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各派大都有师承谱系，南禅列出了二十八位祖师，虽然说这二十八位禅师未必每一位禅师在禅宗发展史上都同样重要，但是，这谱系中的第二十八祖却是一位显赫的禅师，他既是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在禅宗发展史上是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他既是“西天祖师”接续“中土祖师”的开拓性人物，也是由传说中的“神祖谱系”接续着现实生活中人的“祖师谱系”的过度人物。也就是说，他是由神坛到人间的传承人物，又是从天竺到中土的传承人物，而且，他还是中土禅宗的源头人物。
在中土佛教发展的历史上，菩提达摩这位佛教的杰出人物是有真实的史迹可考的。在北魏时的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和唐朝高僧道宣所著的《续高僧传》中，都有关于菩提达摩的较为可信的记载，这两书的问世离达摩的活动年代皆是相去不远，其所记录的史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其所载的史实应该是没有为后来的禅师所修改过。
达摩禅师画像
《洛阳伽蓝记》关于达摩的记载有两处，一处记载着：
“永宁寺，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另一处记载着：“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以上两处引文引自《洛阳伽蓝记》卷一，见《大正藏》卷51）
此两处记载重点记述的是达摩禅师在中土遇到了一处中土寺庙，有“极佛境界”，禅师置身于其中，能“得其真相”，于是便吸引了西域的大漠禅师来此传法。
不过，这里所记的达摩所属的国籍及来华年代与后世禅师关于达摩的说法不一样，但关于达摩的言行却是平凡真实的，没有后世所流传的那种神秘感，相比之下，上述的记载该是真实的。
《续高僧传》的记载的比上述的记载更详细，而且还谈到了达摩的禅法教旨，第一处记载为：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语。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到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是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见《大正藏》卷50）
这一段记载有几层含义是值得注意的：其一，达摩来自南天竺，而非古波斯国，来华的时间是南朝宋国时期（公元420—479年），而不是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其二，达摩“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定学高之”，主张坐禅入定，冥冥领悟，可在当时，中国正盛行读经讲法、执着名相，因而达摩所传播的坐禅入定，受到了很多人的讥谤；其三，达摩的坐禅入定，虽然有别于当时盛行的读经讲法，与“讲授”不同，侧重的是“禅教”，但只是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定法”，与后世禅宗“教外别传”的禅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主张由“定”而悟，而不是于“担水砍柴”中当下即悟，与后来的南禅禅法还是有区别的。
《续高僧传》对达摩的第二处记载是力图对达摩的教旨进行概括，其中，记述了“二入四行”的说法。所谓的“二入”指的是“理入”和“行入”，书中强调，“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而所谓的“理入”，指的是：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为‘理入’也。”（《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见《大正藏》卷50）
也就是说，“理入”是悟入禅学谛理。这种悟入方法是顺序渐进的，由“藉教悟宗”，即借助经典来悟信“含生同一真性”，到知悉“客尘障故”，即“舍伪归真”，并通过“凝住壁观”而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再到“坚住不移，不随他教”，进而能“与道冥符，寂然无为”。
这种悟入过程包含着多种悟禅方式，有借助经典的而去掉尘障的；有凝神壁观而寂然无为的，不难看出，禅宗后来的悟道秘密，几乎都蕴含在这“理入”的说法之中了。
如果说“理入”说的是佛教的理论修养，那么，“行入”说的却是禅学的实践活动。禅学修行者悟道后还要在实际行事中去融合，去印证。达摩的“行入”包括“四行”：
“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忤。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见《大正藏》卷50）
所谓的“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说得皆是于实践修行中参悟佛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第四行，即“称法行”，这一“行”所强调的是在修行中要以清净本性了悟佛法，以达觉悟之境，而其它的三行，说的都是“苦乐随缘”的不苦不乐思想，针对的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三种苦，即由怨恨、情爱、欲求而得不到满足所带来的痛苦，不能埋怨，不能气愤，不能叫苦，要随缘承受，坦然处之。
达摩禅师雕像
从达摩禅师到他的传法弟子、中土的二祖慧可，都是主张苦行的，行极端的苦行——“头陀行”，随缘感受。当慧可初见达摩时，立于寒风雪地中求见祖师，在祖师面前断臂求法，行常人所不能行，忍常人所不能忍，不埋怨，不叫苦。
当然，随着禅宗的发展，中国的修禅者越来越重视“理入”，从“理入”中分化出禅宗的各派，而对于达摩、慧可的苦行，却逐步丢弃了，后期禅宗注重于入道方便，所强调的是自觉顿悟，再也不理会忍耐、苦行了。
《续高僧传》还有一处记载是在介绍慧可时讲到了达摩以四卷《楞伽经》印心的史实：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见《大正藏》卷50）
这样的记载当是属实的，早期禅宗史在达摩传法时，以四卷《楞伽经》印心该是真的，后来的一些说法也对此作了印证，比如，道宣曾讲到，慧可的学生“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再如，相传为中土四祖的道信所著的《入道安心方便》曾有记载，道信曾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在《楞伽师资记》也说到，五祖弘忍有十大弟子，其中“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块”。后来，南禅的创立者，洪州宗大师马祖道一也说：
“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躬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五灯会元》卷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从以上史料看，有关“楞伽师资”的不少书，都把达摩禅的传承，看成是楞伽禅的传承，可以肯定，《楞伽经》是早期禅宗达摩传法的重点。
总之，自达摩进入中土之后，他所强调的是坐禅入定，其基本教旨是“二入四行”，而基本经典是《楞伽经》，这应该禅宗史发展中的可信史实，研究中国早期禅宗的发展，是不该忽略这些珍贵史料的。
可惜，随着禅宗的发展，特别是南禅的兴盛，人为编造的传说掩盖了关于达摩进入中土的这些较为真实的史事。
南禅的发展和兴盛，确实需要达摩禅师作为传承的初祖，但却不再需要原来主张坐禅渐悟的楞伽师资了，而且，对于达摩的“藉教悟宗”，对于达摩的“二入四行”，对于达摩从《楞伽》印心到坐禅苦行，也都不再需要了。禅宗后来的禅师们所需要的是按照南禅需要来重新描绘初祖的形象，于是，史实多被淡化了，而精彩的传说故事却流行开来了。
从菏泽门下，便传出了关于达摩的新故事，比如“面壁九年”“折苇渡江”“只履西归”等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南禅门下的著作载用上了，再加上达摩圆寂后葬于熊耳山，梁武帝为他造了碑，昭明太子作文遥祭他等等。这些故事虽无史据，但却能起到神化初祖达摩的作用。
当然，关于达摩真正有禅学意味的故事，是在《宝林传》和《祖堂集》等南禅著作中所记述的。南禅的出色的著作家们以达摩青少年时的般若智慧来注解禅宗的“正法眼藏”，据说，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行化到南天竺国，有意试探香至王三个儿子的悟性，于是，他拿出一颗珍珠问说：“此珠圆明，有能及否？”对这一问题，达摩的两位哥哥回答说：“此珠七宝中尊，固无逾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
所谓的“七宝”，指的是佛教中所说的金、银、琉璃、珊瑚、玛瑙、珍珠等七种宝贝，而其中“赤珍珠”是最为珍贵的，般若多罗所指的“此珠”可能就是“赤珍珠”，所以两个王子才会有那样的回答。可是，般若多罗所指的是珠子，所问的却不是珠子，对此，达摩已有意会，所以达摩的回答表现出对禅理有深悟，其答案远远超过了他的两位哥哥。达摩说：
“此是世宝，未足为上。于诸宝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于诸光中，智光为上。此是世明，未足为上。于诸明中，心明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于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若明其宝，宝不自宝。然则师有其道，其宝即现。众生有宝，心宝亦然。”（《五灯会元》卷一，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般若多罗问的虽是宝珠，而其意却在宝珠之外，而达摩答的是宝珠，却能引向宝珠之外。在达摩的意会中，这宝珠是“世宝”，所发的光是“世光”“世明”，称不上是最上乘的，在各种宝中，只有“法宝”才是最上乘的，与之相应，只有“智光”“心明”才是最上乘的。宝珠有光明，但不能照自己，只有借助于“智光”，方能自照。宝虽是宝，但不知自己是宝，只有靠大师的佛道，宝的价值方能体现。众生都有“宝”，“心宝”也是要靠智慧和自觉才能发现的。
这样的回答，实即借助于评论珠宝的“光”“明”，说明“智光”“心明”，阐明佛法即在心中，自觉自慧，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道。
其实，这即是以“珠”释“法”，从一颗小小的珠子，悟出“正眼法藏”的真谛。
达摩有此慧觉，所以，后来禅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把法传给了达摩，而达摩成了西天二十八祖，这是有其理由的。禅宗在中土发展的历史重任因此而落在达摩的肩上，达摩成了中土禅宗的初祖。
达摩进入中土的说法被确认之后，关于达摩的传说还在继续，达摩在中土的传说越来越精彩。所流传的故事是：大约在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南天竺香至国的三王子，度海到了中土广州的番禺，当时对于佛教很是倾慕的梁武帝派人将达摩迎接到了建业，见面时，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
梁武帝言下之意，是想得达摩这位西来高僧的赞赏，作为帝王，梁武帝对佛学的贡献不确实是非常大的，在他称帝不久，即宣布“唯佛一道，是为正道”。他令王公大臣“收伪就真，舍邪入正”，钦定佛教为国教。
梁武帝还以身作则，四次舍身金陵同泰寺，由大臣们以巨额金银赎回。在梁武帝的倡导和支持下，当时的金陵城，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有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叹。
可是，让梁武帝意想不到的，达摩所给予他的评价是：“并无功德！”梁武帝感到很不甘愿，他追问：“何以无功德？”
达摩回答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这里所说的“人天果”，属六道（也称“六趣”）轮回中的“人趣”“天趣”，不脱三界，离超越生死而成佛的境界还很远，所以属于“小果”；而“有漏因”指的是招惑三界果报之业因，如五逆、十恶、五戒、十善等，仅仅是漏落生死，未越三界。
显然，在达摩看来，梁武帝的所作所为，看似虔诚，但也只是随形的影子，看似有，实是虚，并无实。梁武帝感到不解，继续问道：“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继续以否定武帝箫衍的功绩来作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这也就是说，靠世传的那一套造寺写经，戒斋度僧，坐禅念佛，是永远无法成佛的。
梁武帝箫衍听了之后再也忍不住了，再也无法故作礼貌谦虚了，他厉声问道：“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这即是说：什么是佛学的根本教旨呢？
达摩真诚地答道：“廓然无圣！”这指的是天地间空空荡荡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的“圣谛”。
箫衍以为达摩露馅了，反问道：“对朕者谁？”这意即：站在我面前的是谁呢？难道不信佛法吗？
达摩严肃地说：“不识。”意思是说，不知道，不认识，不能说。这也就是说，我是谁是需要自己体悟的，说了就不达意也不合理了。结果，“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参看《景德传灯录》卷三，菩提达磨章，见《大正藏》卷51）
达摩感到与萧衍话不投机，机缘也不合，也只好离开建业。达摩渡江而上，到了嵩山少林寺，他少林寺面壁九年，深悟佛法。
其实，达摩对萧衍的回答并非有意和箫衍过不去，而是为了传播真正的佛法。
达摩对世传的佛经佛法的否定，他对造寺写经、戒斋度僧的淡看，是在阐明禅宗“教外别传”的佛法真谛，是在启发梁武帝，让他去自觉自慧。
可是，对于热衷于念经坐禅的箫衍来说，当然是无法理解达摩的答案的，更是无法接受的。其实，达摩对梁武帝所说的“不识”，乃是最大的“识”，是禅宗真正的“悟”，可惜，梁帝无慧觉能识佛法真谛，与达摩无缘，也无法得到佛学真传。
最后，从上述南禅关于达摩的传说中，可以看出由精彩的故事描绘过的中土禅宗初祖的形象，已经被舍弃了坐禅入定、“二入四行”和《楞伽》印心了。而重新登上佛坛的是一个不读经、不持戒、超佛越祖、“教外别船”的禅宗先祖，禅宗教派在中土的历代祖师们，接过达摩传下的衣钵，一代代传承而下，在应对现实状况和融化中土文化的不断革新中，谱写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篇章。
达摩禅师剧照
其实，从禅宗的理论实质来看，达摩进入中土的意义，远远不仅仅在于后期禅宗把他改造成为“教外别传”的先祖，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上，达摩作为由“西天”进入中土的关键人物，他是天竺佛学文化进入中国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标志，正因为有了达摩和其他佛教的传播者，中国才有禅宗的创立和发展，中国才会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才会有禅宗学理与儒家、道家和法家成了影响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四大思潮”，在这个意义上，达摩的理论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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