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祀的心语心诉(二)戴宗祥，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清明祈愿语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清明祈愿语录
清明祭祀的心语心诉(二)
戴宗祥
我父亲戴少猷，字以怀，生于1910年农历9月12日(阳历10月14日)，属狗，因病逝世于1997年农历6月18日(阳历7月22日)，享年88岁。生前享受离休待遇。
人们常说父母在，有家在，人生亦有来处；父母“走”，无家归，人生只有归途。
我父亲是个心地细腻又大事决不糊涂的人。他遇事冷静，且能做出科学预判和前瞻性谋划。他在世时就安排好他身后一切大小事宜，包括对治疗治丧中的所有花费都有明确具体交待，哪怕民俗中西行的“买路钱”，都提前充分准备好。他原则底线就是：身后不给子孙添麻烦，不用子孙一分钱。他的良苦用心就是：确保家庭风平浪静，子孙和睦安定。
作为父亲，他对每个儿子、每个儿媳乃至孙辈们的素质品性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就我而言，在五兄弟中，我离家稍远。他目睹过曾经令我尴尬的阴影，他明白我心目中“无家可归”的痛处。大哥大嫂病逝后，我每次回仁和看他时，从不让他张罗饭菜，总是赶回淮安吃饭。
我的老父亲，在他患病时，先前并没有告诉我，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让我把他接到淮安查查。88岁的老父亲，在病重时刻能想着我、依赖我、信任我，这也许是在给我最后的尽孝机会。放下电话后，我即安排了救护车，并请两名肝脏专家和两名护士朋友，把他从仁和老宅接到淮安医院住院检查治疗。他作医疗检查时，都是我背着他楼上楼下跑各科室，他在淮安医院病床上竟对他儿媳表扬起我来：宗祥心很细，他知道天气热了，不等我说话，就把两套薄型内衣买来了。在他病危时，五弟宗腾来淮安看他。他趁着清醒时，突然当着我和宗腾的面，做出他身后祭扫的明确交待。
有一天晚上，我见他精气神不错，就在他病房里和他聊起他关爱我成长的几个节点事情：
我在学校念书时，您负责采买我的学习用品，教育我省着用，不浪费。
我参加社教时，您告诉我贫下中农是艰难困苦的，要我多理解农民的不容易。
我到医院工作时，您教导我要过细、过细、再过细，千万不要出差错出纰漏。
我去当兵时，您再三告诫我到部队要学会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去做实；从难事做起，锲而不舍去做好；坚持做下去，总能做成事情的。
我被评五好战士、当上班长、升任干部，向您报喜时，您回信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不可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要学会“夹着尾把”做人。
我到市政府劳动部门 工作时，您提醒我到了有权单位，待人接物更要礼貌客气，处理事情更要谨慎小心，不要自以为大、自以为是，多为群众做些好事。
我到乡镇做领导了，您让我去了就要实实在在的干些年，切切实实的做实事，做一个乡镇老百姓竖你大拇指的好书记。
我调市委机关党委做领导了，您又说机关领导多，大学问人多，要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积极奋斗，不犯错误。
父亲微微一笑说，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你的记性真好。
在他生命垂危时，居然关心起香港回归，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昏迷醒来后，从电视上看到香港顺利回归画面时，眼角溢出泪水，满脸欣慰的突然咽气了。父亲在临终前还有如此爱国情怀让我心灵受到极大震憾。
那天，我赶巧值守在那一分那一秒，我和老人家的长孙媳妇明凤成了他老人家临终时唯一的“送老”守护人。我叫醒了正在阁楼上休息的老二，告诉他父亲走了。他连忙起床和我一起安排处理父亲后事。由于老二能出头协调，遇事商量，整个治丧事宜和其身后诸事，还是有序进行的。在老人家病危时，众儿孙只要能分身的都参加轮流值守，陪伴老人家走完人生最后旅程。他长孙女女婿李成玉也从白马湖赶来值守尽孝，他四孙女女婿张正贵在治丧期间也是“忙上忙下”的，他们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安葬的那天，洪泽仁和街道老邻居们摆下路祭，从中街延伸到东街西头，又过河延伸到金湖刘桥，断断续续延伸到二里之路。四乡八邻千把多人送葬，挽联花圈排的很长。人们念叨戴老先生的好，说他有钱没钱都能为民救死扶伤，说他是手到病除的神医妙手。乡亲们说戴大爹爹的好，亲朋邻居只要开口向他借钱借物，只要是救急的，只要他能有，就必然是没多就有少，从不让开口的人空手而归，乡邻们夸他是个尽做好事的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他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国防建设，和母亲一起送儿孙三人去当兵。“一门三个兵”，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年江苏省电视台和淮阴市电视台曾对他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好事情况，登门作过采访。乡亲们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他逝世后，主动还钱还物的亲朋好友、邻居街坊就有100多人。我们家宣布来还的，一律不要了；没来还的，一律不要再还了；权当留个对他的美好念想吧!
我父亲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灰色党”早期党员，为北上开展工作，党组织安排他退出“灰色党”，以非党人士身份携祖父母和姑姑等全家人，从安徽天长北上当年淮宝仁和镇，以药铺兼医疗为职业，成为淮宝参议员，积极为党工作。他为当时的新四军提供了资金物资等各方面支持，还为陈毅军长治好了顽固性疟疾病，陈毅军长曾有墨宝赠赐于父亲，我还有幸目睹过，可惜在文革时连同一些医学古籍古董，全被革命派以破四旧名义，在我家堂屋前悉数烧毁。当年，父亲在母亲支持协助下，曾为淮宝县干部吴锡昌、焦尔恭、万立玉、胡学龙等治伤养病和转移外地时，提供各项帮助。甚至还将我母亲陪嫁“压箱钱”400块洋钱(银元)悉数奉送给党组织，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
“文革”后，他还为10多名领导干部的核查外调，提供了事实和史实的证明材料，让实事求是的佐证材料，助推他们获得如期解放和重新工作机会。原牡丹江市委领导吴锡昌、原徽州行署专员万立玉、原青岛市副市长焦尔恭、原淮安县副县长陶冶、原无锡市老干部潘江、原金湖县老干部潘星五等还专程回仁和来看望致谢我父亲。焦尔恭是当年仁和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他还邀请父亲和我到他工作城市青岛一叙四天，从他口中我才聆听到父亲的红色革命史。当年，父亲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没有跟着北撤走，否则就是焦尔恭当面对我说的，“如果你父亲跟着北撤了，他会有另一翻大作为的。”
在父母帮助资助过的北撤干部中，最令我伤感，最让我瞧不起，最不可原谅的人，当属胡学龙。胡学龙这个人“北撤”后，与父亲没有任何联系，他是死是活不得而知，30多年是杳无音讯。“文革”后，安徽省外调人员找到父亲，父亲才从外调人员口中，欣喜获悉胡学龙活着，且在邻近省份安徽省民劳局工作。父亲自认为与胡学龙是朋友、是兄弟、是战友。父亲和我谈起当年党组织负责人万立玉、焦尔恭让其收治胡学龙情况。他说，当年胡学龙腹部和肢体受伤，先住最后房，后住小阁楼。由于伤势重，治疗时间长，每天给他好吃好喝好治疗。他伤好归队北撤时，父母还给胡学龙送钱送物、拿东拿西的，胡学龙是个文化人，他和父母挥泪告别时表示不忘大恩，他只要能活着，就必定再来仁和登门叩谢。所以，父亲自认为与胡学龙有交情，决定找个时间去看望他。
1969年初的一天，父亲让我陪同他去合肥看望胡学龙，我们找到安徽省民劳局，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文革后的胡学龙任职一把手局长。不巧的是他出差基层了，需等几天才能回来。我们留下联系方法，包括住在合肥外甥孙女家的电话。并请工作人员告诉胡学龙：我们是谁，专程看他，没有别事。我们还在工作人员指点下，找到他的居家，我们同样留下合肥的住址电话，增加了江苏仁和的联系方法。过四天后，我们又去民劳局打听，工作人员说，已向胡局长汇报了，他只说：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合肥一周时间，硬是没等到胡学龙的任何联系。这是父亲做梦也没想到的。我们带着寒心和遗憾返回江苏家中。之后，胡学龙也没有联系过父亲。我有一种敏感直觉是：这个人已经忘恩负义，蜕化变质了。
1969年3月,在我参军之前，我曾劝慰过父亲，要他忘记胡学龙这个人!我说：如果胡学龙真是记得您对他的好，我们在合肥时，已找到他单位，又找到他家，他闻讯后就应该立即接见您。可是，您找上门想见他，他还是不见您，哪还有什么原因可言呢？无可辩驳的是，他变坏了。无论您承认还是不承认，胡学龙丑陋的人品已经暴露无遗了，我断言他决不是个什么好官。
1975年6月，我请出差到上海的司令部副参谋长徐正伦接父亲到部队小住。他在部队期间，我明知故问的又与他聊起胡学龙联系过他没有，他摇了摇头，心情似有不平：是不是胡学龙有什么难处呢？我对父亲直说：胡学龙，您就放弃吧，您想他，他想您吗？您找他，他找过您吗？即使联系上、见上了，又能如何？!
这次谈心后，父亲可能听进去了，直到老人家逝世，他再也没有讲过胡学龙这个人。他老人家已从心里完全抺去了一切过往，彻底放下了哪沉甸甸的人生故事。知道放下，适时放下，是大智慧呀，父亲做到了!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物质遗产和钞票馈赠。应该说，他也没有什么家产遗产和金钱宝贝。我向父亲明确表态，家中房产由他全权处置。
父亲又确实给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产和赠予。他为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待人处事的博大精神和充满哲理的懂得放下的方寸智慧!
我常会这样想，父亲如果能多活些年份，我们和孩子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啊!我们会接父亲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亲爱的父亲，我想您啊!非常的想您啊，齐美和孩子们也都很想您啊……
虽然父亲离我而去20多年，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已植入我的心底，鲜活在我的脑海中。
职业证明：我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也是一位社会主义建设者；是一位人民喜爱的好医生，也是一名国家卫生事业的好干部。我们会永远缅怀他老人家的。
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日记
二〇二二年四月四日公开
备注：记载事实，留着回味。献给未来，留作回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