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大司马前阵挑选的“古典民主与共和”的专题可能因为翻译腔的问题，和大家对欧洲史的生疏，反响不大。所以大司马特意写一篇文章来深入浅出的总结，希望大家喜欢。
大司马也通报一下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进度：中国90%，埃及70%，黑非洲70%，两河流域40%，印欧人30%，敬请大家期待相关文章。某个领域大司马一般是要全部掌握以后才写文章，但为了证明这段时间大司马不是在玩，借助总结“古典民主与共和”专题的契机，大司马第一次在还没完全搞清楚的领域写文，展示一下最近的成果，要是有错误请大家海涵，也请多多指正。
要谈希腊、罗马先要谈到印欧人，印欧人是策源于南俄草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走向世界各地，分布于从北印度到欧洲广大地带的人群。印欧人的各部落杀进不同的地区，分化成新的民族，他们彼此之间未必还有早期互相熟识的记忆，但语言学家发现了从北印度到欧洲的语言的同源的，这就是著名印欧语系，这说明现在分布面积极广的这些民族最初是一伙人。
希腊人、罗马人都是南俄草原的印欧原始牧民杀进南欧和意大利的产物，波斯人、北印度人、凯尔特人、诺曼人、维京人等也都是印欧人杀到各地分化出来的民族，甚至中国的周人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印欧人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用自身的特点对文明诞生之初的神王政权进行了改造，催生了划时代的新体制。要知道其影响的重要性，我们先要从文明诞生开始说起。
印欧语系分布范围
绿色区域为印欧语系区
文明诞生与神王政权
1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所以诞生，宗教的驱动作用极大。从史前时代开始，也许从智人产生认知革命开始，智人种群就形成了一整套共有的宗教意识形态，即萨满教（shamanism），萨满教有若干条观念在世界各文明的神话中仍能见到，比如人能够通过世界树到达天上、人可以变成动物飞上天等，这种几万年前的相似点给大批“人类起源于湘西”、“华夏与埃及同源”之类的民科提供了饭碗，大司马之后会写专文讲述。
流传至今日的萨满服
后来随着智人迁徙到不同的环境，共有的萨满教规则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跟环境和生产方式等很多因素都密切相关。一般定居度较高的部落，因为需要权威来进行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都会产生类似于中国古籍中“绝地天通”的意识，即《国语·楚语》载：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颛顼让重、黎主导了垄断神权的改革，此后不再是每个人都能跟天地沟通。产生类似观念的地方，与天地沟通的权力落入一个人（神王）或少数人（祭司集团）之手，前者如埃及，后者如两河城邦，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虽然晚了一两千年，但同样产生了神王——商王或者加上传说中的夏王。
在“绝地天通”的神王国家，巫王是神界和人界的枢纽，人界和神界已经隔绝，只有巫王可以沟通神界和人界（顶多再加上帮忙的祭司），带来宇宙秩序的和谐，促成风调雨顺、战斗胜利，人民并不能从事宗教活动，但他们需要供养神职人员，来保障宇宙秩序，不然就会出现“天狼星不再带来尼罗河洪水”（埃及）、“太阳不再升起”（阿兹特克）等灾难，大家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对古埃及人而言，天狼星十分重要
他们喜欢将生命女神伊西斯与天狼星联结在一起
因此，在这种神王国家，王权在神权的加持下是极其强大的，人民为了宗教信仰，耐受度也是极高的，所以能够修建宏大的金字塔，能够造精美至极的青铜礼器。神王对人民的支配程度极高，直逼秦制，差距仅在于文明早期理性行政手段不够，对人民的控制力度还没有特别变态；以及神王受到宗教规则的限制，是有规则的统治，人民也真心崇信国王，不像秦制帝王那样践踏规则，为所欲为，人民只畏惧其暴力却并不真心拥护。
商朝的青铜器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萨满文化的内涵
两河流域神职人员对社会的支配度比埃及和中国要弱一些，一方面苏美尔城邦的商贸在上古时代比较发达，人口流通度较高，阻止了祭司攫取大量军政资源，操控社会，作战由军事首领而非祭司负责，上层存在神权和王权两个集团的竞争；另一方面，两河流域城邦林立，多国体系阻止了封闭区域内产生一家独大的神王。不过，随着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诸城邦的频繁战争，两河流域的传统走向没落，从军事首领演变而来的国王从神的仆人走向了自我封神。
这样的社会是权力支配性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希腊、罗马那样的古典民主与共和。
印欧人的社会结构
2
印欧人也不是天然就能产生古典民主与共和，但其社会结构提供了机会。印欧人的社会与神王政权很不一样，印欧人是欧亚大草原上的牧民，4000年前因为马具不行，他们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真·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斯基泰人），迁徙范围有限，但是定居度依然较低，所以他们没有产生“绝地天通”的意识。
他们的宗教仍然是原初的萨满教，即人人都可以与天地沟通，神、人、动物是一个宇宙秩序的组成部分，并没有把三者截然划分开来的界限，也就是说神是大号的人，但并不绝对高于人，同理人也是大号的动物，并不绝对高于动物，神、人、动物都有超能力，前者体现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是宙斯之流那毫不神圣的感人节操（罗马神话基本照抄希腊），后者则体现在宙斯经常自己变成动物或者把女人变成动物，进行不可描述之事，另外像印度佛教“众生平等”的概念，其实也是后者的产物。
宙斯变成牛绑架欧罗巴
这样原初的萨满教不能提供很强大的凝聚力，但是印欧人有独特的部落分工制度和军事贵族传统，这二者怎样形成的，大司马尚在研究印欧人考古，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是可以简单说下。
部落分工制度就是一个部落群里的部落各司其职、泾渭分明，比如两个部落专门捕鱼，两个部落专门狩猎，两个部落专门农耕，一个部落专职祭神，发展下去容易萌生贵族制乃至种姓制，比如专门祭神的那个部落就有可能发展成印度的第一种姓婆罗门，实则印度的种姓制度也确实来自印欧人。军事贵族传统则因为印欧人冶铜工业的先进，以及放牧生活的分散，令他们的部落人人尚武，自备武器作战和获取资源，阻止了神王的产生，也避免被出身武士的英雄王过度支配。
最终，印欧人产生了“武士国王—长老会—中下级武士”的三层级的社会结构，国王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勇武，而不是为神代言或自己就是神的宗教身份，所以不具备多少神圣性（虽然国王也会借助宗教加强自己的合法性，但那是次要的），长老和公民勇于跟国王讨价还价。在这个结构里，你一定会发现长老会跟希腊的贵族、罗马的元老院的渊源，而“国王”这个角色在希腊和罗马却不见了。
这种结构可能比较原始（尚待考），在黑人非洲也存在类似的社会结构，不过黑人被撒哈拉沙漠阻挡，未能深入神王文明区吸取养分，促成自身的升级。而印欧人则在欧亚大草原上驯化了马，凭借超强的机动力深入各神王文明区，在自身文明化的同时，也推动了神王文明的制度变革，比如印欧人中的波斯人就改造了巴比伦的神王模式，缔造了伟大的波斯帝国。
波斯波利斯的波斯帝国遗迹
而杀进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的印欧人，距离埃及和两河的神王文明区稍远，既能接受神王文明的成果，又能避免神王文明的过度影响，而且还面临新的印欧人入侵的清洗，所以一直没能建立稳固的王权支配体制。印欧人政权对社会的支配都不强，比神王政权弱很多，波斯王对社会的支配力度也不算大，除了心脏地带外各辖区高度自治，不过毕竟建立了稳固的王权，这在希腊、罗马是办不到的。
既然王权不强，国王、贵族（或元老）、中下层武士（公民）之间就会产生大量博弈，而在希腊和罗马，虽然博弈方式不同，但最终国王都被赶出了角力场，王制宣告终结。这一组“古典民主与共和”的文章，说的其实就是三个阶层的博弈过程，长时间的博弈以国王的失败告终。
希腊民主的认识误区
3
下面大司马将用简略的话概括一下希腊民主与罗马共和形成的过程。
因为公民阶层有议价权，所以国王和贵族在权斗中都要争取公民阶层。国王和公民结盟打倒贵族，就出现所谓的“僭主”；贵族跟公民结盟推翻国王，就会出现贵族共和国。
希腊半岛最早出现的是王制的迈锡尼文明，英雄传说中的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就是迈锡尼城邦的国王或准国王，虽然他们很黄很暴力，但是因为统治的城邦很小，独夫气质不浓，必须团结士兵（通常都是公民组成）以保证生存，公民的权力在当时就比较大。
阿喀琉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偶像
公元前13世纪开始，混杂了印欧人、古欧洲人等多种族群的“海上民族”摧毁了东地中海的大部分文明，其中包括迈锡尼文明。此后希腊半岛进入了几个世纪的黑暗期，政治组织萎缩到极点，即便有些城邦依然存在国王，也难以建立强权体制，雅典在公元前683年就结束了王政，进入贵族共和国的时代，但关于这个进程的记载不多，我们可以从罗马王政的终结来窥知其大概过程。
但是雅典的公民对贵族的骄奢淫逸很不满意，为了避免公民拥护某位贵族成为僭主来打击整个贵族阶层，雅典先后出现了德拉古、梭伦等贵族改革家。梭伦改革注重民权主要不是因为他自己多高尚，而是因为公民有议价的实力，令梭伦不得不注重他们的利益；相反商鞅变法的中国周朝，因为神王文明的影响，不存在有议价权的公民，人民对国君和贵族没有任何反制能力，所以帮助国君打击贵族就可以了——国君、贵族两个阶层对决，当然比国王、贵族、公民三个阶层的博弈要简单粗暴得多。
梭伦的改革也未能完全解决问题，雅典公民依旧不满，于是贵族中的野心家、梭伦的好基友庇西特拉图跟他们一拍即合，推翻贵族政治，建立了僭主政权。因为公民有议价权，贵族的实力也依然强大，庇西特拉图不但不敢像干倒了贵族、控制了人民的秦王那样为所欲为，而且为了避免贵族的反扑，还要努力讨好公民。当他儿子希庇亚斯胡作非为的时候，公民阶层很自然的就联合贵族克里斯提尼推翻了希庇亚斯，重建贵族制度。
克里斯提尼推翻希庇亚斯的方式是请斯巴达军队干预，这种行为看上去跟石敬瑭引契丹灭后唐很像，不过因为雅典公民有议价权，克里斯提尼不但不敢把雅典的部分城区和公民割让给斯巴达，还要顺从公民的意愿抵抗斯巴达；又因为雅典公民的强大，并不因为克里斯提尼推翻了希庇亚斯，就把他奉为“圣主”，感激涕零，克里斯提尼的竞争者依然很多，重建王制很可能再被推翻，这对自己和家族非常危险，而且小国寡民的王能够获得的权力和财富也不像秦国国君那样有吸引力，于是克里斯提尼经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古典民主制度。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而非代议制，全体公民都拥有投票权，公民投票选举执政官，投票表决城邦事务，甚至可以通过“陶片放逐法”放逐自己不喜欢的人。不过即使如此，贵族也并不吃亏，因为贵族可以出资办活动笼络公民，来获得担任重要职位的机会，贵族也有更多的空闲参与政治（普通公民忙于生计不可能每次都来投票），从而在政治上具有比平民更大的影响力，而平民的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也就不再仇视贵族。贵族虽然权势没有以前那么大，但实质上依然比平民更优越，而且更安全了，所以总的来说还赚了。
陶片放逐法使用的陶片
这里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
第一是要求绝对平等。现代价值要求法律和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强求影响力人人平等，要求姚明和潘长江一样高是最大的不平等，因为那样做只能把姚明锯短而无法把潘长江拉高，聪明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是正常的。
第二是认为公民不过占城邦人口的少数，所以雅典的民主是虚假民主。雅典公民在城邦总人口里面确实占比不多，客居的外邦人、奴隶和妇女没有公民权，公民占比远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但这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归纳为“多数人的统治”（相对于一个人的统治即君主制、少数人的统治即寡头制），因为统治阶级占比达到总人口的10%~20%，就能组织起来展现民意，对少数权贵具有制约力（前提是这10%~20%的人真能表达并捍卫自己的意见），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中最低的一次总统也不过19%的得票率（忘记是哪次了），但这已经能够有力的制约美国政府对民众乱来了。
其实希腊城邦并不止贡献了古典民主，因为希腊是一个多山的区域，各城邦被分割开来，难以互相征服，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堪称“政体实验室”，比如斯巴达的军事共和制、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的代议制、联邦制雏形等，在政权组织上对日后的全球政体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当然雅典民主是有缺点的，一是因为实行直接民主，所有人到场投票，导致城邦无法转变为大国，因为扩大了就没法大家都到场投票了（现代国家一般采用代议制，即选区人民选出政治精英作为自己的代表来立法，但选民对代表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二是对少数阶级保护不够，偶尔会形成多数暴政，比如放逐地米斯托克利、处死苏格拉底、逼反亚西比德等。罗马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希腊的缺点。
罗马共和的丰厚遗产
4
罗马的社会结构也是印欧人典型的“武士国王——长老会——中下级武士”的三级结构。长老会组成元老院，对国政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其决议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有基于习惯和传统的强大压力；中下级武士组成3个部落（每部落有10个区域共计30个区域，每区域有10个氏族共计300个氏族），以氏族为单位选出代表，对国王提交的议案具有投票权。
罗马建城时代的历史模糊不清，史实和传说混杂，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罗马早期国王和贵族的矛盾很大，但因为公民阶层的制衡，双方都不敢过于胡作非为。罗慕路斯被元老谋杀的传说、老塔克文试图削弱贵族而被前国王之子杀死的传说，都体现了这一点。
到了史实比较确定的塞尔维乌斯时代，罗马的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出现了具有共和精神的制度。罗马的所有士兵（均由罗马公民充当）被分为188个百人团来投票，按财富等级分为骑兵团和1~5级步兵团（越高级的步兵团装备越好），其中骑兵团18个，1级步兵团80个，2级20个，3级20个，4级20个，5级30个。太穷置办不了装备的公民则不允许加入军队，没有投票权。
每个百人团自己先选出一个代表来投票，这就有了代议制的意思，不是一人一票；投票时，只要赞成或反对的一方超过半数，投票就结束，作出决议。我们可以发现，富裕阶层骑兵团＋1级步兵团共有98个，普通阶层的2~5级步兵团总共90个，富裕阶层的票比普通阶层多，所以只要富裕阶层保持一致，普通阶层就没有投票的机会；但普通阶层的票不比富裕阶层少太多，所以富裕阶层内部即便有小分歧，普通阶层也有了参与国政的机会。至于贫穷阶层，因为置办不起武器，不能加入军队，没有投票权。
这样的投票制度是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富裕阶层的权利比大众要多，但是义务也比大众要多，他们要置办昂贵的装备（骑兵和重装步兵），作战时要冲锋在前，如果他想在政坛发展，还要拿钱出来办活动、修工程，让更多人愿意投票选他做官；普通阶层则置办普通装备（轻装步兵），在战场上作为辅助；贫穷阶层不需要置办装备，不用上战场，还能吃基本的补助（补助粮是发放给所有公民的且发放量一样，只不过贫穷阶层最需要补助粮）。三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而且在规定上是清晰的。
罗马军团分工明确
塞尔维乌斯制定这样的制度，其思想根基是“有恒产者有恒心”，财产更多的人与城邦的利益关系更一致，投票时会更有责任心。所以，可以说罗马的制度是金钱政治。但是同时，它又是宪章政治，富裕阶层也好，大众也好，权利都是清晰的，大众权利只是因为投票制度设计的原因，影响力不及富裕阶层，但是其权利本身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而且也能发挥作用，只是比富裕阶层的作用小些。
罗马的这种制度设计，避免了民粹运动导致投票上的非理性决策，尤其没有给贫穷阶层中的流氓无产者发言的机会，但同时又确实保障了民意，虽然不是100%，也使富裕阶层为了当选重要职位，不得不争相讨好大众。跟希腊相比，这种带有代议精神的制度避免了全体公民的无限扯皮，提高了效率，而且可以让城邦变得更大，因为代议制不需要所有的公民都到现场投票了，民选的代表过来就行。
不过这样的制度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国王。因为罗马的共和制不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国王通过驯服贵族来驯服全民，从而颠覆整套制度的机会还是有的。谋杀塞尔维乌斯的小塔克文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王，并且也有类似于汉武帝的雄主病，不过独立的贵族阶层存在的意义就是干掉独夫式国王，塔克文家族因为强奸良家妇女卢克丽霞的恶行，被贵族们大做文章，贵族和平民一起驱逐了塔克文家族，之后的罗马由选举产生的两名执政官执政，罗马进入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国的自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罗马的共和制度得以稳定。
与共和制度配套的精神就是权力制衡，日后罗马共和国在贵族和平民的博弈中发展出一套极其变态的制衡制度，这里就不展开了，只作为上面的补充简述一下：
罗马共和国中期发展出了一个元老院，两个行政系统，三个公民大会，这些东西又可以归纳成三个系统。
塞尔维乌斯时代遗留下来的百人团大会依然是权力最大的，他们可以选举每一年的行政官，还可以审理诉讼，但因为百人团大会太倾向于富人，又出现了一个贫富人口平均分布为35个部族的部族大会作为补充（百人团是贫富人口分开分布的），部族大会可以决定是战是和，以及通过法律，但百人团大会和部族大会都必须由行政官召集才能召开，不能自行召开。高级行政官共有20个，任期都只有一年，再次参选必须10年之后，其中比较重要的是2位执政官和6~8位执法官，执政官高于执法官，他们有主导政治和司法的巨大权力，但执政官可以否决执法官的任何决定，执政官之间、执法官之间也可以互相否决对方的任何决定。这是第一个行政系统。
平民经过斗争，又组建了平民大会。平民大会也划分为35个选区，但选民剔除了所有贵族，其权力比百人团大会和部族大会要低，但可以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10位护民官，并且可以让平民大会的决议成为法律，不过平民大会也不能自己召开，必须护民官召集才能召开。10位护民官的任期也是一年，他们可以否决执政官、百人团大会、部族大会等所有机构的决定（但执政官在战场上的行动不受护民官的干扰），而且可以审判执政官和执法官的不法行为，护民官之间也可以互相否决对方的任何决定。护民官的权力看来极大，但是人数也最多，元老说服其中一人否决其他九人的共同决定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二个行政系统。
第三个系统是混杂了传统宗教、习惯权威的监察官和元老院的指导系统。2位监察官五年才选举一次，他们高于执政官的行政官员，但没有什么行政权力，他们的主要权力是确定公民贫富等级（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均基于其等级），同时他们还是道德监督者，确定哪些前执政官可以进入元老院，不过两位监察官之间也可以互相否决，所以监察官也不能把元老院全部安插成自己的人。元老院会议必须执政官召集才能召开，不能自行召开，执政官不在时护民官也可以召集，元老院的决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基于传统权威会让很多人愿意听，元老院可以影响公民大会讨论的进程，此外，元老院和监察官还负责公共财产的经营（避免行政官员之间互相否决影响经营效率）。可以说监察官和元老院可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最后的把关。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的制度在政府与监督、贵族与平民、多数与少数、政府内部机构之间充满了制衡，避免富人或贫民完全掌控政权，各阶层在博弈中达到政治平衡，同时保护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不过这种设计看上去令人抓狂，如果放在中国肯定办不成任何事，在罗马是怎么运行下去的呢？
这是基于跟希腊人的伶俐和活跃相比，罗马人都是土鳖。从建立城邦之前开始，罗马人就已经从牧民转变为农民，习惯于服从权威，是非常好的士兵，所以护民官和公民大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没有很浓厚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不以反对行政官的决定为能事，也不以打倒元老院为目标。而元老院由大家族组成，大家族的裙带关系和元老院的习惯权威，让元老院在很多事情上能够协调各方的分歧，把事情办成。这有力的驳斥了“小农经济需要秦制、只能产生秦制”的谬论，小农经济也可以产生共和制度。
另外就是罗马人很有兴趣征服其他民族，获得战利品，却没有兴趣深度统治其他民族，罗马公民优先的概念让罗马人觉得十分独特，也没有热情去搞民族融合，罗马满足于在行省按照当地制度实行高度自治，只要能收上税就行，所以罗马的政治主要是理顺罗马城和意大利内部的关系，作出决定以后全民拥戴能量巨大，仅凭罗马城和意大利的力量足够统治广大的地区。罗马共和国是罗马城为首的城邦大联盟，而不是帝国，所以这套制度只要能够在罗马城生效就可以运行了。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好，罗马治下各地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不是秦制下全社会萎缩可比的。
不过罗马的共和最终也失败了。因为罗马贵族和平民的平衡是建立在很脆弱的传统和观念的基础上，当罗马共和国极致扩张时，贵族是利益远比平民增加得快，导致贫富矛盾加剧，体制逐渐瘫痪，罗马共和国晚期苏拉集权于元老院和罗马帝国的建立，都是为了通过加强权威的方式让原来的共和体制运行下去（这是与秦制皇帝集权区别很大的一点），但是权力一元化本身就在侵蚀共和体制的根基，所以罗马帝国在经历三世纪危机后也走向了秦制（虽然比中国的秦制还差得远）。
从大西洋到印度洋
图拉真时代罗马帝国达到最大版图
罗马帝国分裂后，东帝国在秦制化的道路上堕入深渊，西帝国则被新一轮印欧人——日耳曼人冲垮，在西帝国的废墟上，印欧人“武士国王——长老会——中下层武士”三阶层的博弈过程重新开启，经过复杂的历史进程，最终进化出了近代的权力制衡体制。同样，在中国，印欧人和受印欧人影响的阿尔泰民族冲毁了暴虐至极的秦汉帝国及其后继者，促使中国走向了辉煌的唐宋时代。
印欧人原始质朴的社会结构可以说是文明优化的推动机，印欧人在西方一次次上演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西方）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的过程。不过，大司马这么说并非是赞同《狼图腾》，也不是内亚吹，大司马无意贬低农业文明，因为印欧人本身是很难发育出高度文明的，就像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印欧人和阿尔泰人引进了令中国脱胎换骨、文明提升的佛教，但十六国北朝自身却无法对佛教理论作出推动，反而是高度文明化的东晋南朝的名士，对佛教理论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朝对佛教的贡献主要是大修石窟
理论水平上难望南朝项背
定居农业和宗教进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才能催生最初的文明，这样的神王文明会从民间收集的大量财富作出巨大的文明成就，但是社会结构的畸形会令其走向全面的衰败和腐烂，这个时候印欧人的冲击就是文明更新的契机。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希腊的古典民主和罗马的古典共和最后都失败了，不过在古代的神王政权里面他们是少见的异类，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贵的范式，所以其意义无论怎样高估也不为过。大家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再去阅读这一系列专题，应该会脉络更加清晰。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