刑法的残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同现代法律所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平等精神是不同的。但《汉谟拉比法典》对后来西方各国的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西方各国的法律都可以找到《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子。许多法律原则都起源这部法典：比如要有证据才能定罪、设置公民陪审团、所有案件要立案并记录，方便以后查看与审阅，也对以后人们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的法律与制度提供了重要文献。
《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定
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记录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逐渐演变出财物买卖凭证、租赁契约、财物收据等多种法律文献。法律文献是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河流域居民强烈的法律意识。
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很早便开始创制法律，公元前24世纪左右的乌鲁卡基纳改革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立法活动。公元前21世纪左右，乌尔第三王朝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即《乌尔纳姆法典》。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8世纪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典制定的鼎盛阶段，先后出现了《苏美尔亲属法》《李必特-伊什塔尔法典》《埃什嫩那法典》《汉穆拉比法典》等成文法典。其中，《乌尔纳姆法典》《李必特-伊什塔尔法典》《埃什嫩那法典》涉及财产、继承、婚姻、家庭和刑法等方面的内容，《汉穆拉比法典》的条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系统完整。《汉穆拉比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典编纂的顶峰，也是其悠久法制传统的集中体现。该法典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有关自由人身体伤害的刑罚、血亲复仇以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取代了罚金，这是阿摩利人习惯法的典型特征。因此，《汉穆拉比法典》既延续了《乌尔纳姆法典》等法典的成文法传统，又保留了阿摩利人的习俗，可谓古代两河流域成文法与阿摩利人习惯法的集大成者。
尽管《汉穆拉比法典》被放置到巴比伦、尼普尔和西帕尔城等城市的神庙供人们阅读，但由于法典制定于汉穆拉比统治的末年，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推行法典。汉穆拉比去世后，古巴比伦王国的统一局面被打破，其子孙忙于镇压各地叛乱，根本无暇推行法典。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法官一样，古巴比伦法官也没有在审判过程中援引《汉穆拉比法典》的有关条款，这引起了现代学者对其性质的质疑。不过，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一封书信曾提到雇佣工人的工资已经写在“石碑”上了，一份租地契约中的违约赔偿要“参照石碑上的话语”，上述文献所提及的石碑指的就是《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而这正是法典在一定范围实施过的有力证据。
《汉穆拉比法典》的流布与劫难
汉穆拉比去世后，其法典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被广泛传抄。迄今为止，《汉穆拉比法典》的抄本已达到53个，一些抄本出自汉穆拉比时代，其他抄本出自其后多个朝代，最晚的抄本完成于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发现法典抄本的地点已达10个，不仅出现在巴比伦、西帕尔、波尔西帕、尼普尔和拉尔萨等两河流域南部城市，而且出现在阿淑尔和尼尼微等两河流域北部城市，还出现在两河流域之外的城市苏萨。有些抄本系原封不动地抄写法典，有些是法典条文的摘抄，有些则是针对法典的评论，甚至还有一个苏美尔语译本。
为记录法庭判决和起草法律文书，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需要熟练地掌握法律术语和条款，而抄写相关的法律文本是其学习的重要内容。虽然《乌尔纳姆法典》等法典也曾被抄写，但《汉穆拉比法典》的诸多抄本表明，其受关注程度远非其他法典可比。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4—前612年），著名的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收藏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多个抄本，图书馆的书目索引称法典为“汉穆拉比的法律/判例”；它还被称为“王公的忠告”，这与法典结语宣扬的主旨是一致的。
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民族的入主，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制受到冲击，然而《汉穆拉比法典》并没有完全消亡。“巴比伦之囚”期间（公元前597—前538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谨遵当地法律，而掌握巴比伦法律是其前提，他们可能从中接触到《汉穆拉比法典》。客居两河流域阶段是犹太法律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关键时期，犹太律法中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刑罚很可能受到《汉穆拉比法典》的影响。
不过，《汉穆拉比法典》的盛名也给其带来了厄运。公元前1200年左右，伊朗西南部的埃兰王国入侵两河流域，国王舒特如克-纳浑特一世将法典石碑劫掠到其都城苏萨，并磨去了法典正面的第17栏到23栏，即法典的第66条到99条。对照后世的抄本，法典的第66条到81条得以部分恢复，而第82条至99条则永远地消失了。随着埃兰的衰落，法典石碑只能默默地沉睡在异乡的废墟中。直到20世纪初，法国考古队发掘苏萨遗址，法典石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被运到巴黎，成为卢浮宫的镇馆之宝。
《汉穆拉比法典》与阿卡德语教学
阿卡德语图册
《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被发现以后，立刻在亚述学界产生巨大轰动，亚述学家得到了一部难得的阿卡德语教材。阿卡德语属于东北塞姆语的一个分支，公元前25世纪左右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出现了阿卡德语文献。随着阿卡德语的发展，其地域差别日益突出，明显分为两种方言：一种是南方的巴比伦语，另一种是北方的亚述语。自汉穆拉比开始，古巴比伦语成为阿卡德语的典范，其突出特征是语法和拼写方法的标准化。公元前14世纪左右，古巴比伦语一度成为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成为许多民族创制文字的蓝本。因此，古巴比伦语往往被称为“古典阿卡德语”。
《汉穆拉比法典》石碑用黑色闪长岩雕刻而成，高约2.28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古巴比伦语文献。石碑铭文分为正反两面，每面从上到下分栏，其中正面分为23栏，反面分为28栏。每栏又分为许多行，每栏的行数从66到106不等，法典全文共约4130行。尽管法典有部分残缺，但它仍然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巴比伦语文献，非常适合用作阿卡德语教材。
《汉穆拉比法典》正文分为282条，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词汇极其丰富，语法严谨，不仅给古代两河流域书吏掌握法律术语提供了重要教材，而且为当代亚述学家编写阿卡德语教材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事实上，无论是英语的阿卡德语教材，还是德语的阿卡德语教材，其词汇介绍、语法解析和例句引用多来自《汉穆拉比法典》。为便于学生学习，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于1931年复制了法典石碑。以色列学者对《汉穆拉比法典》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于2001年底2002年初专门召开学术讨论会庆祝法典石碑发现100周年。
《汉穆拉比法典》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法典发现不久，中国学者就撰文予以介绍，并有学者于1938年根据西方学者的翻译将法典全文译成中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亚述学的建立，《汉穆拉比法典》也成为中国阿卡德语教学的主要教材。中国学者不仅将其从楔形文字原文译成中文，而且开展了相关研究，法典已成为中国亚述学教学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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