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漫画我追了两年，现在完结了……
写这篇文章有自己的私心，一方面是希望能把这部矛盾的漫画安利给大家，痛苦固然不能共享的，但幸存者往往是从悲剧里找答案；另一方面假设我们能够对周围的“弱势群体”多点关注，像闵川和七七这样的受害者可能就少了很多，请不要成全施暴者让人间变成地狱。
在《完美被害人》完结前，我曾为闵川设想过多种结局，杀了李美珍泄愤然后自己入狱、单独离开小镇、自杀、答应叶叔叔一起回乡下、跟七七相互救赎……全部的猜想无非两种走向——活着和死去，我私心不希望是后者，如果世界让受害者去承担痛苦的同时还要让他们负责收尾，那么不善的世界又怎么获得生存者的敬爱和拥护呢？
可我也想过，一个普通人在经历六场暴力后，哪怕他心诚向善，哪怕制造暴力的坏人消失了，人间还有他的位置吗？他还有活下去的机会和理由吗？他还有多大的善意能够爱这个世界爱他人？这不是悲观的说法，只是一种客观陈述，世界到底有木有为受害人让过位置？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谈谈漫画命名的“两处”别有用心，作者为什么要刻意去强调被害者的“完美”？其次漫画中更要强调的“被害人”是谁？
犯罪心理学有一说法“Believe in just world hypothesis”，这部分人认为世界是相对公平的，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这样的宿命论存不存在并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而是要强调因为它存在了，所以受害者的处境就变得很复杂且微妙。逼死受害者的不单单有加害者，还有缺乏同理心的旁观者。这部漫画最成功的地方是做到了“在沉默中爆发，在沉默中崛起”，消灭了大多数无法共情的旁观者，为受害者赢得一丝“真正”的尊重和歉意，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难得且宝贵的。
那么作者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拉近观众与受害者的距离，防卫性归因假设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受害者的特点更靠近普通人，可以大概率地减少谴责受害者的现象。”直白点说，就是得强化被害人的“完美”，割舍掉复杂的人际交往、否决掉被复仇的可能，而把被害人往贴近观众的我们上引，“纯粹的行凶”带来的冲击感和求救信号往往比“被爱恨情仇弱化”的支线来得猛烈。
我们对受害者本身是具有矛盾性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犯罪的人有焦虑感，这种恐慌会迫使我们必须从受害者身上找到一个他自己的原因，从而弱化原生恶带来的侵略感。漫画就是为了减少这种现象存在，必须更大强度地转移我们这种不太正常的期待感，所以受罪的对象是从一群孤儿出发的，这种反差感削弱了受害者有罪错误思维的同时加大了我们的代入感，这就是《完美被害人》真正的用意。
这个设定是建立在受害者完美或者趋于完美状态下，但现实中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不完美”的，“完美受害者”更像是一种彻底的幻觉，甚至被大多数人强烈否决掉了。受害者谴责论持有者在苛求受害者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希望出现真正的完美受害者。因为完美的受害者会彻底打破公平世界谬误，为了维持秩序感，这个群体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找到理由攻击受害者。这就不难理解“印度公交轮奸事件”为什么还有人能说出受害者自身不检点这种荒唐的话语或者蓝色钱江纵火案的遗属林先生被质疑只是因为他说得太淡定了。
我们挑的不是他们被受害的点，而是可能致使他们被攻击的点，让受害者去反思真的是我听过最好笑的话。我们可以无助可以脆弱可以发狂，但真的不可以从受害者身上榨取最后一丝温暖，他们还是无罪的未成年人流浪者，他们只是想努力活下去而已，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之前在写《东京教父》提到了今敏的期望，他说东京（城市）会抚慰流浪者的灵魂，这个世界没有真正被抛弃只有暂时找不到归宿的过客。可世界那么大，总有角落光进不来，总有人真正被抛弃了。
这座城市的上位者不但听不到“流浪者”的悲鸣，甚至还变成了猛兽，激烈地撕碎他们。《完美被害人》所刻画的完美也是基于“弱者中的弱者”这个设定，前面的“弱者”强调的是流浪者的社会属性，当他们中的一个伙伴不见了跑去警察局报案，警察只是敷衍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长相帮不了，可社会没给过他们身份，他们怎么自我证明；后者的“弱”强调的是群体的复杂性，他们当中还有未成年人，这个时期的他们本应该是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他们连明天在哪去哪都不会想，毕竟填饱肚子才是正事。他们不单单是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弱者群体，更是不被看见的边缘人群，就像七七所说的，觉得很可悲的不是明天在哪而是明天还能去哪，悄无声息走了也无人牵挂。
作者之所以强调这份无力改变的“弱”是希望我们能对这个世界多注入一点爱，看得到求救听得见哭声，关爱那些弱小的生命努力帮他们破除无下限的暴力加害 。或许我们无法做到改变他们的未来，但起码能尽力做到不要让加害者方便把他们当做目标。
教育缺失带来的悲剧——不被感知的加害在闵川这场悲剧上，“妈妈”李美珍是主要加害者，作者其实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去解析她身上的恶，而且从后面闵川质疑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当做实验品就没有过一丝罪恶感吗？她想到了自己孩童时期最大的快乐是把动物的内脏挖出来观赏，生命流逝中的挣扎与呻吟对她而言是一种艺术美，在手刃自己的丈夫的时候感谢他能永远陪着自己，李美珍从来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犯罪人》一书有个说法叫“天生犯罪人”，这类人往往不是因为经历过糟糕的童年从而产生加害别人的变态心理，而是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会犯罪。这个说法在社会上目前争议还是很大的，很多人无法接受是因为如果真的是基因诱导我们犯罪那我们可以只让基因坐牢吗？李美珍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把矛头引向天生的恶，而是为了强调这类型的恶是无法探寻且无法正面回击的。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大众的眼中里，李美珍是善良大方的志愿者，她经常跑去福利院照顾小朋友，还时不时地给福利院搬来了物资。从这点上看，李美珍的社会关系是完整的，同时她还利用自己女性的弱势地位从人际沟通中获得了资源共享，简单说她算是高智商高情商犯罪者。
网上有一种说法，心理变态的人是因为前额叶皮层发展不完全，导致他们无法产生共鸣，无法对所处事情产生喜悲的情绪。可心理变态的就一定没有感受能力吗？
理解并预测他人的行为是可以做到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实验研究表明心理变态者的共情能力和普通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他们只是可以选择关闭自己的共情功能，主动忽视别人的痛苦。当这类人接受到别人的痛苦时，大脑前运动皮层和体感皮层反应都十分薄弱。我们常说的“共情力”就是受到大脑运动皮层的镜像系统所影响，它促使我们能接受别人的痛苦的同时产生自我投射，从模仿力来看，李美珍的共情效应是有的，她甚至能时刻揣摩主角以及警察的心理，适当地做出合理且有效的示弱。
这类人在他们不表现的时候是很难察觉的，所以作者并不想从粉碎未知的天生恶下手，而是从这类人主要攻击的群体出发。
李美珍把未成年流浪者当成猎物，有两个现实的理由，最直接的是知道他们无法孤身在这个社会生存，所以当有光射进来，不管会不会被灼伤，他们都会下意识去抓，这里也侧面说明加害者是可以拥有共情能力且能对猎物展开心理诱导；其次是这类群体的孩童教育是缺失的，大多情况下他们是很难意识到自己在被加害，我们常说到的熟人侵犯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意识到危险就默认危险不存在。
- 无力反抗和察觉不到危险是作者替他们发出的求救声，已经发生的悲剧我们无力改变，但只有教育走在伤害前才能尽可能减少更多活着的受害者，其次漫画也呼吁我们能够对社会这类边缘人多一点关注多一丝善意，或许他们差的只是这么一点点。
闵川对加害者是毫无防备的，在看到周晓妹（一号）犯错后被拖到地下室的时候，他心里虽然产生了疑惑和好奇，但“爸爸”给了他家这个事实又迫使他选择沉默没多过问，直到他亲眼目睹了小鸥（五号）被强行拍裸照，周晓妹被杀掉，这种血淋淋的痛感促使他对这里的一切和封锁的空间产生了抵触和惧怕的情绪。其实早在“爸爸”柳南贤无缘无故对他伸出援手以及进到新家后被禁止出门的时候就该有所察觉了，但孩童的天真以及教育的缺失迫使他无力思考。
这里必须要特意强调的是李东寺（四号），在闵川的记忆里，李东寺是不存在的孩子，因为他不是被骗来的孩子，在柳南贤向他伸手的时候，他就立刻意识到那是骗局，可在爸爸被杀死妈妈被带走的现实里，他想有地方去总比流浪在街头受罪好。
李东寺的价值观早在糟糕的原生家庭里就发现了改变，李美珍的出现只是促使他记忆中的“效仿”（父亲的暴力）落实到实际行动，所以李美珍才说，即使没有她那个孩子也会走上这条路。性格更多的成分是情绪反应，原生家庭的零互动和暴力氛围迫使李东寺想要逃离，但弱小的他又无力改变现状，不安感的侵蚀成功把“害怕被伤害”的情绪调换成“伤害别人”的泄愤，也是这个因素激发了李东寺对强者产生了迷恋感，这种依恋的心理其实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和“斯德哥尔摩”的结合体。李东寺对李美珍不单单有爱慕之心，还有强烈的占有欲，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知道“妈妈”更重视七七后需要抓狂地杀人，他必须从别人的尖叫中获得快感和安全感。从本质上看他跟李美珍是一样的人，但他们又不像，因为李东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也是李美珍最后弃了他的理由。
看到有人说觉得“李美珍对七七是好的，她至少教会了七七温和又有力的生存方式，甚至还一个人把她带大，那么李美珍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是什么态度呢？
李美珍对七七是有期待感，在丈夫死后（一个最好的实验品消失了），她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但李美珍跟大多数控制欲过强的父母性质又不同，孩子不是她工具性的投射而是小白鼠。在成长过程中她给了七七很大的自由空间，同时教会了七七很多生存的技巧，但在七七背叛自己后又立马把她送进去精神病院。在听到七七逃跑的时候，她第一反应不是惊吓而是满意，她对七七的训练更多是把她送上天堂再拉她下地狱，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人，这无非是满足她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罢了，跟爱无关。
李美珍之所以没有从小对七七进行情感操纵，不是因为她对这个孩子有多大的爱，而是她对七七有期待感和信念感，期望是挑起她兴趣的一大源泉，而信念只是她对自己足够满意，认为自己有能力把七七培养成下一个自己，不爱且残忍是七七认清事实后放弃妈妈的重要因素。
一场暴行里面，一定有加害者、受害者以及旁观者。
对于闵川的悲剧，作者其实为这个小地狱开了“两处”出口，第一处是闵川故意从楼下摔断了手获得了离开去医院的机会，第二处是馨（二号）给了闵川可以代替发出求救声的平安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空间，在医院里，闵川碰到了“三处”拒绝，先是警察的不留意错过了他的求救，接着是医生在夸张的伤势里发现了异样，可即使这样他还是把闵川推开了，最后一处是闵川在绝望中抛下了馨给的平安符，可警察护士没看到，“李美珍捡到了。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推开闵川的医生（后来成了福利院的院长），他是医者父母是上手术台的白衣天使，嘴上说着想要做一些好事给社会造福，却连一个近在眼前受害的小孩子都选择无视，这样的人只在他美丽的篇幅里谈人生聊梦想，这种对比的反差既增添了悲哀，又顺理成章得解释了闵川的怨念。
在这场悲剧里面，闵川是直接受害者，可他也是旁观者。正如他后来对李美珍所说的，我最大的悔恨是因为害怕不敢出来指认你们，让更多活着的人成为受害者。也正是这份沉重的罪恶感以及支离破碎的过去，促使闵川最后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七七能够下定决心策反母亲是因为看到了活着的被害人，也是因为她在闵川身上看到了母亲疯狂的一面，就如同她从精神病院出来说的——碰到这样的妈妈，我不疯谁疯。
不可逆转的伤害——闵川的死、七七的未来作者其实一直在区分闵川和七七的受害形式，一个是家庭外的加害，一个是家庭内的隐形加害，但他并没有直接指出哪一种危害更大，而是强调内心有执念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不然成为李东寺就是必然的事情。
闵川是作者所期望“完美”的一面，他即使深处地狱里，依旧尽可能地为七七带去光芒留她在人间，这点不变的温柔是我所理解的促成七七不至于变坏的重要因素。
关于命题中谁才是真正的完美被害人？
如果单纯从被害人出发，哪怕是主动成为加害者的李东寺也可以算是。可是再加上完美就只剩下闵川了，七七有罪是因为她母亲有罪，她自己也说了在学校遭到大家的排斥，那个熟悉的空间对她开始驱逐也意味着七七被认定犯罪了，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完美被害人”的心理动机是矛盾的。
《犯罪心理学》一书中提到了父母双方都是犯罪人的孩子很大程度也是如此，犯罪是有天赋的逃不开生物本能。逃出精神病院和反算计李美珍，都很大程度证明七七是继承了妈妈的能力。所以不单单是漫画里的人对七七生出了抵触，就连读者也对强大的七七产生了质疑。
中国有一个词叫“杯弓蛇影”用在这里刚好，李美珍天生恶逼出了我们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抵触，明明七七也是受害者，可我们还是第一时刻先害怕她成为下一个加害者而不是关心她受的罪，这是一种利己的表现。作者前半段有很大笔墨在塑造七七的坚定，可结尾的时候又稍微收敛了一下七七的热情，再加上她给母亲寄的那封信。
信上的“8”到底代表什么？我个人更倾向于是表达“情绪的无限循环”和“第八个实验品的终结”，第八个实验品是妈妈培养的女儿最后决定把这个实验给毁了，所以妈妈是第八位。付出生命代价不是李美珍哭泣的理由，而是七七逃开了，七七说“从一开始就算计了”以及这封信都导致大家对她是善是恶存在了质疑？
作者把“她带走流浪小孩”和广播里传来的“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设定在同一时间内，激起了观众戒备的心理防线，把七七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李美珍的问题抛给了我们。
其实我个人更愿意理解为没有，闵川的自杀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七七内心深处，时刻提醒她被拒绝的理由是没办法而不是不喜欢，没办法忘记过去、没办法重建对世界的信任更没办法喜欢加害者的女儿。作者让闵川临死前去见了七七并把自己的执念留给她，是因为他也希望闵川能是七七执着的理由和不被感染的救赎。
七七就是一面镜子，她投射的是我们内心对世界的态度，如果我们愿意再相信世界，看到的就是善意，如果我们拒绝世界，留下的就只有欺骗。
写在最后--我特别喜欢这部漫画，是因为作者给很多问题设定了多种可能，他让观众看到了可能而不是只有绝望。闵川的死让我想到了房思琪和伊藤诗织，但又不是一样的感觉，七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加害者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假设犯罪真的分为天生犯罪和可犯罪，前者我们无能为力，但起码可以做到多关注弱势群体，认可他们的身份，增加曝光度尽可能减少他们继续成为加害者的猎物；至于后者，如果真如《他人即地狱》司机所说的，人内心的恶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逝的，只是被道德镇压下去。倘若舆论能迫使一个人必须收敛恶，我们何不加以利用。
最后也希望所有的受害者，请不要受创伤理论那一套诡辩的说辞影响，不要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这是个题外话，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林格曼效应”，意思就是说群体做事个体偷懒，责任会被看客所平分。所以当我们受到侵害的时候，为了保险更应该向具体特征（如穿红色衣服戴帽子）的人群发出求救，只有把责任集中到一个特定的人身上，迫使他们产生内涉，代入受害者的角色，我们获救的可能性才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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