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电影文化定力与“中国性”的输出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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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应该保持文化定力，把成熟的现实主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将这种感伤动情的文化既做全国本土传播又做全球传播的文化输出，这将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或者是最大挑战。中国电影面临着历史转型的另一个临界点就是怎么突破未来的瓶颈、怎么寻求未来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这还是很不确定的。怎么把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变成未来支撑我们发展的动力，都是值得思考的议题。其实，这些议题必须回到对于电影的文化研究之中，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入的阐释和理解。因此，电影文化研究需要对“中国性”进行更深入的求索。
电影文化研究是对电影进行文化阐释的工作，这项工作既关联到对电影文本的分析与研究，也关联到电影本身制作和运作的机制和路径，还与电影文本所从属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相关。电影文化研究其实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不但与电影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还与电影的社会文化广阔背景紧密联系。广义的电影文化研究，其实质就是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的，并且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探究电影本身的文化特性，包括对电影特性的思考以及和其他独特文化之间的关系。电影文化研究就是探讨电影的表意特征和它所处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应该说这是它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如何从电影文化研究的角度理解电影和中国文化语境的关联，如何认知电影里中国文化的特性，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议题。首先从人们常常关注的中国电影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来讨论，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的主要特点，但现实主义和中国文化以及现实的关系其实质是电影文化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比较大，它对中国现实的观照是通过什么形成的，它是怎样讲述中国现实的，怎样表现中国现实，它如何为全球艺术提供了新的资源、新的表达与新的参照文本，这些方面都值得注意，并且和中国电影传统相关，也和中国艺术的表意方式相关，它是中国电影独特传统的表现。
中国电影从20世纪前期开始拍摄之时就把“感伤的情感”和社会现实相联系的传统，这个传统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电影历史，从《孤儿救祖记》《玉梨魂》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再到当代谢晋、张艺谋和贾樟柯的电影，它反映了中国电影重要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感伤”所提供的感情强度创造了一个和现实接合的情感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而且现在这个传统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我认为，这个传统指出的是一种“情”和“奇”相关联的传统，“情”就是感伤带来的情感的强度，“奇”就是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传奇性的表现。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有两个段落特别有意思，可以说是把中国式感伤的感情强度和中国故事本身紧密结合。《相遇》段落是关于1964年10月16日核实验成功前夕的故事，由张译和任素汐表演。核研究人员高远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徒手关闭核试验开关，拯救了可能会出现的核泄漏或者更严重的事故，他个人受到了极大的核辐射，需要回北京进行治疗。回京后他在之前常常乘坐的公共汽车上和曾经相过亲的任素汐相遇，任素汐不断地跟看起来神似戴着口罩的张译讲她的相亲经历，并对相亲对象加以细致而深情地描述。任素汐通过一些相亲符号的讲解，以及第一次相亲见面及其之后的不断深入的感情强度，想确认眼前这个戴着口罩的男性就是自己思念的恋人，但令人伤感的是还没等到两个人相认，他们的爱情故事就终结在人们高举《人民日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原子弹爆炸这一新闻之时，个体的感伤和国家的喜大普奔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的悲壮和牺牲。公交车停下，车门开了，张译急于下去看《人民日报》的新闻，在拥挤的人群中任素汐和张译两个人再度被分开、被冲散，上一次分离与走散是因为国家最高机密的研究，而这一次的走散是他们人生最后的诀别。张译最终因辐射严重而牺牲，多年后已经组建家庭的中年任素汐看到了报纸上的共和国功臣张译的照片，电影屏幕上出现了张译照片的特写。此时，张译不为人知的研究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不肯摘口罩相认的善良，把这个中国式故事的感伤强度推到了极致。中国电影的传统中，从第一代电影人郑正秋开始，就把感伤饱满度和现实结合在一起，公共汽车上相遇是世俗的生活，但研究原子弹是冷战中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和强国的必经之路。这是大国最困难时期的感伤，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带有现代性精神的表征强度。这种感伤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小说的感伤传统和现代性完成的过程此时接轨，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冲击。
《我和我的祖国》中徐峥导演的《夺冠》段落里，呈现了日常生活中遭遇中国现代性的感伤。在上海都市弄堂里，在新时期伊始阶段，人们如果想观看女排比赛，大多数是通过听收音机来获取资讯，电视尚未普及，还是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稀有媒介。《夺冠》与反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相遇》感伤强度不同，它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从日常世俗生活角度入手，将现代性下感伤的情绪弥漫。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了短暂伤痕与反思阶段，人们很快从世俗生活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力量，感伤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元素。在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尚未普及时，大众只能通过不断调整方向、高高举起的电视天线来接收传媒信息，这是时代转型的重要象征，人们从一块屏幕上进入集体的狂欢或进入集体的感伤。而另一种的个体感伤则来自小男孩“伊豆的舞女”般的懵懂而美好的初恋，他朦胧的感情是一种含混不清的美好感情，是对那个即将赴美移民的小女孩的纯真之情。这种懵懂的、原初的与原发性的儿童之纯净感情与计划经济时期重要的爱国情感衔接在一起(这个时期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个体通过彰显强大)，与女排夺冠的爱国热情衔接在一起。女排也是一个象征符号，电影将上海弄堂里的生活以世俗化的方式呈现，虽然是世俗化的琐屑，但其体现了精神的超越性。最终这对少男少女的异性之情终因观看女排夺冠而没有进行最后的告别，女孩远赴美国，留下深深的惆怅与感伤，这种感伤依旧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内心的恻隐之情，中国传统的感伤元素依旧盘绕在一个喜剧性的儿童故事里。《夺冠》与《相遇》段落的结局不同，带有象征意味，也隐喻了当今的世界格局。几十年后男孩女孩相遇，女孩成了美国“海龟”科学家，男孩成为中国乒乓球教练，他们在娱乐性的综艺节目中相遇，这种历史性的相遇带有极其饱满的感伤强度与娱乐性，它用历史与家国将个体的感伤升华为超越现代性的复杂，这其实是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写照，通过引起感伤，然后升华达到一个超越个体的境界，也就是无我之境界，这是对现实的“中国式”观照，是从始至终在中国电影里存在的。
通过对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的文化分析可以获悉，其实中国电影善于把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和现实结合起来，中国式的情感结构注重家庭，注重人和人的日常关系，这导致中国的现实主义经常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强度，这对今天的中国故事非常有用，这种情感强度是来自于中国人传统的情感结构和中国的现实的想象的结合。这个传统今天对于中国的现实主义的作用仍然巨大。因此，“情”和“奇”的传统延绵至今，仍然在中国电影的文化中深刻存在。这个例子说明一种电影文化或传统其实对于电影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中国电影起步时就存在的电影传统，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电影本身。中国电影目前一方面在本土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功，2019年中国的票房已经到了600多亿元，如果三四线城市还有增长的话，一个较为乐观的中国电影状态就可以形成，当然未来也会有难以预测的因素。未来中国电影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中国电影的未来市场可能在于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城市，中国电影的消费总额可能会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人民币，票房收入上可能会超过美国市场，大概到1300亿元到15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中国电影票房市场才能够稳定下来。这样算下来，中国电影票房还有将近400-500亿元人民币的增长规模和上升空间。
中国电影应该保持文化定力，把成熟的现实主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而将这种感伤动情的文化既做全国本土传播又做全球传播的文化输出。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挑战，虽然这个挑战和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是在中国电影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但是前景和复杂性是共存的。目前来看，中国电影面临历史转型的另一个临界点，怎么突破未来的瓶颈、怎么寻求未来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怎么把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变成未来支撑我们发展的动力，都是值得思考的议题。这些议题其实必须回到对于电影的文化研究之中，才可能得到一个更为深入的阐释。因此，电影文化研究需要对“中国性”进行更深入的求索。
【张颐武：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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