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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逝世80周年
出走是一种逃离，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逃离荒凉的故乡、冷漠的家和痛苦的感情生活，逃离种种不甘心与不情愿，追求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和写作自由。
原文 ：《萧红：在路上》
作者 | 中山大学 郭冰茹
图片 | 网络
1942年1月19日，萧红躺在香港玛丽医院的病床上，长期的贫困、疾病早已拖垮了她原本就羸弱的身体，此时的她更因为被误诊为喉瘤，切开了喉管而致使病情雪上加霜。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萧红有些怆然，也有些不甘。她示意陪在身边的骆宾基拿来纸笔，留下了这一生最后的文字：“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那一年，她只有31岁，还那么年轻，那么才华横溢。
在“物”的层面上对人性的拷问
就在萧红离世的前半年，她完成了《呼兰河传》这部回忆自己家乡和童年生活的长篇小说。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萧红用冷静却不乏悲伤，调侃却不乏愤怒的笔调详细地描写了东二道街上的一个大泥坑。这个大泥坑给过往的路人带来的不光是不便，更多的是危险。曾有个孩子掉了下去，所幸被人救起，可是人们议论纷纷的不是怎么想办法填平这个泥坑，而是抱怨学堂设在庙里，冲撞了龙王爷。呼兰县城里的大泥坑长长久久地呆在那儿，泥越来越厚，坑也越来越大。它目睹着乡民们一茬茬地生，也一茬茬地死；它吞噬了王寡妇、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其他许许多多小人物的种种悲剧。这大泥坑仿佛一个隐喻，滋养着人们的惰性和麻木，使人们对别人的悲剧冷眼旁观，对自己的悲剧逆来顺受。这就是萧红笔下“荒凉”的故乡，一个充满了冷漠、无知、愚昧和麻木的小城。
想必当时熟悉萧红的读者和评论家对《呼兰河传》的书写风格并不陌生，因为早在1935年，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就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过一群丧失了精神上的崇高感，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的农人们。在这片“生死场”中，女人在生产，田野里农人在流汗，窗外的墙根下母猪在生小猪，而那些死去的人们常常被草草地掩埋在乱坟岗上，然后又被野狗刨出来撕食。人，无非就是直立行走的两足动物，大自然食物链中的一环。人与人之间毫无怜惜，那种被诗里赞过、歌里唱过的爱情和亲情全都简化成了猎犬和猎物、大兽和小兽之间撕咬和争斗。当然，农人们也有感情，只不过这感情都投向了果菜和他们豢养的牛、马、羊，所以，萧红说：“农家无论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1921年萧红逃离了荒凉的故乡，从呼兰县到哈尔滨、到青岛、到上海、到日本，之后再回上海、去武汉、赴重庆、到香港，短暂的一生始终在路上。我一直记得她在《商市街》中的那段描写，写她如何紧紧贴着门板，努力不去“偷”隔壁门前放着的“列巴圈”和牛奶，然后在肠子的轰鸣声中挨过一天的情形。其实，在萧红的漂泊岁月中，饥饿和贫困是她生活的常态，即便成了作家，有了稿费收入，也不足以衣食无忧，甚至连好好调养一下羸弱多病的身体都是奢望。
因为对贫困有着切肤之感，萧红在“物”的层面上对人性的拷问就显得格外真切。在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中，萧红始终以“钱”的名义来审视人际关系，哪怕是在父子和夫妻之间。马伯乐就常发感慨：“人若能变成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啊！”因为战事临近，也因为没本事赚钱在家里得不到尊重，他只身逃到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更让他感觉到没钱的难堪。在龌龊不堪的地下室里，他一面安慰自己逃难之中一切从简，一面盼着日本人早点打进来，马太太早点逃难到上海，好结束自己的贫困生活。后来，当然，马太太来了，马伯乐得救了。
不知为什么，马伯乐让我想起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一个城市的陷落成就了一段原本充满心机和算计的爱情；一个城市的陷落让一个穷困潦倒的人脱离了苦海。在张爱玲看来，天长地久的爱情是虚无的，靠得住的也只是自己腔子里的一口气。在萧红看来，救亡可能也是虚妄的，无论战争是否存在，是否延续，“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总是起着作用。这样看来，在那个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战火纷飞的年代，萧红是独特的，不论是为文还是为人。
坚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
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出版，鲁迅关于“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阐释和胡风关于“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总结，也几乎奠定了此后《生死场》的评论基调。但萧红笔下的“战斗意志”似乎没有那么“重”，农人们的反抗大多出于冒险、投机或是求生的本能，而非信念和意志。尤其当金枝说出“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时，给读者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怕是“战斗意志”难以涵盖的。或许萧红想追问的是，反抗成功了，日本人被打跑了，农人们的生活会有所改变么？生命会得到尊重么？像金枝这样的可怜女人会摆脱男人的侮辱和损害么？……
萧红正式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左联”已经成立，她被鲁迅引荐进入文坛，进而与左翼文人交谊深厚。一般而言，一个刚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若能进入一个实力雄厚的文学社团，对他个人的写作生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就像当年文学研究会之于冰心，新月社之于林徽因、凌淑华一样。但是萧红并没有加入包括“左联”在内的任何社团。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民族危机加剧。萧红和其他革命青年、文人学者一样面临选择，是继续留在沦陷了的上海，还是前往武汉、重庆或是延安，此时的选择对所有人而言，不仅是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更是写作方式的选择。同为作家的丁玲建议萧红去延安，不过，萧红还是决定跟端木南下武汉，进而是重庆和香港。有人说萧红固执，不愿受约束，她与聂绀弩的那段著名的对话总是被研究者引用，当聂绀弩认为萧红是个优秀的散文家时，萧红为自己的写作辩驳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坚持可见一斑。或许正是这种固执与坚持，让她不肯停下漂泊的脚步。
萧红是一个始终在路上的人，出走是一种逃离，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逃离荒凉的故乡、冷漠的家和痛苦的感情生活，逃离种种不甘心与不情愿，追求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和写作自由。一个始终在行走的人，注定是一个无法乐天知命的人、一个总想远离纷扰人事的人，这让作为女人的萧红格外的不幸；一个始终在行走的人，也注定是一个有个人追求和独立个性的人、一个坚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的人，这让作为作家的萧红成就了一世文名。1986年，哈尔滨呼兰县的萧红故居重新修葺，辟为萧红纪念馆，萧红曾就读过的小学也更名为萧红小学。19岁那年出门远行的萧红终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了她的故乡，结束了她的漂泊。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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