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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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溪港上，保洁人员正在打捞水葫芦。本报记者许舜达摄
王江泾镇、盛泽镇两地河长在麻溪港上联合巡河。资料片
麻溪港河道沉积了40年的淤泥，在吴江、秀洲两地的联合携手下，正在被逐步清除。资料片
盛虹集团2012年建成投运印染废水中水回用节能减排项目，日处理污水2万吨，印染废水中水回用率达到70%。本报记者许舜达摄
错综复杂的水系，让江苏、浙江边界地区多年的“水账”，一直难以算“清”。因为水污染问题，两地关系也一度剑拔弩张。原来的“扫门前雪”式治水，收效甚微。近年来，江浙两地逐步打破界河间的行政“藩篱”，共同对流域水环境实现精细化治理、管控。
长三角一体化，从“水里”，逐步扩展到“岸上”
“吴根越角”，原指吴越故地之边陲，后多泛指江浙一带。唐代的杜牧，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一诗中开了此说的先河：“溪山侵越角，封壤尽吴根。”而近代的柳亚子，则在《次韵和谢老》中极为少见地提到曾经的硝烟：“吴根越角兵犹动，沅芷湘兰意早倾。”
蜿蜒曲折的河流，如血脉般，将自古繁华的“吴根越角”紧密相连。在行政区划上，河流则成为了许多县（市区）的天然分界线。然而，错综复杂的水系，让江苏、浙江边界地区多年的“水账”，一直难以算“清”。因为水污染问题，两地关系也一度剑拔弩张。
近年来，为持续改善交界河湖面貌，江浙两地逐步打破界河间的行政“藩篱”，共同对流域水环境实现精细化治理、管控。2018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共同治水还逐渐延伸到社会治理层面，一体化也从“水里”，逐步扩展到“岸上”。
昔日黑臭河上，曾经上演两省边界村民冲突
宽约30米、深约2米的麻溪港（上游河段称清溪河），是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的界河。
金秋时节，站在两地联合巡河的船头，只见河水缓缓流动，河道里停泊着三两渔船，水鸟在水面上悠闲地滑翔。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河岸两旁古朴的民居，一派柔美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
远望一湾清水、两岸新绿，两地人员不禁畅谈起近些年来携手治水的点点滴滴，同时就当前界河治理存在的难点以及未来双方的合作方向，进行深入交流。
然而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鱼虾绝迹的黑臭河。
“那时候上游下来的水特别黑，特别臭，村民别说用河水洗衣服，连洗脚都不行，洗完就会皮肤生疮、溃烂！”69岁的王江泾镇西雁村老支书陆阿弟感慨。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因为水污染，今天清波荡漾的小河上，10多年前曾经掀起巨大波澜，震惊全国——2001年11月22日凌晨，浙江王江泾一带的300多位村民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8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截断麻溪港，以拦阻来自江苏盛泽方向的污水。
在筑坝拦污现场，河两岸老百姓打出了“还我一河清水，还我鱼米之乡”“富了几个老板，苦了千千万万”等横幅，以抗议多年没有解决的河流污染。
村民还自发组织了一百人次的护坝队，日夜守在坝上。此事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后来被称为民间“零点行动”。
村民薛元宵是“零点行动”的亲历者，当年在一家国营渔场担任监事长。他回忆道：“忍无可忍，筑坝拦污是被逼的！上游盛泽企业的污水直排，导致下游一次就死了上百万斤的鱼，不少渔民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江浙边界的水污染纠葛，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丝绸名镇，上游盛泽的纺织印染厂林立，“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盛名之下，日排放印染废水一度超过10万吨。一江污水向东流，下游王江泾镇就成了污染承接者。
地处“吴根越角”的秀洲区和吴江区，水系相通，犬牙交错的界河就长达39公里。错综复杂的水系，让两地多年的“水账”，一直难以算“清”。
“像麻溪港这样的跨省交界河，我们这有15条。”王江泾镇原党委副书记翁松刚介绍，这些河道之前都“病”得不轻。早些年，由于缺乏环保意识，工业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产生活废料随意倾倒，一湾清水被染得乌黑、奶白，河中鱼虾、水生植物绝迹，交界河成了臭水沟，两岸居民怨声载道。
“你日出万匹，我日死万斤，矛盾就这样产生了！”翁松刚说，早在“零点行动”以前，当地渔民就因为污水死鱼的问题，多次到盛泽镇政府乃至江苏省政府上访反映，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反映多了，上游也不敢明目张胆排污，每次趁着下大雨的时候偷排。结果每次下大雨，下游的鱼就死光。”薛元宵告诉记者，因多次交涉无果，1995年，一些渔民抬着数千斤臭气熏天的死鱼跨过省界，扔到盛泽镇政府门口、大厅、办公室里……
“当时我们渔民苦不堪言！”提起当年辛酸委屈，薛元宵至今难掩胸中愤慨。
酷爱古诗词的薛元宵，曾写下一首《渔者所思》，记录了当时无数渔民的切身之痛：
——轻舟依旧在，碧波难再现。秀水鱼难养，回望浪惊心。环保连年呼，清水抵万金。渔者数指盼，何时撒网欢？
“各扫门前雪”的治水方式，收效甚微
“零点行动”的发生，为江浙两地的生态安全敲响了警钟。为了还百姓一片绿水，2014年以来，浙江的“五水共治”与江苏的“263”专项行动相继展开。
轰轰烈烈的治水行动，让江浙各自境内一条条曾经饱受污染困扰的河流，水质逐渐好转。但污染严重的省际边界河，却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治理。
“别的河道都干净了，为什么迟迟不见治理边界河？”村民们多次提出疑问，然而却总是无疾而终。
在界河的上下游、左右岸，因为行政边界的存在，治理责任不明，过去常常因此陷入“下游治理、上游污染”，甚至“三不管”的怪圈，以至成为省际边界治理的矛盾多发地带。
早在2012年，两地就曾出台《关于建立秀洲区、吴江市省级边界环境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的意见》（注：当时为吴江市，后吴江撤市设区），开全国跨省合作执法之先河，并建立了边界环境联合交叉执法工作机制。
“虽然有了联合执法，但当时是一种不信任的状态，双方不仅互相挑毛病，还互相推诿。”吴江区委书记李铭说，负责环保的镇、村工作人员，彼此不认识，往往一些小问题不解决，慢慢变成大问题，最后难以解决。
王江泾镇麻溪港镇级河长孙琪记得，有一次，麻溪港上游漂下来大量污染物，他去盛泽镇境内摸情况，是偷偷摸摸地驾着快艇去的，“怕引起盛泽方面的误会”。
“以前‘各扫门前雪’式治水，收效甚微。”秀州区委书记吴燕表示，因为行政区划的壁垒和体制机制的障碍，两地因污染引发的矛盾持续了十几年，不仅老百姓之间有矛盾，两地政府部门也因为管理机制的限制，无法实现有效沟通。
水是流动的，污染物是漂动的，省际边界治水不可能只靠“单打独斗”。
打破行政边界的阻碍，已经迫在眉睫。
2016年12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秀洲、吴江两地以此为契机，大胆实践、积极探索省际边界联合河长机制，共同聘请58名联合河长，对跨省河道综合环境开展全方位排摸，全面掌握水质、污染源等基础信息，建立“一河一档”跟踪河道情况。
2017年4月底，秀洲区与吴江区率先竖起省际边界联合河长制公示牌，两地镇级、村级河长联袂上任。随后，两地全面实现区级治水机构、边界乡镇、边界村的“三级对接”。
“2017年上半年，我们开始和盛泽镇的河长联合巡河，而且建了微信群，发现问题后，可以第一时间上报给两地相关部门，快速得到解决。”孙琪告诉记者，随着交流增多，大家才逐渐放弃本位主义，开始真正“劲往一处使”，一些老大难“顽疾”很快迎刃而解。
2018年初，孙琪在与盛泽镇圣塘村党委书记张晓峰到麻溪港联合巡河时，发现当船驶过时，螺旋桨搅起河底的淤泥，船尾泛起黑色的水流。经过测量，两人发现河底淤泥的平均厚度达到了1.5米。
“这条河恐怕有40年没清淤了，河床成为藏污纳垢之处。抬高的河床也可能导致河道防洪断面过小，无法满足上游来水及片区雨季径流的行洪需求。”看着眼前的河道，两人不无担忧，并随即向各自的领导汇报，建议双方联合开展一次清淤行动。
短短数月后，经前期协商对接，两地正式签订联合治理麻溪港的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1亿元，携手实施清淤疏浚。
“沉积了40年的淤泥，没想到几个月就全部清除了！效率这么高，关键还得靠两地的携手合作。”张晓峰说。
如今，“各聘”河长的模式已经升级为“共聘”河长，秀洲区与吴江区两地也已实现跨界河湖联合河长全覆盖。
“只有树立协同治水的理念，不推诿、不扯皮，以整个流域为单位加强管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省际河流水污染治理问题。”吴江区水务局副局长、河长办副主任王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各级联合河长已开展联合巡河400余次，现场解决问题80余个。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水环境治理不仅是环境问题，实际上也是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前期我们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难度依然很大。”……
记者调查时，江浙两地干部均表示，跨界河湖水污染问题，看似在水里，但问题的根源在岸上。
曾经，喷水织机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富民工程。后来，再提喷水织机，则成了村民和政府的“心病”。尤其是当污染、耗能、违章建筑、安全管理等各种问题叠加而至时，喷水织机怎么管，成了无法回避的话题。
根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的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地交界处的水质尚处于三类状态，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急剧恶化。来自上游每年约9000万吨的污水，让古称“禾兴”的鱼米之乡——嘉兴上百万亩农田失去农业用水，80万人缺水喝，15万人生活在污水区。
“‘零点行动’以后，上游污水排放适当收敛，下游百姓适当赔偿，但后续喷水织机产业还在发展，污染没有得到根治。”翁松刚介绍，2003年开始，两地陆续建立联合污水处理厂，对原来散户喷水织机排放的劣五类水也进行截污纳管。但是治标不治本，经过处理以后，排出的水还是劣五类。
一台喷水织机，平均一天就能污染3吨水。
这是什么样的水？浇菜菜死的毒水。这类水洗衣服，衣服发硬发黄。洗衣的人，腿脚溃烂。
而让老百姓深感绝望的是，生态灾难给江浙边界的群众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这些年，村里生癌症病死的不在少数，有的才三四十岁，我们村说是‘癌症村’也不为过。甚至有几年镇上征兵，村里连一个体检合格的年轻人都找不出。”陆阿弟激动地说。
印染行业污水中的苯胺、挥发酚是强致癌物质——这是医学常识。健康恶化，并非仅仅发生在几个特殊的村庄。据嘉兴市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1年，嘉兴市北部8个乡镇恶性肿瘤患病率比1996年上升了28.2%。
深受水污染困扰的那些年里，“粮仓”嘉兴出现了本地人不吃本地米、本地鱼，开放的湖河中无鱼、无虾，甚至连螺蛳也绝迹的怪现象……
被污染的水，如同患癌的身体，疼痛不堪，面临慢性死亡。
而要想活命，则必须咬紧牙关，对引发癌症的病灶“痛下狠手”。
2017年开始，秀洲区和吴江区相继开展散户喷水织机的全面整治腾退行动，但关系到许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到处弥漫着不满和抵触情绪。
——有的企业主表示，自己从事这项工作快一辈子了，现在淘汰喷水织机，今后的生计怎么办？
——不少当地老百姓怨气很大：当年发动我们搞喷水织机的，是你们政府，现在不让我们搞喷水织机的，还是你们政府，凭啥？
“我就是要靠这几台喷水织机吃饭的。你敲我饭碗，我也不让你吃饭！”吴江区平望镇喷水织机整治办公室负责人龚瑞荣回忆，推进工作最困难时，几十个被清退对象，连续数日围堵在他的办公室，撒泼闹事，软硬兼施，甚至以不让他吃饭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相威胁。
“饭没办法吃不说。每天几十个人轮番上阵，日常工作都没办法开展了。”
不得已，单位只好给龚瑞荣安排了两个办公室，一个用于办公，一个专门用于接待。
还有几个龚瑞荣相识多年的私人老板，悄悄上门来找他“开后门”，求他“网开一面”。
“开弓没有回头箭！”龚瑞荣告诉记者，面对压力，他坚持一切按照规章办，排放不达标的、没有环评的，就坚决清退，绝不留情面。
党委政府的治污决心，终于让大家明白，这次不再有“侥幸”。而在喷水织机淘汰工作的不断推进中，不少村民的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对于喷水织机，我们全家的感情都很深，可以说是喷水织机养大了我和妹妹。”王江泾镇荷花村村民汤伟峰说，但是淘汰喷水织机是大势所趋，作为党员干部，他肯定带好这个头。
荷花村村民沈建峰原本经营着15台喷水织机，认识到喷水织机污染环境，有其行业发展的局限性后，他就停止了生产。
“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现在我们夫妻俩和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收入比过去还要高。”沈建峰说。
王江泾镇市泾村党支部原书记江海华说，在散户喷水织机淘汰过程中，村里召开各种座谈会上百场，共同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共识在讨论中凝聚。“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退，迟退不如早退。只有环境好了，钞票才赚得安心。”
要想尽快摘掉“污纱帽”，重享碧水蓝天，还离不开生产技术的革新。除了坚决关停散乱污企业，两地也在引导更多印染纺织企业转型升级。
盛泽镇排污量最大的印染企业——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投入8000多万元，建成投运印染废水中水回用节能减排项目，可日处理污水2万吨，回用率目前已经达到70%；嘉兴市鸣业纺织有限公司倒逼企业技术更新，优化工艺减少污水排放，在产量成倍扩张的情况下，污水排放总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据统计，2015年起，秀洲区累计淘汰喷水织机3.89万台，占总量的49.5%；吴江区累计淘汰喷水织机近10万台，关停淘汰“散、乱、污”作坊1.8万家，73家印染企业累计拆除超排污许可范围染缸1069台，减少12.7%。
效果同样立竿见影。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江浙两省交界苏嘉运河王江泾国控断面、斜路港国控断面水质由五类提升至近三类。翁松刚介绍，5年前，王江泾镇地表水还普遍是劣五类水，2019年实现了以三类水为主，而今年上半年，常态水质甚至达到二类水，水环境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现在水变清了，下河游泳的人也多起来了，大家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孙琪说。
令人欣喜的是，联合治水还使得“仇家”变“亲家”。吴燕介绍，联合治水不仅化解了原来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两地恩怨、矛盾、纠纷，同时也把共同治水逐步延伸到社会治理层面，双方的镇村干部会互相到对方镇村进行讲课、挂职交流。
如今，重新站在麻溪港，眼前是一汪清澈溪流，碧波荡漾；诗意如同青青杨柳，随风而动。面对生态新气象，酷爱作诗的薛元宵，也忍不住发出新感慨：
——昔堵麻溪水，今见测水关。江浙形不离，浊清向东归。肥鳙忍游离，撒网渔舟晚。秋水十年望，唯有夕阳美！
汾湖不“分”，水清人亲吴越为一体
从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湾村南眺，可以望见太浦河沿线开阔的汾湖，十几米外的对岸，便是嘉兴市嘉善县陶庄镇湖滨村。两村傍水为邻，靠一座长约80米的南栅坝相连，坝上立着路桩，仅容一辆小汽车通行。
“吴根越角”，虽坐拥江南水乡的美景，却并非全然是诗意般的浪漫。
公元前五世纪，吴越两国互相攻伐，积怨殊深。而现在的汾湖，当年名为分湖，是吴越两军对垒的前线。传说吴国国相伍子胥曾在此筑点将台，操练兵马与越国交战。
尽管汾湖两岸百姓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相互通婚，过去却一直纷争不断。汾湖湾村党总支书记沈晓华介绍，1999年，两村因取水等矛盾，数百个村民聚集在南栅坝，发生了群体性冲突。“最后花了大力气，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湖滨村党总支书记杨建国告诉记者，由于在交界的汾湖“磕磕碰碰”不断，以前两村之间多有不和，甚至村民走亲访友的频率一度都减少了。
“过去每到10月、11月，河道里就布满了疯长的水葫芦。但交界处的河湖身份尴尬，大家都视而不见，淤在哪，哪倒霉。”沈晓华说。
2018年，双方以联合治水为突破口，不仅让汾湖水质明显好转，而且让两个曾经的省际矛盾村，成为毗邻村联合共治的“示范区”。如今，大家互通有无、协商共议，一条河流两地共治。
千年过后，汾湖依然是“分湖”，却又不再是“分湖”。在汾湖上，比共治水葫芦更深层次的协作，正在紧密进行着。
尽管仍然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边界，借助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东风，汾湖不再是两岸村落相互推诿的“矛盾点”，反而成为联合共治的“示范湖”。
水变清，人相亲。河湖治理成效初显，合作交流也从河里，延伸到岸上。
2019年6月，汾湖湾村等邻近江浙沪六镇18个村，联合共建“吴根越角”党建生态圈。毗邻三地干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生态环境、要素共享、民生实事等诸多层面，开展多元合作：干部互派互挂，互相交流经验；共同出资修缮危桥，方便百姓出行……
嘉善县西塘镇鸦鹊村村委员会主任卓娟英介绍，前几年，不少村民违规散养生猪，村里一年到头臭气熏天，大家苦不堪言。一个地方查起来，他们就跑到隔壁省“打游击”，地方上屡禁不止。“现在周边村都联合起来，对违规散养‘人人喊打’，让其无处可躲。”
黎里镇芦东村党委副书记杨卫康告诉记者，过去边界上没人管，个别企业跨省偷倒工业垃圾、建筑废料的情况时有发生，无奈村干部也追责无门。“如今跨省偷倒垃圾的现象几乎绝迹，村民们的眼睛都盯着，边界就是我们共同的家。”
曾经省际治理的阴暗角落，如今成为社会治理的榜样模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切切实实发生了。
“最早是联合治水，今年是共同‘抗疫’。”沈晓华表示，疫情期间，依托党建生态圈，汾湖湾村积极与周边的交界村开展联防联控，编织线上、线下两张跨省“防疫网”。在曾经发生群体性冲突的南栅坝上，他们设立了江浙两省的联合防疫卡口，以守护两岸村民的平安。
而静静的汾湖，也见证了两地百姓携手“战疫”的情谊。（沈锡权、许舜达、陆华东）
责任编辑： 张樵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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