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各种人才辈出，到了明朝更是“朝士半江西”，延续了唐、宋以来的辉煌。《明史》中载” 国初馆阁莫盛于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足以说明在有明一代，江西为高官者多。
明朝官员
现象自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杀了丞相胡惟庸（？—1380年）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1、明朝首辅人数江西第一
明代历任首辅共53人，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刘一燝等10人，历任首辅中江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
明朝江西籍首辅任期最长的是杨士奇，21年，第二是严嵩，15年，最短的是刘一燝，在《明史》中严嵩是入了《奸臣传》的。
明朝官员
从上述统计中能够看到，江西人在明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人也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永乐初年，杨士奇就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进士和官员大省——浙江和江西还为此要一争高下，本身没有意义，但足以说明江西位居高官的多。
2、明朝阁臣人数江西第二
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164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27人；江苏：22人；江西：22人；河北：17人；山东：13人；湖广（湖北、湖南）：12人（其中湖北9人、湖南3人）；福建：11人；河南：10人；四川：10人；安徽：5人；广东：5人；山西：5人；广西：2人；陕西：2人；云南：1人。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人数多，影响大。
原因1、明朝是第一个由南方人建立的大一统政权
这一点很重要，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明朝也是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起家的，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明朝历代皇帝会大量启用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如果不是明成祖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可能更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经济、文风转移至南方，南方工商业兴起，读书之风尤盛，这也是后面要分析的原因。
2、人口众多，农业、手工业经济发达
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名扬天下。
3、江西人会读书，江西这地方也适合读书
庐山白鹿洞书院
江西历来文风鼎盛，读书人层出不穷，是科举大省，也是强省，在大明王朝，这方面，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风”，吉安府“环吉水百里之疆多业儒”，广信府“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课子孙读书为事”。
作为大明王朝的人才储备库，明朝代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3148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
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19人；浙江19人；江苏18人（含上海）；福建11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
大量的进士、状元为江西人成为朝廷高官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
4、江右商人的介入
封建王朝走到明清，商人早已不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行业，商人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出将入仕，光宗耀祖是很多富裕起来的商人们对子女们的期望。而那时候江右商帮又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国内商界力量。从制度上讲，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参加科举的便利。
对明代江西籍官员素有研究的曹国庆先生认为，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嘉靖间江西铅山曾出了个内阁首辅费宏。曹国庆先生以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为例，发现他们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内阁首辅费宏。这些人当官之后，必然成为其家乡及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对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阶层多多照拂。虽是人之常情，但首辅之言谁敢不照办啊（参见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12期）。
万寿宫--江西人的会馆
同时江西的工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业，明代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西铅山盛产铜矿，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另外，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明朝，大量商人家庭的子弟出来读书做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大量文官出身工商业家庭，而且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
5、同乡在朝好办事，抱团取暖式的勾党结派
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样也是很多写到此类文章的人会刻意回避的一个原因，尤其自媒体作者及网上吹嘘类人员。明朝各个时期，勾党结派一直存在，有时候还相当严重。最有名的当属东林党、阉党，形成党派的原因很多，共同的利益诉求，来自相同的地方等等。勾党结派不仅会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同样也会影响到进士、状元的选拔等。
吉安白鹭洲书院
从首辅籍贯看
解缙（1369年—1415年），今吉安市吉水县人
胡广（1370年—1418年），今吉安市吉水县人
杨士奇（1366年—1444年），今吉安市泰和县人
陈循（1385年—1464年），今吉安市泰和县人
陈文（1405年—1468年），今吉安市吉安县人
彭时（1416年—1475年），今吉安市安福县人
费宏（1468年—1535年），今上饶市铅山县人
夏言（1482年—1548年），今鹰潭贵溪人
严嵩（1480年—1566年），今新余市分宜县人
刘一燝（1567年—1635年），今江西南昌人
解缙是胡广的儿女亲家，夏言是严嵩的伯乐，前任首辅，江西籍的前六位首辅全部来自吉安市，前两位还是吉安市吉水县人，因此吉安也赢得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美誉
同乡在朝好办事，这种抱团取暖式的勾党结派在明朝比较明显。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度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消除了士族门阀垄断，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上来，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血缘和区域上的帮派。想要从政，必须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但人毕竟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出于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明朝时期地域联系比较看重，成为以地域为关系的纽带，比如东林党，严嵩也是典型的以江西地域为首的党派首领。
盛极必遭嫉从首辅、阁臣和状元数量看，浙江并不输江西，江苏等省份也很强大，为何民间有“朝士半江西”一说？
原因在于，明朝前期，江西入仕和在朝为官的比率很大。洪武年间，选拔的881位进士里，江西籍占147位，建文年间，占到了五分之一。顶峰是在建文二年（1400年）的殿试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并且都是吉安府人。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470名进士中，江西籍有110人，占据了四分之一，更逆天的是，除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外，第4-7名还是江西人，这在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明朝前期，内阁首辅一大半时间是由江西人担任，分别是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彭时之后，江西相继有费宏、夏言、严嵩等人担任首辅。
这些江西人在朝为官都是抱团的，引起有些人不满。比如正德年间的吏部尚书焦芳（1434年—1517年），因为当时有江西人得罪了他，他就与大太监刘瑾（1451年—1510年）联手上奏皇帝：“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请皇帝减少江西50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高官。不仅如此，他还说 “宋朝因王安石、元朝因吴澄灭亡，不可再用江西人”，没想到当时正德皇帝准奏了。与此同时，焦芳与刘瑾却为他老家陕西增加了95名乡试名额。
严嵩之后，江西人就更不受欢迎，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1525—1582）就非常排斥江西人，当年汤显祖（1550年—1616年）就是因为是江西人，在科举考试中被刷了下来。江西人在明朝当高官，在严嵩之后，除了刘一燝短暂的当过首辅之外,再无江西人任首辅，且阁臣，进士也较少了。这与焦芳、刘瑾、张居正三人排斥江西人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与当时经济、文风转移也有一定的关系。
后记当然，所有原因中，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原因。明朝后期开始，江西人开始慢慢淡出全国的政权中心，整个清朝，江西出的高官更少，就和江西的经济地位下降有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江西在唐宋元明之所以辉煌，就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西农耕经济、手工业经济逐渐发达。进入清朝后，战乱频繁，尤其是太平天国对江西的破坏尤甚，后又错过京广铁路，水运逐渐被铁路、公路取代，海洋经济到来，作为内陆省份的江西经济一退再退，导致江西逐渐被边缘化。
明朝江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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