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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久以来，武松一直在寻找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天理”。
武松出道后一路都以神勇武力示人，徒手毙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铲除恶道飞天蜈蚣，凡此种种，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愤怒复仇天神的形象。
然而细读《水浒传》，却可看到武松实际上是个老实的本分人。他处处尽力遵从纲常伦理，守礼不逾矩，凡事都想按着朝廷法度来。
武松是如何处理他遭遇的一系列事情的呢？我们来仔细盘点一下《水浒传》里写武松的细节：
一、潘金莲温酒色诱，他泼酒呵斥她不识羞耻，怒目圆睁说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是败坏人伦风俗的猪狗；
二、武大郎被毒死，他查明真相后，规规矩矩到县衙告状，首先想到的是走正常法律诉讼程序；
三、告状没有用，只好靠自己武力替兄复仇，但斗杀西门庆后他并没有逃跑，而是到县衙自首，认为自己“犯罪自当其理，虽死而不怨”，仍然是遵纪守法；
四、刺配流放孟州途中，十字坡张青劝武松结果了两个公差，去二龙山落草，武松却说两个公差一路服侍自己，他若那样做，“天理也不容我”；
五、到了孟州牢营后，囚徒提醒武松要准备些金银好处给差拨官，以免吃杀威棒的苦头乃至枉自送命，武松却昂身而起，情愿挨上一百杀威棒，也断然拒绝行贿；
六、投奔二龙山路上，经过孔家庄，宋江邀请武松一起去花荣的清风寨，武松婉拒，坦陈自己犯下人命大案，会连累宋江与花荣，这反映了武松心地朴实，义气深重。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需要特别注意到：武松连续遭了陷害、被迫返身报仇雪恨杀了张都监家上下十五口人后，武松心里想着的还是遵守纲常伦理——那就是他在出了孔家庄、辞别宋江时是这么说的：“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请注意，《水浒传》里“招安”这个词并不是首先出自于宋江之口，而是武松在逃亡路上时第一次提出来的。
这就是说，直到穷途末路了，武松还是在努力想要回到一个正常社会里做个安分守己的好子民。
然而，武松怀着美好与善良投奔社会，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坚持，得到的却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冰冷的残酷现实。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多多少少也都有些类似的人生经验。我们一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课本上教育我们的都是要真善美、讲真话、做真人、乐于奉献、见义勇为、大公无私、高风亮节；老师与父辈谆谆教导我们的都是要诚实、善良、守信、礼让、正义、处处为人着想……然而当我们进入社会以后，直到摔得伤痕累累，才知道很多时候“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到得后来，现实里的你如果还能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还能一直做到不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昧着良心做生意、不违心做人做事、不谄媚告密、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不偷奸耍滑、不行贿受贿、不欠钱不给、不恃强凌弱、不危害公共利益……甚至你能自己不上当受骗、不幼稚犯傻，那已经就算是个了不起的大好人了。
在这片土地上，现代社会应该是中国五百年来的最好时期了吧？但即便如此，课本上的道理与现实的反差还是如此之大。
武松教育程度应该不高，但从他能胜任一县都头、会写字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他至少上过一段时间私塾，多少接受过一些儒家理论教育。武松由此笃信儒家的天理纲常，并努力在实际生活中兑现，想要做个真正言行合一的正人君子。
然而，现实社会却一次次“教他做人”，告诉他：武松你太幼稚了，那根本行不通。
武松是虚构的角色吗？是的，他是个小说里的人物。
但武松这个角色的“人设”却并非是没来由的，他是帝国社会里少数“道学先生”的真实写照。
二、
像武松这种洁身自好、嫉恶如仇、严格遵从程朱理学教义、坚决做到言行合一、认死理不拐弯的“人设”，大明王朝的海瑞可说是完美地对号入座。
海瑞嫉恶如仇，仗义直言，甚至是敢于直接抨击皇帝本人施政失误、迷信误国、生活奢华，气得明世宗看了奏疏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了”，结果宦官说：“这人是个傻子，不会跑的，听说他上疏前连棺材都买好了，已经跟妻子诀别过了”；
海瑞也洁身自好，吃粗粮，穿布衣，全家人都穿着打了补丁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平时饭菜就别谈什么鸡鱼肉蛋了，直到老母做寿，海瑞才舍得上街买肉二斤；为了解决县衙的生活困难，海瑞老婆过去当厨子，老仆上山砍柴，海瑞自己则动手在院子里开辟一块菜地，亲自种菜；
海瑞也绝不放过身边任何一点有违“天理”的人事，拒绝人情世故。就任淳安县令后，他对县衙上下一切灰色收入坚壁清野，隔绝一切常态的收受下级供奉“火耗”、“炭敬”的行为；当他就任应天巡抚的消息传出后，地方上一些下属吏员都因此吓得辞职跑了，豪门权贵吓得把红色马车漆成黑色，钦差大臣吓得减少跟班随从；明神宗时，72岁的海瑞任南京右都御史，属下御史偶尔戏乐，海瑞也要按明太祖法规予以杖刑，于是百官恐惧。
海瑞的全部所作所为，全都是遵照宋明理学的思想教导去做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把接受的“天理”理论落实到行动里。
武松与海瑞是如此相似：武松拼尽全部生命能量，宁肯送掉性命，也要以拳头神力对抗一切有违“天理”的社会现象；海瑞放下全部个人利益得失，以大无畏的殉道精神在捍卫“天理”的路上一往无前。
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他们都无法容身于当时社会：武松被迫披头散发做了个不伦不类的道士，落草为寇；海瑞同样一步步把自己推进了死胡同。
海瑞走到后来，连他满腔热血效忠的大明皇帝都说他只适合做个高悬的好牌坊、而不宜派他办理实际事务。海瑞一生实践天理之心可昭日月，可是他对纲常伦理的绝对执行、对刁蛮刻薄母亲的绝对孝顺服从，却导致了他先后休走了两任妻子、虐死了两个妻妾，几个子女也陆续早早夭折，家中透着一种可怕的气息。海瑞本身去世时也可谓是凄凉至极，同事王用汲看到他家中只有葛布制成的帷帐、破烂的竹器，不禁悲泣，凑钱为他办了丧事。
武松与海瑞为什么跟帝国社会环境如此格格不入？
那是因为他们对“天理”一心一意地遵循与不折不扣的落实，既违背了帝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也违背了基本的人情人性。
大明王朝确实也有少部分官员廉洁自守，例如在“土木堡之变”中挽救大明江山于既崩的名臣于谦就特别清贫照人。但总体而言，贪腐才是大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像海瑞这样苛刻地依照“天理”自律与律人的极端案例，大明三百年间也就出现一个；海瑞刻板地奉行三纲五常伦理要求，对待妻妾儿女刻薄到近乎无情，也同样是律人的极端表现。
“极端”是对“一般”的高度归谬。极端个例越是显得突兀，恰恰越是说明它违背了一般常态。
三、
所以，常识是什么呢？
第一，以个人行为而言，常识就是：“自私自利”是人行为的基本动机，实现、满足与扩张“人欲”是人社会行为的基本常态。
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一个社会的道德内涵，如果不能将这两种“基本动机与基本常态”纳入到合理的轨道上去，甚而至于排斥它们，那么其长期运行下来的结果必然是朝廷法度被大面积破坏、天理道德被广泛违背，多数人的社会行为也必然是表面一套、实际背后又一套，于是“虚伪”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该社会群体行为的常态。
帝国社会为什么会源源不竭地产生那么多的“伪君子”呢？那是因为在天理昭彰的境界里，君子可以“舍生取义”，更不必说“取义忘利”了，所以一个人自私的或自利的真实面貌是不被其普遍道德内涵接受的，于是只好带上面具去表演。
最终，法度与道德双重败坏的局面又将帝国社会推入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时候就需要出现极少数的英雄来奋起对抗、挽救。但由于上述底层逻辑在帝国社会里无法改变，所以这些英雄又注定会沦为悲情英雄、悲剧主角，留下悲哀身影——直至在败坏的废墟重建帝国，让这种历史剧情在一个新王朝社会里再次重新萌芽、开花、怒放，如此循环。
除非他们能开天辟地，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一种新的道德内涵的可能。
然而在思想因循守旧的帝国社会，那基本无望。
所以，武松这样的传奇故事并不是值得赞美的英雄壮举，而是映照北宋晚期人欲横流、社会业已腐烂到骨头里的可悲；海瑞这样极端自律与律人的人物也不是值得跪拜的青天牌坊，而是对大明王朝肌体内的“天理”与“人欲”在长期冲突中终于崩塌、帝国业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讽刺。
健康的身体不需要神医，健康的文明社会也不必出现武松式或海瑞式的传奇。实际上，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态里，不会总是诞生那些不断需要愤怒英雄们出来对抗或拯救的极端事件的。
第二，以世俗事务而言，常识就是：在人欲与天理长期冲突下，要阻止朝廷上下的普遍腐败，只能在深刻认知一般人性常态的基础上，从源头上设计出一种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能自动触发预警与熔断的、切实可行的合适机制，而非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哪种“天理”道德、幻想人人都能被教育成超凡入圣的君子与楷模。
指望帝国“正人君子”们的清廉高洁、公平公正？但凡有些乡间基本生活经验积累的百姓，他们仅仅凭着感性的生活常识就能知道县衙里那些高悬的明镜、匾额、联语多半是心照不宣的假象。
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否则为什么《儒林外史》会写出范进中举后疯掉了的故事呢？
第三，以价值观而言，常识就是：任何一种“天理”的创造与确立，同样必须是建立在充分认知人性的基础之上，而非总是需要不断去逆反人性。
如果一种“天理”总是弄到必须去不断对抗人性常态的地步，那它最后大概只有败走人间一途。
海瑞如此，武松也是如此。
真要在现实社会里，武松这样的人根本就活不到上梁山，甚至活不到二龙山。张都监作为快活林酒楼的幕后收租人，以他笼络武松时所表现出的心机与手腕，他怎么可能会大费周章地让你演到大闹飞云浦那一集？他只须安排下人在武松日常饭菜里下毒就可以轻松结束剧情了。
四、
我们再来看看与武松、海瑞相反的情形。
就在武松一路寻找这种叫做“天理”东西的同时，潘金莲却一直在寻寻觅觅逃出这个叫做“天理囚笼”的人生窗口。
若不是帝国社会的纲常伦理道德如此逆反人性，以潘金莲那般姿色人材条件，她和武大郎又没有什么超越物欲的心灵世界相互吸引，那她怎么可能嫁给既贫穷又无多大事业抱负、还矮丑木讷的“三寸丁谷树皮”呢？就算被迫嫁了，她以后怎么可能会不离婚呢？
假如是在一个天理道德符合人性的健康社会里，潘金莲完全有大把机会自由寻找属于她的爱情，而不至于被迫在人性的牢笼里压抑多年。
然而，仅仅是“夫为妻纲”、“在家从父、既嫁从夫”两句帝国社会的纲常伦理道德，就吞噬了潘金莲的全部人生希望，就将她牢牢锁死在了人生的黑夜里，而且没有出口。
因此，潘金莲并不可恨，而是十分可怜。她的青春生命里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光，更可怕的是没有希望。
潘金莲实际上是一个比武大郎更为可怜可悲的受害者—— 一个生而无辜的、继而无助的、“天理”道德的祭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潘金莲端给武大郎喝下的也不是什么砒霜，而是一碗叫做“夫为妻纲”、“既嫁从夫”的纲常伦理毒药。
害死武大郎的并不是潘金莲，而是逆反人性常识的“天理”道德。
五、
既然帝国社会的“天理”是如此逆反人性，那么武松在《水浒》那个世界里也就注定找不到什么“天理”了。
武松一心想要寻找“天理”，结果处处碰到的却全都是“物欲”：
兽欲（景阳冈老虎）、色欲（潘金莲与西门庆）、贪欲（县令与牢营差拨）、利欲（张都监）、权欲（霸占山岭的恶道飞天蜈蚣）、控制欲（朝廷借“招安”之机的利用与算计）。
这就是为什么武松与海瑞一路认认真真践行程朱理学“天理”、到头来却在处处“物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原因。
《水浒传》之所以能成为传世名著，我认为不仅仅在于它描绘了帝国社会的败坏与荒诞，更在于它揭示了一般人性的常识。
其实不论是虚构小说里的武松，还是现实社会里的海瑞，陷入如此境遇的又何止是他们两个人？
当程朱理学被刻板教条化、纲常伦理成为主导人心的不可碰触的天条，当逆反人性的天理成为囚禁人们心灵的大法器，当一个社会肌体内“天理”与“人欲”的矛盾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导致的，是帝国社会里精英群体像是一个个被天理罗网缠绕的飞蛾，越挣扎，越是动弹不得。
我们不妨在回顾一下大明帝国的历史，看看缠绕在这张天罗地网里都有哪些人呢？
一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在朝廷上下的声讨大浪中，被塑造成了心怀叵测的“国贼”；
一代抗倭英雄戚继光南征北战之后，却落得个被弹劾、罢免、郁郁而终的凄凉下场；
一代边关名将袁崇焕被猜忌、逮捕、凌迟处死，群众抢食其肉；
一代富有创新思想的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后仍然没有出路，最终被以“离经叛道”之名围剿、下狱，绝望之下以一把剃刀割喉自杀……
还有更多数不胜数的帝国精英。
实际上，弥漫在海瑞家里的那一种诡异可怕的气息，在本质上更像是整个大明帝国的一个镜像缩影。
在程朱理学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大囚笼里，帝国社会大部分精英都不过像是一只只左冲右撞的困兽，无路可走，不得善终。
他们对应的，正是《水浒传》开篇出场的两位大宋社会精英命运的不祥隐喻：
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运走他乡，最后从主流社会遁隐，不知所终；
另一位禁军教头林冲被刺配流放，又被一路追杀，最终在风雪山神庙被迫逆反，上了梁山。
六、
客观上讲，从儒家理想来看，仁、义、忠、孝、悌等儒家精神当然有着很多光辉的价值。
儒家本身是一种积极入世的、而非那种寄托于虚无缥缈来世的文化，它强调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重视人生命的可贵（仁者爱人）。这种传统中国的能量根源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有强大的积极意义。
可是到了大明帝国时期，“宋明理学”发展到了以僵化的纲常名教舆论要求人人化身道德完美无缺的君子，那大部分人在实际生活中哪能做得到呢？
宋明理学的核心人物是朱熹。《礼记》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语，而朱熹的主张正在于此，他认为“人欲”与“天理”既永远纠缠于一个人毕生生命之中，又始终处于彼此对立的紧张关系中，二者永远在拉锯战——这当然是没有错的，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乃至世界上大多数人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又说应当“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什么呢？因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那意思就是说只有“人欲”少一分、退一步，“天理”才能多一分、进一步——这种理念本身也还是清澈光明的，引导人心向着“超凡入圣”的路子上走，其描绘的星光熠熠之境自然不必说是很好的。
朱熹这里说的“人欲”，他也特别说明并非指人生命中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欲望，而是指那些过分的、过度的、超常之欲（例如朱熹说饮食本是“天理”，美食则是“人欲”）。
纵然如此，假如我们抛开那些真正力行克己修身的理学家、少部分返璞归真的人们不谈，以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克制人欲”的理想主义也是不切实际的。
不论在何种社会，当一个人基本的生命欲望得到满足以后，他必然会想着追求更好、更高级、更丰富的欲望。这种一般人都会燃起的“人欲”，对大多数人来说，如何可能靠着冥想“天理”去克制呢？
例如当一个人挤公车、挤地铁时，他可能只是梦想有辆桑塔纳之类的代步车；可是等到他有了桑塔纳，开了几年之后，他往往就会想着什么时候能换辆中级车帕萨特呢？等到他晋级帕萨特几年后，他却又想着高级车奥迪、宝马、奔驰了……然而当他坐惯了宝马奔驰之后，估计又想着有朝一日拥有私人飞机了。这类普遍的、胃口不断扩张的“人欲”在一般人那里可谓俯拾即是。就算朱熹所举例批判的贪求美食那种人欲，在今天不也早已被人们视为自然之理了吗？商场饭店、酒店餐厅固然以美食为宣传攻势，人们日常也往往以美食招待朋友为礼，而美食、美服、美景、美用、美物早已创造了巨大消费市场，拉动了内需。
朱熹生逢南宋积弱社会，朝廷上下却还声色犬马、醉生梦死地享受，那首“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愤慨之诗就出自跟他同时代的林升笔下。以当时南宋社会危机的现实而言，确需全社会上下、尤其是精英阶层克制人欲之中的贪婪、放纵、荒疏，聚精会神地去救亡图存，这没问题。
但程朱理学发展到大明王朝，主张大家都克尽私欲、都往做圣人的路子上去，张口天理，闭口道德，而且往往在实践中还都以高标准“宽以待己、严于律人”，大部分人自己都未必做得到的事情却拿去苛求别人，这哪里能行得通呢？
结果就必然就像上文说的那样，导致帝国社会虚伪横行、谎言遍地，制造出一群群言行二元分裂的伪君子。
理想固然是光明的，理念也是好理念，但一旦过于脱离现实，还用它强求于实际社会自然是必败无疑——大概这就是明代士人为什么写出了《水浒传》、《金瓶梅》等嘲讽那个败坏、虚伪、荒诞社会的小说之缘故吧！
七、现实、展望与结语
现实意义
直到今日中国，“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明。
它投射到实际生活里，常常是一边鼓励人欲充分发挥、以形成蓬勃的市场发展动力，一边是如何约束欲望、以阻止资本作恶的不断发生；一边是充分调动公务人员积极性、以进取有为，一边是如何防止钻营投机与权力寻租、以阻止腐败的蔓延。
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正是这种两难之际的形象概括。
我们常说要“恪守本分”，人欲扩张当然是逾越本分，但究竟什么是本分呢？一个本分的、避免犯错的、低欲望的社会，会不会又令发展止步不前或衰退？且就算它是好社会，但在全球激烈角逐的今天，这样的社会有强劲竞争力与蓬勃生命力吗？
然而，若是一个以“人欲”压过“天理”的社会，又必然是权力腐败与资本作恶的普遍发生，这样的社会又必然自己先垮掉了。
存天理，灭人欲，这固然是不行；
存人欲，灭天理，却更加不行。
正因为两难，正因为充满矛盾，所以才有深刻思考的必要。
这无论是对于一个个体、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对于一个文明来说，都关系非小。
个体修身的展望
“超凡入圣”的个人修身之志可追，也值得追。例如晚清的曾国藩就曾经在日记中写下了“不为圣人，便为禽兽”的理想，最后也真的做成了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伟业。
但毕竟不能以“超凡入圣”要求于大多数人，毕竟孔孟、耶稣、释迦摩尼那样的圣人固是千年一遇，“满大街都是圣人”的理想之境在现实世界中也终究不可期。
看看世俗社会里的那些精英豪杰们吧，哪个不是有着大欲望的肉食动物呢？
正所谓“大英雄必有大欲望”，就算曾国藩那样的一代人杰也并不是什么“白莲花”，他在荡平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也是煞费苦心地为潇湘子弟谋取加官封爵的实际利益吗？湘军破城，他也不是默认士兵们抢掠三日、胡作非为吗？他自身不也是被时人称为胸藏权谋、功名欲旺盛、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吗？
反过来说，不正是有了各种各样不可遏止的、无穷无尽的“过分”欲望，才催生了人类无数的进取心、企图心、雄心吗？
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非分的”欲望之心，因此才有了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才有不断的探索、发明、创新、创造吗？不然哪会有后来的蒸汽机、电力、电灯、电话、发动机、汽车、飞机、高铁、5G、火星登录呢？
以现代眼光看，追求“天理”值得崇敬与仰望，放纵“人欲”洪流肆虐起来也必将产生无穷无尽的恶，但“人欲”终究还是难灭，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必灭。
如果说“人欲”如洪水，那么在个体修身的路上，大禹治水的故事早就告诉我们了如何对待“人欲”：堵，不如疏，不如因势利导，不如转化为动力。
群体道德的展望
对于社会整体存在形态而言，在长远的未来，极大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福利社会，万物互联的物联网世界，不同社会理念与制度的冲撞、和解、融合与因此不得不根据现实而做出的整体调适，今人或许真能使得群体的未来无限接近于古人设想的一种模糊的“大同”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无贼，世间绝匪。
但对于一般群体而言，不要问“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性根本就是复杂的，不可统一的，不可标准的，不可规划的，不可设计的。
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庸俗而自私的。在已经发生过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我们从中得到的一般事实向来都清晰可见，那就是——少数人的天理，大部分人的物欲。
所以，人类社会的一般群体道德是不可假设的，更不能试图以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行动去论证这种假设。
基本上，对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群体道德的进步来说，它只能自然而然，而无法刻意追求。
群体人性改造的展望
“教化万民”（在现代社会则为思想教育）、移风易俗、尚德崇善、表彰奉献精神、颂扬克己利公行为，是必要的、可行的、有益的。
但若以此苛求一般社会群体，则是灾难。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绝对不可以订立“白莲花”的标准去要求人性，乃至压抑与囚禁人性。有史以来的一切社会实践经验都表明，在一切试图强制推进群体道德进步的事业上，人类从来没有过取得过任何一次广泛的成功。
相反，可怕的是，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凡是以“白莲花”的标准去苛求人性的社会实践，到最后无一不是导致谎言与荒诞的普遍发生，而那样的社会到头来一定不可持续。当局面坏到无法维持时，或是崩溃、或是革命、或是大改革就会发生。
当年大锅饭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之所以把社会逼入到了悬崖边缘；“狠批私字一闪念”等改造群体人性的社会运动之所以造成历史性灾难，固然是肇起于当时客观的时代大背景下，但谁也不能否认，它也少不了主观上对于群体道德浪漫假设与追求，至少部分原因也是出于一种对“六亿人民尽尧舜”理想之境憧憬的结果。
而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在于承认了人的“私欲”正当性，从而使得农、工、商领域的包产到户制成为可能；正在于破除了对群体道德浪漫化幻想的枷锁禁锢，释放出了广大民众想要实现、满足、扩张“私欲”的广阔机会，这才极大地解放了蕴含于庸俗大众之中的汹涌澎湃的生产力与创造力。
在更早时期的革命最终之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靠得也不仅仅是前辈们对理想主义社会的坚韧追求，更在于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措施充分调动了大部分一般民众的渴望，使他们出于“私欲”的目的对已获得的或即将获得的实际利益迸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烈拥护与自觉捍卫的动力。
在我们一面孜孜以求理想之境的道路上，一面承认客观现实世界的庸俗化，大概这才是人类生活的本来面貌吧！
毕竟，中国远近的历史都已一再用它们正反两面的经验不断重复了一个基本事实：实行天理的唯一路径就是通过人欲，任何不经过人欲检验的天理都是幻觉。
结语
我完全赞成人群中那些极少数自负使命的杰出人物，他们出于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自我觉悟，可以用极严格的自律精神过着清教徒式的严肃生活，苦心孤诣，披肝沥胆，以率领人群之中那些愿意披荆斩棘的少部分精英群体，冲锋在前，为人类社会探索未来。
但是必须看见，少数杰出人物的精神境界及追求并不适用于一般个体，这种甘于自我苛求、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任何社会都是大部分人不太容易具有、也不太愿意具有的品质。
因此，我们也必须反对任何以一般群体为对象的严格的道德指示或普遍实践，那将不但很难如愿，而且一旦强力推行的结果就可能造成后悔莫及的社会灾难。
面对一般群体的自私自利的属性倾向，也许只须设立群体道德的下限就已足够了：第一，保有法律层面上的不能逾越的群体道德底线；第二，通过这种基本法律底线层面上的约束以营造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也许可以形成另一种底线的上限（而非下限）——使得群体最低限度的良知不致于因为个人利益的诱惑而完全消隐。
勤劳的自私生活，不被外部强力因素干涉的道德自由与权利，就是适合大众的稳定的喜乐、努力可及的“小确幸”，就是滋润社会健康生态的多巴胺，就是生长社会活力的保证，也是孕育经济创造力的源泉。
在真实的而非想象的群体世界里，不必追求有多少道德高尚的圣人，但使人间没有巧取豪夺的强盗与违法乱纪的恶吏，那大概就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理性的好社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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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本人公众号“李不太白”，为论秩序系列之2，内在逻辑承接上篇：
《晁盖的拳头，宋江的道统——论社会秩序的存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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