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周秀中教授近照
【原创】瀚林文化智库 钟秀斌
我的南开导师周秀中教授今年98岁了，现在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自我毕业离开南开大学28年来，每次给他打电话，不用自报家门，他就能准确地辨出我的声音。2019年7月底，我去天津拜望恩师。去前我给先生打电话，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得知我要来南开，他颇为高兴，表示欢迎。不过，很快就劝我，“你现在忙，天热，不要专程过来，不敢当。我现在都好！”我哄他说，我还回学校办点事，顺道过来的。
几年前，先生夫人久病后谢世，先生颇为伤感，一度身体欠佳，常往返医院间，寻医问诊诸多不便，还得是自己电话120，叫来救护车接去医院。坚强的先生没有气馁，身体状态也渐渐恢复。随后，先生和女儿离开校园，先在市区养老院调养，后来搬进离学校不远的一处公寓楼里颐养天年。我上午九点五十左右赶到先生家门口，先生亲自开门让我进屋。以前每次去看望先生，要么和夫人与孩子一起，要么由我上学时的二导师徐善生教授和高我一级的师兄王佰全教授陪着。先生随和且健谈，我们在一起只觉亲近不会拘束，放开聊天颇热闹。这次虽只我一人，但先生谈兴高，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当然，这回谈得最多的，还是先生到南开后60多年来的学问人生，因为这是一座远未被后学晚辈们开发出来的宝藏。
周先生与师母1950年代结婚照
一
先生1924年4月出生于湖南常德。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读书人，父亲是小学老师，先生在家里最小，排行老六。先生一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家境自此每况愈下。抗战期间，先生考上当地名校常德中学，高中毕业后因战火纷飞，家境窘困而无法走出常德报考大学。由于上学成绩优异，老师就邀请他来母校教初中数学和英文。抗战结束后，已教过三四年书的他，于1947年秋考上湖南大学化学系。当时湖南大学也是南方名校，实力颇强，校长是中共一大代表、革命资历比毛泽东还深的李达先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大学者杨树达教授时任湖大文学院院长。
1951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而保送至北京大学化学系念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有机化学家邢其毅先生（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先生1911年出生，其父邢端是前清进士出身，被光绪帝亲擢为翰林院编修，1949年后出任北京文史馆馆员。邢先生1933年辅仁大学毕业后赴美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跟随著名有机化学家、化学系系主任R.亚当斯（Adams）从事联苯立体化学研究，1936年夏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经导师推荐，邢先生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师从192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H.魏兰德进行蟾蜍毒素研究。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立即放弃在德国优越的研究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从事医药研发，为抗战服务。作为中国有机化学奠基人，邢先生1950年代编著的《有机化学》，是中国大学第一本有机化学教材。而1980年编著的《基础有机化学》更是大学化学的标准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
邢先生有一项更为人知的工作，他是结晶牛胰岛素合成的重要参与者、北大课题组的实际负责人（名义负责人是当年政治上根正苗红的大学生，邢先生是“白专”典型，只能负责技术），这是一项诺贝尔奖级的工作。先生是邢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邢先生对品学兼优的先生颇为欣赏，两人关系密切，几十年来风雨无阻。1999年邢先生88岁生日时，先生来北京贺寿，由我陪同前往，见证了他们之间亦师亦友之谊。
1950年代大学生绝对是人中龙凤，研究生更是天之骄子。那时，研究生不像本科生有较多功课要念，也不像教师有许多教学工作，一般不受管束，跟随导师自由开展研究。邢先生的博学、睿智和友善，让对学术如饥似渴的先生可以无拘无束、心无旁骛地在北大求学。在谈到北大的这段学习生涯，先生现在回味起来，对自由二字仍是念念不忘，求学的满足感溢于言表。
1951年整个北大的研究生没几人，所以同届基本都认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周光召从清华毕业来北大的物理系学习，也住在隔壁宿舍，因是湖南乡友，往来较多。周光召和朱镕基、龚育之三位湖南籍学子同是1951年走出清华，周、朱二位名气大，众人皆知。先生特意跟我介绍龚育之，说龚在清华也是学化学的。他人聪明，文史功底好，善写文章，没有毕业就选调去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化学上，最后当了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对龚有较多了解，而他的儿子龚克教授是南开大学上一任校长。几年前我参加在清华召开的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时，与龚校长偶遇，此后一直有联系。我觉得好奇，为什么那个年代湖南学人那么厉害，成才率那样高？先生认真地解释，当年湖南的中小学教育非常好，师资都是名校高材生，教学质量高，学生基础扎实。像他这样高中毕业就回母校教初中的情况，实属罕见，那是因为母校老师知道他学习拔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所做的特别安排。抗战结束后，先生就考到离家最近的湖南大学念书了。
1953年夏，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响应国家分配，来到南开大学化学系，自此先生与南开结缘就再未分离过。
二
1950年代，经过数十年战火涂炭和政权嬗变后，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们建设新国家的热情此起彼伏，高等教育也是如此。1952年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大学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华尤为突出，曾经文、理、工、法、农齐全，调整后只剩下工科一脉，而且航空学科也被拿去组建北航，清华完全变成一个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原本规模不大的南开，在这次调整中影响不算太大。虽然一些工科系被调出，但文史得到加强，北大历史领军人物郑天挺先生和清华历史学泰斗雷海宗教授加盟南开，南开历史学科由此而傲视国内群雄。
南开化学1921年由物理化学家邱宗岳教授创建，是国内除北京大学外，最早建立的化学系。两年后张伯苓校长诚邀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杨石先先生（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下文同）前来任教，1928年杨兼任理学院院长，自此南开化学独领风骚，长盛不衰，成为中国大学化学教育的核心重镇。1950年，杨石先先生掌舵南开大学校政，兼任南开化学系主任，他邀请了已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有机化学家高振衡（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天池、王积涛先生，物理化学家陈荣悌（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分子化学家何炳林（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农药化学家陈茹玉（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夫妇回南开，再加上物理化学家邱宗岳、朱剑寒等老先生，南开化学群星闪耀，人才济济，实力强劲，国内其他大学罕有其匹。作为中国化学泰斗，杨老先生因其学术精湛，人品高贵，处事公正，深孚众望，在化学及科学界享有崇高声望。他曾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为中国的化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开化学在杨先生和海归教授们的共同努力下，与新生的共和国一样，蒸蒸日上，前景灿烂。
先生初到南开任助教，因为待人诚恳，处事得体，师出名门，学业扎实，而深得教授们信任。更因年轻，化学系就把许多工作放在先生的肩上。1954年先生开始筹建化学系有机合成实验室，第二年先生即开设有机合成实验课。课程内容涉及多步合成某一有意义的目标产物，既联系有机化学主要反应的理论验证，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对学生的综合化学技能是一个较全面的训练和考察。这门实验课程自1955年开设后，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成为南开化学的经典课程。
1955年秋，先生为生物系本科生讲授有机化学。生物系修习有机化学的课程学时较少，也有指定教材，但讲课内容必须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还得融汇生化、生理等有关学科的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先生连续讲了三年有机化学，教学效果甚佳，颇得学生喜欢。
1959年秋，先生任化学系有机化学主讲教师。有机化学是化学系主要基础理论课之一，学时甚多，内容丰富，且有机化学专业师资阵容强，名教授多，尽管他们并不亲临教学一线。肩负主讲教师之职，先生深感责任重大。根据前几年教学经验，先生深知作为主讲教师，对课程内容必须透彻理解并熟练掌握，在讲台上尽量不看讲稿；其次是概念交待清楚，重点突出且生动，内容既要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也要适当反映学科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在经年累月的教学中，先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教学效果非常显著。1990年秋我第一次听先生讲高等有机化学课，就被他生动有趣、内容渊博的讲课吸引住了。每次课两小时，他虽只带两三张手机大小的小卡片，但却能边讲边将相关理论知识点写出满满的几大黑板。他既能将一个相对抽象的反应机理讲得清楚透彻，也能将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阐述明了，让我们不仅学懂了反应机理，更使人明白当时化学家是如何发现和研究这一机理的。这样既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深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中教会我们做化学学问的方法。
先生每次讲完课后，都让人颇有余音绕梁之感。先生每堂课非常准时，从无迟到也不拖堂。记得有次上课，我迟到了5分钟。等我在教室后排坐定后，先生停下讲课，非常严肃地批评我（当时先生并不认识我），“不守时，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是不道德的行为，我在南开工作了几十年从不迟到早退。”一向和蔼而博学的先生，说出这样的重话，当时我真是赧然、无地自容。自此以后，无论是先生的课，还是其他老师的课，我再也没有迟到过。工作以后，我更是谨记先生教诲，尽可能做到守时，力使自己做个有道德修养的人。
1960年先生还为天津市首届广播函授大学生主讲有机化学，每周要到电台录音室现场录两次节目，并为他们编写深受欢迎的有机化学学习指导书，这样先生的教学任务就更重了。
1960年代初，南开化学系本科生扩招，最多时一个年级达400人，分为两个大班授课。刚开始由先生和另一位老师讲授有机化学。不久，另一位老师因身体欠佳而无法授课，这样化学系本科生的有机化学课就全都落在先生一人身上，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每周授课多达10个课时。除了授课外，先生还有课外辅导、批改作业、指导实验等工作，这些工作需要相应数量的教师参与，再加还有多位校外的进修老师，于是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课程组，这一课程组也由先生负责。我曾问先生怎么扛得住这么重的工作？为什么其他先生不能参与？先生说，那时年轻，多做点事无所谓。那些国外回来的教授主要兴趣在科研上，因此教学任务还得他来扛。
十年浩劫期间，先生和南开大多数学者一样吃过不少苦头。因为先生为人平和，与世无争，再加上年轻，所以受到的冲击相对“温和”些。不过，有些事现今想来，先生还不免不寒而栗。比如，先生一直强调，化学系本科生有机化学课除了课堂讲授学习外，与理论知识相关联的实验课也非常重要，实验操作技术训练一定要严格要求。实验课每周有7学时，课程长达一年。由于要求高，每年都有十多名学生实验课成绩不及格。实验课是必修课，化学系历来重视，如果这门课不及格，学生就必须留级。为了帮助这些平时实验技术欠佳的学生达标而不留级，先生和教研组的老师们商量后决定，利用暑假时间，给这些学生一个补做两到三周实验的机会。这一方法比较奏效，未及格的学生全部达到及格要求，因而不影响学生的升级与毕业。先生回忆道，如果因他负责的课程而造成大量学生留级和劝退，甚至勒令退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一定会因为“迫害工农子弟学生而遭受严酷的批判和斗争”。
十年浩劫期间，南开化学系从1969届和1970届毕业生中挑选大批人员留校工作，以期改变教师队伍的阶级成分和思想状态。可是这些人只念过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将来如何胜任教学工作？为此，1972年化学系领导决定抽调部分教师，为他们系统讲授主要的基础理论课和实验课。首先为他们补习有机化学，系领导要求先生能走上讲台。时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先生虽愿意服从领导安排，但又担心“以教学冲击文革”的政治风险而忐忑不安。经系领导一再表示，如果由此而引起的政治责任，由系党总支承担。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位走向讲台的教师，先生仍然顾虑重重，就向系领导提出一个要求，请支部书记在第一堂课前先做个开场白，说清补课的目的和意图。结果证明，化学系的这一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响。紧接着系里又为分配到校外工作的这两届毕业生（包括非本校毕业生）举办了一个“回炉班”，让他们回校系统补习，这为他们日后出色胜任教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对于一心沉浸学问里的学者而言，最大的困扰莫过于不能正常安排教学和科研，白白浪费了十多年本应成果频出的、异常珍贵的时间，每每念及此，先生仍然唏嘘不已。
先生长年超负荷地耕耘在基础教学一线上，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是桃李满天下。自1950-1990年代，凡在化学系学习过的校友都听过先生讲的课，没有人不夸奖先生讲得棒。我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曾遇到好多位1960年代在南开化学系求学过的学长，一谈到先生，无不赞叹先生学问和讲课水平，因此对我也另眼相看，使我颇觉“与有荣焉”。
二是制定有机化学教学标准。1961年先生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修订综合大学《有机化学教学大纲》及其使用说明书，供全国各大院校有关教学人员参考。1978年以后，先生长期为化学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高等有机化学课程，我曾因旁听先生高等有机化学课，觉得有机化学居然如此有趣，而跨专业报考，幸运地忝列门墙，得到先生三年亲炙之缘，受益终生。
1981年，先生公费前往美国麻省大学和西北大学做访问学者，学习美国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科研经验。1982年回国后，先生仍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高等有机化学课，内容除了对基础有机化学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和提高外，特别增加了近十年来有机化学迅速发展的重大进展和发展前沿，如软硬酸碱、超酸等新概念，周环反应、立体化学中构型的新标记法及不对称合成的新进展等，不仅大大地丰富了课程内容，而且先生的授课艺术也臻于完美，常使听讲学生忘了下课。
1993年夏毕业季，先生和课题组老师与研究生们在南开化学楼前留影
三
先生书教得好有口皆碑，然而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先生一直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南开化学早在1930年代在邱宗岳、杨石先、朱剑寒等教授的引领，即已形成特色，有机化学学科优势显著。1950年代初杨石先先生力邀多位专长有机化学的教授加盟后，南开成为国内有机化学教学与学术实力最强的基地。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作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杨石先先生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综合组组长，并在大会上做了《化学科学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的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化学发展方向——发展化学工业，服务经济建设。在杨石先和其他诸先生的运筹下，南开化学研究拟重点优先发展有机化学，尤其是元素有机化学，并列出四大方向——有机磷、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应用研究综合当时国家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决定向农药领域进军，专长有机化学的教授们暂时放弃擅长药物研究而转向农药化学，自此揭开了中国农药研究新的篇章。
1962年南开大学成立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所，从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南开化学在农药研究的领先地位。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先生担任所长，陈天池教授担任常务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国内农药需求大，农药生产发展快，南开农药研制成果丰硕，每项成果均填补国内了空白，为中国农业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开有机磷化学因此而蓬勃发展，至今仍然引人注目，像一棵常青树一样屹立在中国科学大地上。
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有机磷、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四个研究室。所领导陈天池教授任命当时职称仅为讲师的先生为有机硅研究室主任，而另外三大研究室主任则均为1950年代回国的那些拥有留美博士学位的教授们。先生1955年升任讲师后，因特殊年代混乱的制度环境，职称和工资就基本没变动过，直到1978年先生才和许多优秀学者晋升为副教授（这中间已经23年没有职称评审和晋升。这使我想起了著名数学家杨乐先生，他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时，职称也仅是一年前刚被破格晋升的副研究员），1983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一向谦逊的先生，向陈天池教授坚辞主任一职，理由是自感学识浅薄，难当重任，希望由其他教授担任，自己愿意承担一些具体业务工作。陈教授鼓励他说，领导信任你，既承担具体工作，就应名副其实。不过，先生受到信任和重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早在1959年，先生即已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第一位研究生是后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的洪满水先生，现已退休。1992年先生因科研经费有些紧张，还曾想把我送到厦大洪教授那里做研究，只是我不愿去，先生只好随我意愿。以讲师的资历带研究生，这在1960年代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极为罕见的。一方面，可见当时南开化学系的学术领导人是何等开明而有魄力，另一方面，恰恰说明先生学养精深，深得众望。
有机硅研究室由先生和5位中青年的专职科研人员组成，大家心气颇高，是一个团结向上的科研团队。一方面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如探讨硅氢化反应的机理及规律性、烯基硅烷的加成及聚合反应。同时，也进行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性研究。1964年，当先生了解到中国有机硅工业生产一苯基三氯硅烷时所副产的二苯基二氯硅烷大量积压在库而无法处理时，这个科研团队根据有关理论，提出一个简便方法。经过反复实验，探索出最佳反应条件，可将积压品定量地转化为急需的一苯基三氯硅烷，并随即协助厂方顺利通过中试和投产。在研究室最初三年，经团队成员的艰苦努力，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首次实现了乙炔硅氢化反应，较系统地合成了含有Si-A-Si（A=O、S、NR-）链节的多种环状化合物，十年后国外才有学者出现类似工作的报道。先生还从实验和理论上说明了（-R2SiCH2CH2SiR2-）NR‘中Si-N-Si链节具有额外稳定性的原因，这一特点已被发展成为有机合成中保护氨基的方法之一。这些成果得到了相关领导和学术同仁们的认可与好评。研究所的四大方向，除了陈茹玉教授领导的有机磷研究在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外，就属先生领导的有机硅研究收获颇丰。遗憾的是，1965年秋，研究室成员随南开全校师生下乡参加“四清”，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先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被迫中止。
1993年春季，先生与研究生们在南开园新开湖畔留影
四
功不唐捐。十年浩劫后，先生的科研工作自然而然地调整到有机硅和过渡金属有机化学上，一方面一度中断十几年的有机硅研究被重新开拓，另一方面也使科研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元素所有机硅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同仁也很快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比较出色的科研成绩。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后，先生就带领研究生开始系统研究硅（锗）桥连二环戊二烯基双核过渡金属羰基化合物和碳、硅、锗桥连二环戊二烯基单核过渡金属化合物。经过将近20年的不懈努力，先生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类新颖的热重排反应，即四甲基二硅桥联双环戊二烯四羰基二铁化合物在加热时，硅硅键和铁铁键可相继发生断裂，分子骨架发生重排，生成含有两个硅铁键的环状化合物。经过长年大量研究发现，该重排反应是立体专一性反应，即反式的底物重排生成顺式产物，而顺式底物重排生成反式产物。通过交叉反应证明重排反应发生在分子内，而非分子间。随后，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系统地总结出了合理的反应机理，并发现这一反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用锗-锗桥代替硅-硅桥或者羰基钌代替羰基铁。这是金属有机化学一类全新的反应，对于深入理解硅硅键和锗锗键的活化断裂，进而开发其在合成化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有机化学中许多反应多由发现者的人名命名，比如傅-克（Friedel-Crafts）反应、傅瑞斯（Fries）重排、维狄希（Witting）反应等等，都是以发现化学反应的化学家名字命名的。中国化学起步晚，基本没有赶上有机化学“大发现”时代（18-19世纪），唯一有中国学者名字的有机化学反应，是有机化学家黄鸣龙先生（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6年改进了一个反应，称为黄鸣龙改进法。像先生及其团队发现一类新型化学反应，应该是中国有机化学研究史上史无前例的。先生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这一反应，意义重大。我求学期间有幸参与这一反应研究的部分工作，而备觉荣幸。这一系列成果曾在中国化学会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国际锗、锡、铅化学会议，国际有机硅化学会议上作大会报告或分组邀请报告，反响热烈。相关成果在金属有机化学的国际期刊Organometallics上系列发表。1998年该成果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先生的学术视野不仅在基础理论层面，也涉及重大工业应用领域。1980年代，德国汉堡大学学者W.Kaminsky发现三甲基铝部分水解得到的甲基铝氧烷（MAO）可作为高效的烯烃聚合助催化剂。在MAO的助催化下第四族过渡金属茂金属化合物可高效地催化烯烃聚合。这就是在1990年代已实现工业化，目前占领聚烯烃催化剂市场30%的茂金属烯烃聚合催化剂。先生较早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从1986年起指导研究生合成了一系列新的第四族过渡金属的桥联茂金属化合物，与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和中科院化学所等单位合作研究其对烯烃聚合的催化性能，开发出的硅氧硅桥联茚基锆乙烯聚合催化剂对乙烯聚合具有非常高的催化性能，且产生相对分子量高的聚乙烯。合成出新一代均相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因此先生领导课题组承担了国家科委九五攻关项目——新型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的研究开发，共设计合成、筛选茂金属催化剂一百多个，获得中国发明专利6项，并使复合型乙烯聚合茂金属催化剂通过生产中试。在此研究基础上，先生开发出第一例高热稳定性和高活性的环碳桥联茂钛乙烯聚合催化剂。这项工作200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Chem.Eur.J.上，被审稿人评价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
1993年夏毕业季，先生与新型重排反应课题组研究生在南开老图书馆前留影
五
因为主持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先生2000年76岁时才正式退休。退休的前几年，他仍然每天都到实验室，查阅资料，指导研究生。
先生自1953年来南开，整整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作为有机化学的主讲教师，先生在讲台上站了四十年，呵护着南开化学1950、1960、1970、1980、1990年代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圣人弟子三千，先生亲炙学生上万。先后近40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得列门墙，成为先生入室弟子，先生累计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170多篇。
先生学问功底深，学术涵养厚，在他几十年来所做的工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更令我敬佩和景仰的是，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专心治学的修养。
199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曾经中断了11年的学部委员遴选工作。南开化学系将先生作为第一位候选人推选，先生一因所做研究工作尚未完善，觉得分量不够，二因系里另一位资深教授因超龄不得推荐，自觉资格尚浅而不申报，从而失去院士评选的机会。事实上，如果当年申报，以先生的工作成就、学品人品和学术人脉，当选院士的机会应该比较大。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有院士头衔的学者，享受行政副省部级待遇，一般学者远非能及，不可能出现90多岁还要自己打车往返医院的尬事。我每谈及此事，先生总是平静地说，“我水平不够，成绩有限，不够格的。”
1990年代学术界刮起一股“大跃进风”，拼命生产学术论文，因为论文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职称升迁和待遇高低。先生一如既往，没有扩招研究生，扩大科研团队，每年基本只招一名博士生，两名硕士生。对于滥发质量不高的学术文章，先生严肃地批评，“做学问不是仅为了多发文章，而是要研究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先生一直坚持要把每个课题系统地研究明白，才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发表。觉得刚做出点结果，就写篇论文发表，没有什么意思。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个新发现的重排反应，先生带领课题组团队，前后十几年才将整个反应机理彻底研究明白，最后才写出了数篇含金量颇高的论文，发表在权威的国际期刊上。作为硕士研究生，我沾了先生学问之光，1990年代有机会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数篇论文。
1990年代中国经济虽然开始腾飞，但还没有浸润到学术教育界。那个时期是学术教育界异常艰苦的阶段，国家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投入非常少，高校外面的诱惑又很多。许多大学教授都想方设法地去拉横向课题，做应用开发以克时艰。先生时已近七旬，不为所动，仍然坚守在学术研究的纯粹中，正如亚圣孟子所言，贫贱不能移。先生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就到实验室指导，或者在资料室查阅文献，了解最新研究动态。当时先生的研究经费仅靠两个来源，一是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当时博士生导师需要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不像后来仅需学校各自聘任），二是国家自然科学资金。先生很舍得在实验室投入，我们实验室当时是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最“富有”的，实验仪器完备，药品供应充足，令其他教授的研究生颇多羡慕，有的常来我们实验室借仪器。而且更为难忘的是，先生给我们研究生们发放实验室补助也是出手最大方的。我记得还没进实验室，先生就给我发放实验补贴，这点钱现在看来不多，但对于当时普遍拮据的我们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其实，先生当时的科研经费也并不宽裕，如前文所说，他曾担心经费不足而想将我送到厦门大学去继续做研究。
先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颇有古君子之风。对于学问要求，先生一点都不含糊。记得我刚开始做课题时，因参照美国西北大学一教授的实验方法，怎么也做不出结果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实验进展总是不如意。先生也有些着急，常常关注我的工作，帮助我分析问题，要求我别懈怠，多花精力解决问题。后来，我查找到一篇较偏僻的文献，从西班牙一学者的工作中找到解题的“钥匙”，很快做出预想的研究结果来，先生也很高兴。记得那年寒假回家过春节，返校时正值春运高峰。1990年代春运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梦魇，春运期间老家县城火车站不仅人满为患，而且因是过路车，绿皮车厢里已经在沿途各站挤上大量旅客，超员超载非常严重。每到一站车门都打不开，根本无法正常上下车。许多着急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只能抄上家伙，砸开车窗爬进火车。我向先生汇报在家挤火车的窘况，先生听后安慰我说，“安全第一，等能上火车了再来学校。”结果，那年春节后开学我足足晚到半个月。
1996年元旦，先生和研究生们年度聚餐。我虽离校两年，仍特意从北京赶回天津，继续“蹭”先生的聚会。
不知不觉地，与先生聊了整整一上午，先生仍无倦色。已过中午十二点，我想请先生一起外出吃饭，先生说天气热且行动不太方便，邀我在家里一起吃点。好久没和先生同桌吃饭了。以前在校念书时，每逢毕业季、国庆、元旦等大时节，先生总是邀请我们研究生到他家聚会，由师母给我们改善伙食，聚会时的欢乐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今天，我想多陪先生一会，于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公寓楼不方便明火做饭，先生的女儿到食堂为我们买来一桌丰盛的饭菜。先生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因我不喝酒，就以饮料当酒，与先生共进午餐。今天先生胃口颇好，喝了一罐啤酒，和我一样，吃了一碗米饭、一个大鸡腿、一个肉丸和一些蔬菜。饭后，我怕影响先生午休即告辞，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开门送我到电梯口，依依作别，并让我向我的夫人和孩子问好。
离开先生家，我迈向南开园，去找师兄王佰全教授聊天，看看我已经离开了20多年的那间实验室，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90年代先生在黄山
【后记】先生从微信上看到本文后，特意微信和电话感谢我，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作，并一再跟我说，“虽然在南开工作了五十年，但能力不够，水平有限，成绩甚微，不值一提。现在年纪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望后辈精英，为南开的未来创造更大辉煌。”
【鸣谢】南开大学前校长龚克先生阅后，给我发来微信鼓励并教正：“写得好，受教了。最后一段‘师兄王伯全’会不会是‘王佰全’之误？另，我父亲并未从清华化学系毕业，而是提前肆业调到中宣部（当时为组建科学处从高校理科党员中抽调了好几人，如物理系何祚庥、生物系罗劲柏、化学系龚育之），那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之后清华理学院调入北大，周光召等就去北大了。”我已根据龚校长的指正，修订文中笔误和不严谨之处。
这就是我的南开先生们！
【备注】这是本人于2019年教师节前夕写的一篇随笔。随后被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杂志主编发掘，文章经编辑缩写后发表在2019年第12期发表。今天在瀚林国际略有修改，全文刊发，一为致敬师者，二为希望读者朋友也能像我一样幸运，在求学、工作、生活时遇到真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瀚林文化智库 钟秀斌简介】
钟秀斌，资深媒体出版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是全国著名的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学者；南开大学创始人（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研究会特邀理事。以其合著《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画传》而蜚声海内外。 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他在新闻出版行业从业20年，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北京晚报》《今晚报》《文汇报》等全国知名报刊发表400多篇文章，并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10篇专业学术论文。 他主编出版了《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小球大世界——清华乒乓故事》《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李四光和他的时代》《茅以升：通往现代化之桥》《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等，合译出版《管理百年》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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