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媛媛 上海报道
很显然，当诺安基金的蔡嵩松举牌了卓胜微后，至少短期内，有两件事是比较确定的。
其一，蔡嵩松将自己“偏爱”半导体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其二，这一行为再次将自己拉入舆论及争议的旋涡，成为市场参与者讨论的热点——蔡嵩松再一次凭一己之力将诺安基金这家小公司推向了资本市场的舆论“中心”。
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与自己忠实的投资者
9月14日，卓胜微（300782.SZ）披露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报告书》显示，诺安基金旗下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安成长混合”）于2022年9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卓胜微股份合计5195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诺安成长混合对卓胜微的持股数已达2672.21万股，占其总股本之比为5.0065%。
单只基金持股超过5%，蔡嵩松管理的诺安成长混合构成了举牌，这一行为不出意料地“火了”。
市场对其争议在于，一方面，受限于举牌后的卖出规定，蔡嵩松实际上加大了产品（及其背后的基民）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看好卓胜微，大可以用不同基金产品买入，这一集中投资更像有意为之。
“蔡嵩松的加仓行为的确引得各种新闻报道不断跟进，同时，也让自己和赛道上的龙头股成功绑定——上一个互相绑定的是易方达的明星基金经理张坤和贵州茅台，但张坤只是重仓，大家会认为是他的个人形象，在特定的环境下，被动绑定在了贵州茅台上。”有公募投研人士称。
截至9月15日，根据Wind数据，全市场共有基金公司159家，公募基金产品10117只，基金经理3156位。
数量庞大的产品及基金经理群体背后，站在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挑选产品和基金经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站在基金经理的角度来说，想要在市场上被投资者充分认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说买到好的基金就是挑到好的基金经理，那么大多数的基金经理在市场上的形象非常“模糊”，而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对基金产品认识不足，往往又都是跟着“知名度”或者是历史业绩在买。
2019年结构性牛市以来，每年都会有一些被市场认知为，和赛道绑定在一起而出名的基金经理——2019年和芯片绑定的刘格菘，2020年和白酒绑定的张坤、和医药绑定的葛兰、和半导体绑定的蔡嵩松，2022年和猪肉绑定的金梓才。
有二级从业者认为，最早的基金经理们或许因为看好而重仓，但后来却被发展成了一种“打法”——2021年，新能源行情起来后，则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地重仓了新能源，反而没有哪个基金经理与新能源赛道打上特别的标签。
这种“打法”的有效性，似乎是被蔡嵩松印证了。
2020年下半年，蔡嵩松和诺安基金连续被网民送上热搜后，彼时就有投研同行“预言”：他的做法很简单，但是不想学，波动太大，创造不了多少回报，现在规模上去，后面还是会下来。
但是，2年过去了，蔡嵩松的代表产品“诺安成长混合”，虽然净值确实在原地踏步，但规模却并没有下来。
2020年9月14日，诺安成长混合的单位净值为1.6040元；2022年9月14日，其单位净值为1.4460元，甚至还跌了一点。
但蔡嵩松第一次被网民骂上热搜后的2020年9月底，“诺安成长混合”的份额为175.65亿份；到了最近的2022年6月底，其份额为164.06亿元。虽然份额变化不大，但也维持在了百亿以上，这对一家小基金公司、或者一个新人基金经理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至少这两年你会发现，确实有一批粉丝会追随他。虽然你不太能理解这些投资者的购买行为，但这些人的确愿意承担高风险、高波动，愿意去赌一个比较大的上涨弹性。”有公募基金高管称。
“这个现象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A股的投资者一般被套了之后就会选择按兵不动，一旦解套反而会出现大幅赎回。”一位长期研究资本市场的学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而这一事件对公募行业一个正向的启示是——或许不管一家机构做成什么风格，都会有认可的客户来买。
赛道哑火，谁因明星基金经理受伤？
蔡嵩松与他的半导体赛道，以及快速增长的规模，只是过去3年公募行业“造星”的一个缩影——过去3年，不止这样一个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诞生，也不止这一只充满赛道属性的产品受市场追逐。
但很显然，这3年诞生的明星基金经理，与过去数十年市场上的“大佬”完全不同——曾经的大佬们无论是不是掌握了时代的密码、蹭上了时代的热潮，但辉煌期总是更长一些；而近几年出现的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却很容易在第二年“哑火”。
基民们前一年将其送上神坛，第二年就吵着让还钱。
这样的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的存在，在牛市之后，则让不少人受伤。
“首先是基民。一个赛道型基金经理被市场当做明星来看了，这说明他的产品业绩可能已经很好了，持仓的股票也可能已经涨了很多了，基民这个时候围上去买，大概率就是追高了，最后出现亏损也在预期之内。”前述公募基金高管称。
其次是渠道，明星基金经理、或者说赛道型产品，对渠道的伤害很大。
“因为基民亏了钱，最容易找的就是代销渠道，压力都给到了渠道方。所以一些大的销售渠道就开始反思，也不会过分‘迷信’明星基金经理，在销售基金产品时，加大了对基金经理长期的管理经验、长期业绩的参考权重，甚至是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回撤控制情况。渠道对市场的反应一定是最敏捷的，现在甚至有些代销渠道，对固收类的产品，都要拉长时间线去考核。”该名公募基金高管称。
据另一位公募基金从业者称，某头部银行，则因为过去几年明星基金经理及赛道型产品带来的“反噬”，相关的代销部门换下了一批人。
但另一个悖论是，相对冷门的产品，进入景气赛道的产品要好卖的多，渠道销售人员自然也很难对抗这种短期诱惑。
第三大受伤方则是基金公司本身。
“第一，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确实为公司快速带来了规模，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随着赛道‘哑火’，规模开始下降，公司却出现了负面缠身的情况，在市场上的形象变差。公司不仅要花很大精力应付这些负面，而且这个形象要纠正过来，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第二，如果公司内部形成这么一个风格或者说文化，它会被很多东西牵制着，要按照这个路子去走，未来想要改变这种文化其实也蛮困难的；第三，之前市场上不少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今年亏了30%-50%，然后公司又不能过多地去约束，他们的薪酬要求可能会比较高，公司还必须得给。” 上述公募基金高管称。
而对于前述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市场上则一直有着超高薪的传闻。
“很多评价会说诺安基金这家公司在蔡嵩松面前很弱势。中报数据来说，诺安基金的股票型产品总规模为53.25亿元，混合型产品的总规模为429.29亿元，但蔡嵩松一个人就管了306.16亿元，几乎靠一个人扛起了公司的权益规模。”有公募投研人士称，中欧基金忙着回应市场对葛兰的传闻，易方达忙着应付市场对张坤的猜测，都是一种明星基金经理对公司的“反噬”。
不过，在上述高管看来，尽管受伤的各方都在反思，但国内追捧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可能还要存在一段时间，这是市场未成熟之前的必然。
“因为国内的市场还有很好的阿尔法机会，优秀的基金经理确实能够找到超额收益。不过随着市场的成熟，未来这种个人英雄色彩会淡化下去。美国市场也是一样，以前也有明星投资人，但后来因为市场成熟了，很难做出阿尔法收益，所以慢慢也不强调明星基金经理了，开始做组合投资，可能一个机构的代表产品就一个，它的管理规模会非常大，下面是不同的投资经理每人管一部分，形成这么一个产品的形式。市场最终会通过自己的行为进行筛选。”该名公募基金高管称。
如果，在前述学者看来，类似赛道基金的投资收益有多少能归功于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又有多少要归功于“看天吃饭”，还要看相关产品的业绩持续表现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公募的变迁：从投资能力到营销、销售能力
在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用实践“探索”了市场反应后，一些基金公司们也开启了“进化学习”——大量发行赛道型主动管理产品，或者既然赛道有效，不如直接发行包含各类龙头股的主题ETF产品。
有的基金公司选择不断发赛道型产品，发展类似于互联网公司的“赛马模式”，确保每个行情之下，都有产品的收益能够跑到行业前列，以制造明星基金经理和明星产品。（“赛马模式”：来自于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制度，即公司资源向绩效前30%的员工极度倾斜。）
而制约或者说应对明星基金经理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则是公司牢牢掌握住强大的营销及销售团队、投研团队，尤其是做好各类销售工作，来承接客户、渠道的压力，以及降低明星基金经理对公司的议价权——或许这也解决了基金经理流失的问题，营销及投研支持上的落差，影响了基金经理们奔私创业的勇气。
也有基金公司选择不断发赛道型ETF产品——同样是变着花样布局各种赛道，只要能销售出去，规模够大，总收入则并不低，而且还能避免主动管理的明星基金经理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根据Wind数据，2019年9月15，全市场共有ETF产品233只，管理的净资产为6845.02亿元；到了2022年9月15日，全市场共有ETF产品736只，管理的净资产为15475.02亿元。
而其中，3年间产品数量增长最多的是股票型ETF下面的主题指数ETF。3年时间里，其他种类的ETF产品增加的数量不过几十只，但股票型下属的主题指数ETF则足足增加了289只。（主题指数ETF往往具有明显的赛道风格）
数据来源：Wind，21世纪经济报道整理，截至2022.09.15
而不论是公募行业的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还是赛道型ETF，当基金公司选择了这一做规模的策略，就意味着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对规模的贡献在被弱化，营销及销售对规模的贡献在提升——最显著的表现是，当赛道哑火，市场对相关基金经理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明星基金经理需要被包装，而ETF产品，更离不开基金公司强有力的营销及销售。
今年下半年发行的几只中证1000ETF产品，就将ETF产品销售的激进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公募行业，一个默认的事情是，券商销售了多少量，公募会有一个配比，放多少金额的交易量在券商渠道。因为公募销售的渠道主要有直销、银行、互联网、券商，券商往往卖不了多少量，但这里面唯一有把钱放在它们那里交易的诉求的，只有券商。所以行业里面，以前的一个正常的比例是1:5-1:10的区间，也就是一个券商比如卖了10亿，公募会给到5-10倍的交易量在那家券商的经纪系统里面交易，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数据，因为公募是能够覆盖的。”有私募人士介绍。
“但是今年发的几只中证1000ETF产品，有公募为了做规模，把配比提到了非常高的倍数，传闻有接近100倍，这个数可能有些夸张。但这种场内的产品，只有券商能卖，把配比提高了很多倍是肯定的。所以你看到今年市场募资不容易，几只中证1000ETF产品却能够接近满额发售。”该名私募人士说。
“本来公募配比代销的方式，就让私募感到很卷。因为券商从公募那里能拿到配比，就对私募也有这个要求。但很多私募在银行没有白名单，互联网及三方销售平台也给不了多少量，券商是最好带量的，可私募却没有其他渠道的销量来覆盖这种配比，所以券商的销售意愿本来就不是很强。现在ETF又把配比倍数拉高，只能说市场越来越卷。”上述私募人士称。
此外，这种上量的方式，必然要求公募基金从其他产品的存量规模中来补齐配比，这对中小公募来说，也并不友好，中小公募本身就没有足够多的管理规模和交易量去支撑这样的配比——另一种可行的方式是提升换手率，提高交易产生的佣金，以满足这种配比，但并不是每家基金公司都希望用高换手的方式去管理基金产品。
根据Choice数据，2022年上半年，股票交易总金额排名前5的基金公司分别为富国基金、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汇添富基金、广发基金，对应产生的股票交易总金额分别为6313.76亿元、5930.89亿元、5780.47亿元、5299.57亿元、4936.30亿元——似乎也只有头部公募有能力支持上述的“内卷式”销售。
不过，正如此前所说，在被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伤透”了之后，渠道方也开始反思，尤其是银行销售渠道和互联网销售平台，拉长了对产品的考核周期，在重要销售渠道开始反思、调整、以及某种程度的倒逼下，赛道型基金产品的打法能够走多远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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