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涵（上海大学）/整理
近年来，全球史和跨国史作为一股学术潮流逐渐兴起，为既有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又该怎样将跨国主义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2021年10月26日的上海大学“世界史学术圆桌”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探讨。
本文整理自“国家、跨国、全球——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学术圆桌，圆桌由上海大学的张勇安教授主持，特邀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长刚教授、上海大学的王三义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张勇安教授首先对四位教授进行了简单介绍。四位学者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从美国史、非洲史到土耳其史和全球学的研究，正好回应了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到底怎么去的主题。在新文科发展的态势下，哪些研究路径和方法能够助推世界史研究纵深发展，是学术界普遍在思考的问题。
李剑鸣教授从“方法论民族主义”和“方法论跨国主义”的张力入手，以接触地带、网络、互动、联系、反中心论、混杂性等范畴为中心，简要介绍了跨国史研究的内涵、具体对象及方法论的特点。沐涛教授提出无论是跨国史研究还是全球史研究根本立足点还是国别史的研究，还提到国别史研究的跨学科性，特别提到如何能够立足非洲看非洲以及从全球视野看非洲，并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洲，关注中非关系。郭长刚教授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不是取决于方法论本身，而且取决于我们研究对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此外郭老师还提到了历史学的建构与历史学的叙事方法背后的动力学问题、价值体系、认知以及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理解。王三义教授以中东研究为例，讲述中东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李剑鸣教授（复旦大学）：
现代史学的特点是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讨论的题材相对具体，但观照的问题可以是宏大的。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题目，如果放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能就会牵涉十分宏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谈论的“国家、跨国、全球”，其实就是历史分析的不同层次；一个再小的题目，都有可能从这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考察，所得出的看法也会大不相同。我个人的专业兴趣是美国史，关注的问题大多属于“国家”这个层次；但我越来越觉得，如果不能从大于或超出国家的层次看问题，许多研究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所以，我想结合最近读书的一些体会，重点谈谈“跨国”这个层次在历史研究中意义。
我们谈跨国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跨国主义”这个词出现挺早，但在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历史自觉性的运动以后，对跨国主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最初人们把跨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混淆，后来跨国主义又与全球主义发生重叠和相互影响。总的来看，“跨国主义”有多重含义，有不同的用法。比如，美国的移民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成为美国公民以后，仍然与原来的国家和地方保持联系，甚至对原来社会和文化怀有认同，这种现象就带有典型的跨国主义特征。另外，流散族裔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但他们维持共同的文化传统，对本族裔保持忠诚感，这也是跨国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种跨国主义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作为移民或流散族裔的民族主义想象的跨国主义，是他们对身处的国家与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之间难以达成平衡的产物。在国际关系中，跨国主义可能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往往被看成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对立面。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跨国现象，跨国成为一种历史趋势；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跨国现象或跨国趋势，如何认知跨国对我们的生活、对具体的国家的意义？于是，跨国主义应运而生。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学术层面的跨国主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开始引入跨国主义，但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跨国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学科对于跨国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与历史学科就很不一样。在历史学领域，跨国主义主要是为了打破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性。有的学者认为，在国别史研究中长期存在“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它的特点是把国家（nation-state）看成一个天然的历史叙事单位，一个历史知识的组织性框架，甚至是历史分析的标准和尺度。在国别史研究中，所有发生于某国范围内的历史事件，都被看成是孤立自足的。而且，在价值取向上，国别史研究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喜欢歌颂本民族的伟业和光荣，而把其他国家和文化作为衬托，或者作为美化本族文化的“他者”。可见，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为民族主义提供历史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近现代世界历史趋势的认知。在近现代的世界，很少有国家的历史是完全孤立自足的，许多出现于具体国家的事物、事件或趋势，局限于这个国家的范围是无法真正理解的。为了弥补方法论民族主义的不足，欧美史学界曾有过三种学术尝试。第一种是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挑战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第二种是全球史，力图打破形形色色的“我族中心主义”，重新分配历史话语，把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当作人类共同的经验。第三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跨国史。
我们通常把跨国史的兴起叫做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跨国转向最大的成果，无疑就是“方法论跨国主义”（methodological transnationalism）。方法论跨国主义的含义，简单来说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它的学术视野带有全球主义色彩，基于多重的全球语境，从全球视角来考察各种跨越国家边界的历史现象，比如跨越国家边界的人员、观念、货物、文化和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有的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从不同的方向跨越这个国家的边界，把来自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因素汇聚在这个国家的边界内，重新塑造这个国家历史运动的轨迹。另一种是完全没有国家边界的多向的、发散性的流动。对于跨越国家边界的历史运动，当然要用跨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因为方法论民族主义跟它完全是抵触的。第二，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方法论跨国主义要求放弃“我族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族中心主义”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它可能是美国例外论，也可能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是其他文化中的某种自我中心观。这些都是方法论跨国主义所要冲击和摈弃的东西。第三，在看待异质文化时要抛弃“他者化”的思维。一个历史学家，无论采取什么路径来做研究，首先都有自己的国族身份，有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看待自己国家之外的社会和文化，就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方法论跨国主义要求史家面对其他社会和文化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作“他者”，而要把它们看成值得尊重、需要去理解的对象，要抱有一种开放和平等的心态。这是方法论跨国主义的核心，也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思想和价值的前提。
为了更好地理解方法论跨国主义，我下面想对一组核心范畴做一点简单的解释。第一个重要范畴是“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跨国主义路径所面对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人群，以他们为主体的跨越国家边界的历史运动，一般采取“接触”作为发生直接联系的方式，而接触就必有空间，有场域。因此，“接触地带”就成为理解跨国现象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跨国史研究的具体对象，比如博览会、奥运会、国际性战争的战场等。第二个重要范畴是“网络”（networks）。这是跨国史研究中最常用的概念。人员、货物、观念、资本的跨国流动，借助运输、通信、旅行、传教、留学的渠道，形成经常的联系和往来，类似于相互交叉、彼此连接的网络。网络有纵横交织的经线和纬线，也有众多的节点和媒介，这些都可以成为跨国史考察的对象，而“网络”也就成了方法论跨国主义的基本分析工具。第三个概念是“联系”（interconnections、interconnectedness）。它强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人群之间所形成的动态的关系，既体现在跨国运动本身，也可见于单一国家范围内的事件和趋势。第四个范畴是“互动”（interactions）。“联系”或“影响”有可能是单向的，一方输出，一方接受；但“互动”是双方或多方的，有来有往，相互作用。在跨国的历史运动中，不同社会、文化和人群的“接触”或“联系”，通常都采取“互动”的形式。以往国别史研究也关注联系和影响，但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考察。方法论跨国主义把“互动”作为主要分析范畴，意在改变这种只看单向联系或影响的思维方式。第五个核心范畴是“反中心论”（anti-centrism）。“反中心论”不是简单的“去中心化”，它并非完全不承认历史有中心，而是反对用“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个区域或整个世界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较大，对广大的区域发生辐射效应；比如，19世纪的欧洲，20世纪的美国，都可视为本时期世界历史的中心。但是，在考察世界历史时，不能以欧洲或美国为中心和标准，而把其他国家和地区当作陪衬，看成理当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这样就变成了“某某中心主义”，也就是方法论跨国主义所要摈弃的东西。最后一个范畴是“混杂性”（hybridity）。全球化也好，跨国趋势也好，都不能理解为全球纯一化和同质化，反而是一个不断增进多样性的过程。全球化和地方化、跨国主义和国家特性始终是两组相辅相成的范畴。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人群在全球和跨国的语境中接触、互动和融合，自然会产生混杂性。因此，方法论跨国主义不能忽略对混杂性的关注，否则就难以真正理解全球化和跨国现象的意义。
以往的外交史、历史比较和国际关系史，有时也关注超越国家边界的现象，但是它们的落脚点仍然是国家。跨国主义也不能忽视国家，没有国家，何来跨国？但跨国主义的落脚点不是国家，而是关注超越国家边界的历史运动，或国家边界以外、来自众多国家的因素的互动和混合。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有些天然具有跨国性，比如气候变化、流行病、毒品、贸易、移民、科学知识的生产等，它们本身就没有国家边界。但是，有许多发生在某个国家边界内的事情，其实也具有跨国性，比如某国的革命、改革、社会运动、经济转型等。另外，跨国运动离不开跨国行动者，比如传教士、商人、移民、奴隶、旅行者、海员、外交官、运动员、留学生、政治流亡者、环保主义者等。他们堪称跨国主义的先锋。跨国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这些人，而不是国家、政府和统治者。这也是方法论跨国主义的一个特点。
方法论跨国主义的出现，不仅拓展了考察历史的视野，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分析的工具箱，让我们在看待历史、寻找题材、选择路径和构建解释框架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当然，方法论跨国主义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一种补益和纠偏的方式。跨国史不会取代国别史，跨国主义也不排斥民族主义；但跨国史可以弥补国别史的不足，跨国主义能够平衡民族主义的褊狭。基于方法论跨国主义，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国家，为理解许多传统的国别史课题提新的视角。迄今为止，跨国史、全球史依然是欧美史家的擅场，因而方法论跨国主义对我们也是一种“舶来品”。但是，我们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可以从中吸取滋养，获得灵感，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
沐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跨国史、全球史正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中一个热门领域。下面我主要结合非洲史来谈谈运用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非关系的“热”带动了国内非洲史研究的热潮，总体来讲，现在我们国内非洲史研究还是非常薄弱的，跨国、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或视角运用到非洲史还处在起步阶段，更多的还停留在国别史的阶段，因为还有很多非洲国家的历史国内学界缺少研究。跨国史、全球史研究是建立在国别史的基础之上。国内现在非洲史研究领域中，国别研究做得最多一点的是埃及和南非，对这两个国家做的比较多，其次是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地区大国。
现在非洲史及非洲问题的研究也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从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可以看出，基本上每一年都有非洲方面的重大项目立项：包括非洲经济史、中非关系史、非洲英语文学，非洲法语文学，以及今年多卷本的《非洲通史》立项。另外，国家的重视带动了非洲研究平台的增多，我国国内有许多高校都有非洲研究中心、非洲研究所。现在对于非洲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融合，有人称为“非洲学”。比方讲我们过去非洲史研究主要领域是政治史，然后是经济史、文化史等，编译的成分比较大，现在随着条件的改善，可以前往非洲进行田野调查，涉及的除了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外，考古方面知识、宗教哲学方面的知识有时也融合在一起，因此，跨国史、跨文化史、全球史在当今非洲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我现在以多卷本的《非洲通史》为例，来做一些具体的说明。
在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教授和北京大学陆庭恩教授领衔，组织编写了三卷本的《非洲通史》。20多年过去了，这套书还是国内非洲史学界最高研究成果的代表，但是我们在新编的多卷本的《非洲通史》时，更加注重两个两方面，一个是立足于非洲来看非洲的历史发展，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第二个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非洲的发展，如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非洲的族裔问题等。
关于非洲为什么会落后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看法说，非洲是一个闭塞的大陆，闭塞性不利于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从非洲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非洲从来不是孤立的、闭塞的，从全球史、跨国史、地区史的角度来说，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北非地区就和地中海的文明发展紧密相联；今天的苏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地区在红海文明圈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多卷本的《非洲通史》古代卷中，会关注红海地区、地中海地区古代非洲的发展及黑人族裔问题。第三个文明圈或跨文化圈，就是伊斯兰文明与非洲班图文明、苏丹文明的结合问题，前者结合的结果就是在东非地区产生了斯瓦希里文明，后者结合的结果是在西非出现了豪萨文明。多卷本《非洲通史》的近代是以1415年为起点。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出兵占领摩洛哥休达，这个事件对非洲，乃至西方的殖民扩张上的影响都非常大，被看作近代欧洲在海外扩张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此后，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探险家、商人、航海家等，沿西部沿海地区不断向南航行，一直到南部非洲，越过好望角到东非沿海地区，把非洲最早的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葡萄牙人在1441年做了另外一件重要事情——在西非沿海岛屿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甘蔗种植园。甘蔗、大豆、棉花等的流动都是今天全球史研究的重点。葡萄牙人在马德拉群岛搞种植园试点以后，再扩大到西非其他地区开发，以及美洲地区。
再往后，《非洲通史》的重大研究领域是奴隶贸易问题。奴隶贸易在现在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奴隶贸易关注主要是它对非洲产生的破坏性、对奴隶的残酷性和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性。但细细研究下去，奴隶贸易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大西洋、印度洋的历史研究，除此以外还涉及到跨文化的研究，大量非洲黑人被贩卖到欧洲、美洲后，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黑奴的后裔更是渗透到欧美近代文明的发展中，这些都需要运用全球史研究方法去阐释。到了现代，非洲被动地被卷入美苏冷战，冷战格局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个时期，中国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从全球史视角看南非的现代化。首先从GDP倒退来看南非的经济发展。去年南非人均GDP大约是5000美元；2011年，人均GDP是8000美元左右；再往前推，1994年，新南非诞生时，其人均GDP是2000多美元。因此，以现在的南非与1994年相比，人均GDP翻了一番，如果把占人口80%的黑人人口考虑进去，对今天南非非国大政权更值得肯定。近年来，南非经济发展迟缓和不稳定，也是受到今天全球化影响的一个缩影，国际市场上农矿产品的下降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都对南非经济，包括其旅游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南非从成为西方殖民地那天开始起，就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165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敦首建殖民据点，作为其从欧洲前往东南亚殖民地航行途中的补给站。随着其地位的重要性，白人移民的增加，该殖民据点后来扩大成开普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趁欧洲拿破仑战争之际将其夺占，不满英国人统治的荷兰人后裔——布尔人（后称阿非利堪人）不断向东、向北迁徙，从非洲人手里夺占土地，相继建立了纳塔尔殖民地、德兰士瓦殖民地和奥兰治自由邦。南非的历史第二个转接点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末在奥兰治河两岸发现钻石，带动了南非的矿业开采，1872年南非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产地。到80年代中期，南非又发现了金矿脉。很多欧洲移民蜂拥而至，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南非经济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经济紧密绑在一起。第三个转接点是一战和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大西洋地区交通运输受阻，南非开始重点发展制造业，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主要是代替欧洲工业产品进口，所以南非工业经济在上世纪20年代后快速发展。第四个转接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入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在资金、技术、进出口贸易等都给予制裁，导致南非经济持续下滑，到90年代初，迫使白人总统德克勒克进行改革，迎来了新南非。因此，从南非现代化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实际上与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一直紧密相连。
在未来的非洲史研究中，运用跨国史、全球史的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领域可探究，如非洲医疗社会史、移民史、地区史、宗教文化史等。希望更多年轻学者关注非洲，关注中非关系。
郭长刚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
汤因比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而不是民族国家的时候说，要想了解英国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等问题，首先要知道英国的封建制度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一直往前推，后来发现要想真正把英国的历史解释清楚，必须一连串往下推，最后要一直推到古代的罗马、古代的希腊。所以，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文明”，不是民族国家，而文明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由此创立了文化形态史观。汤因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关于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的方法论，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被各种名词所迷惑：方法和路径是被选择或创造出来的，关键在于自己的视野和所持有的立场，在于从哪个视角去看待问题，站在哪个立场看问题，那些族群的、国家的、跨国的、全球的、去中心的等等，其实都是为了特定的历史叙事而选择或采用的一种方法。
历史研究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我们有审美的需求，有好奇，有求真，等等。学历史的另一个维度就是价值的建构。我们现在讲新文科，新文科新在哪？就是要进行价值观的建构，我们要重构价值观，重构话语体系，新文科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应该就是要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历史研究浸透着意识形态，我们的史学史实际上就是思想史，是一个话语体系的问题，是一种叙事框架，是为了一种社会秩序或者一种体系的合法性进行建构的。所以，历史叙事的方法、路径就非常重要，历史建构就非常重要，历史研究当中因此绝对存在话语体系的问题，叙事框架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框架，其背后往往存在有意识形态的因素。随便举个例子，古代希腊就开始对希腊世界之外的文明、社会进行话语建构，对东方进行建构，东方被建构成专制主义的，天生奴性的，从特洛伊战争开始，希波战争再进行一次建构，亚历山大东征又进行了一次建构，经过三次建构，东方社会的特性基本“被确定”了，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观念的根源所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源头所在，这就是一种话语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关古代希腊、古代东方等世界古代史的历史叙事中，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所传播的基本都是西方的或古希腊的话语，希腊人跟波斯人打仗，波斯人怎么看希腊人？亚历山大东征，希腊人把波斯、大流士三世描述得那么的一败涂地，我们历史学界有多少是从波斯的视角看希波战争？波斯基本处在“失语”状态，是在“被表达”，西方也就是希腊人占据了话语霸权，把波斯说得一塌糊涂，并成为波斯的“经典形象”。那么，波斯视角下的希腊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崇媚希腊，自我否定？还是认为希腊人拥有奴隶因而是野蛮的，抑或吵吵嚷嚷，缺乏秩序？如果采取跨国的、全球史的路径，我们就应该去探寻一下历史的另一面，另一个维度。
我们都说希腊的科学、民主、自由，并拿来与其他文明、社会进行对比，当我们有了跨国、全球的视野，对历史建构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或许会试图思考历史的其他面向：古代希腊真正的历史景象到底是什么，是否都是光彩艳丽的？光鲜的背后是否也存在着阴影？我想强调一下，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去否定或者虚无古希腊，只是在思考关于古代希腊的传统叙事是否存在单向度建构的可能，以致我们对古希腊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同样，希腊人对蛮族、对亚洲、对东方是否也存在另一个面向的单向度建构的可能，以致他们被“他者化”？比如说，古希腊把奴隶与种族关联起来，建构出“种族主义”，当今一些社会的种族歧视顽疾是否有古希腊的文化基因？泛希腊主义者主张通过掠夺其他社会的财富来解决希腊社会内部问题的观念，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固化成为了一种历史遗产？每个事物都会有很多面向，我们选择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某一向度的话语建构。这就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历史研究的国家的、跨国的、全球的视角，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去中心”的、更为客观、更为合理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我们要认识到每种叙事只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绝对不是唯一的，我们要想办法，是否可以绕过去，超越出来，看到其他的叙事的可能。
最后再谈一下关于全球史、跨国史的概念或方法的缘起。二战之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及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受到挑战，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现代性”理论也被摈弃，历史叙事需要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已经是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尝试，巴勒克拉夫则直接提出了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全球史观”，因为在他看来，1945年到1960年期间，至少40个国家和8亿人口（超过世界人口1/4）反抗过殖民主义，并赢得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独立，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欧洲关系的改变，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对此必须以新的路径进行历史叙事。我们现在批判西方中心论，致力于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也要特别警惕我族中心论的话语陷阱。因此，对历史研究的跨国的、全球的视野和路径的本质内涵，我们需要有准确的、严谨的理解和把握。
王三义教授（上海大学）：
不管做什么学问，要“眼在高处手在低处”，也就是说视野要宽，必须要站得高，路径要接地气，写文章写书做课题要具体。
今天圆桌会议的主题是跨国，中东地区天然是“跨国”的：伊斯兰的国家理想是政教合一的大共同体，只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委任统治，强制性地划分出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民族国家；资源的争夺也是跨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跨国界的，难民问题也跨国界。在全球化时期，中东属于受益的地区还是受损的地区不好说，全球化带来好多好处，技术、交换、贸易、思想、知识流动等，可以看清楚的是，在其他国家享受世界和平时，中东国家在打仗。
最近针对课题，我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中东特有而世界其他地区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中东有没有贯古通今的问题。于是我发现四个贯古通今的问题，即四条纵向的线，放在世界史范围内看也比较独特。
第一个，从经济史观点看，它最突出、最有特殊性的制度就是大地产制。土地制度尤其是大地产贯古通今，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到中世纪拜占庭、阿拉伯，再到近代一直到当代，中东地区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大地产制的演变与世界其他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其他地方的土地制度就是土地制度，中东地区的土地制度并不那么单纯，研究这一内容可以解释中东史上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比如中东地区不断有地区霸国出现，和大地产的存在有关。这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里，土地由大地主或部落首领来管辖，征服的时候擒贼先擒王，迫使这些首领臣服，或者杀掉他们，换上顺从的首领，一大块地方就征服了，连同土地上的佃农或自由农。土地制度没有改变，老百姓还是原来的老百姓。从古代两河流域到近代一直到现代基本都是这种办法。当然，推翻政权也容易。从这条线上，不仅能解释经济问题，还能解释中东历史上的一些动乱、夺权斗争问题。
第二条线是，中东地区的赋税制度与其他地区不一样，而且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唯一从古到今的连贯性的。在征税方面，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用的仍然是波斯帝国的征税办法，例如包税制一直用到1826年改革。对这个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把国内经济学专家写的世界经济史的一些结论推翻。世界经济史专家好多说希腊影响了罗马，罗马影响法兰克，然后影响英国，其实，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萨克森诸王国继承罗马税收制度并不多。罗马税收制度是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这些地区是前后相继的，直到奥斯曼帝国晚期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大体上有所改变。从中东角度对世界经济史的问题提出新观点，纠正其中一些观点，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就是中东地区是世界范围内农牧结合和部落留存时间比较长，而且部落制度到现在仍然存在的地区。已有学者在研究，期待看到研究成果，就不多说了。第四个是中东地区独特的转运贸易或称过境贸易。这个方式从原来的两河流域，大致从乌尔第三王朝一直到埃及，把东边的货物运到西边，西边的运到东边，或把东边的货物买来放在本地，等待西边来的商人买走。直到中世纪、近代甚至是当代都是这样的，是从古到今贯通的。过境贸易、转运贸易是由于中东地理位置原因。总体上来说，研究中东，它的区域性特征很明显，并且也具有跨国特征，我们可以从研究中深入思考很多问题。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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