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二年，在长沙米荒中，发生的悲惨一幕
每一起后来被历史学家认定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是由小人物揭幕的。推翻暴秦的陈胜、吴广起义是如此；造成大唐走向最后衰亡的黄巢造反是如此；埋葬大明三百年江山的李自成起事亦是如此。
时至今日，虽然被历史学家认定为重大历史事件的长沙抢米风潮，己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事件的肇始原因和发展过程，仍然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
公元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以挑河水为生的黄贵荪的妻子，持丈夫前一日卖水所得的八十文钱去米店买米。当米店的伙计告之米价己经涨到八十五文钱一升时，绝望的黄妻跳进了老龙潭。黄贵荪晚上回家，悲不自胜，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投水自尽了。这是清宣统二年（即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登基的第二年），在长沙米荒中发生的悲惨一幕。
宣统二年，湖南水灾不断，粮食紧缺，粮商囤积居奇，米价不断上涨，己让人们的心理承受压力达到了极限。正是黄贵荪一家的惨剧，给了生活在惊惶与愤懑中的人们一个渲泄的机会。在一个名叫刘永福的木匠的带领下，愤怒的人们将米店砸得一片狼藉。随后出场的是官方。在众怒面前，长沙知县答应第二天上午由官府主导，售卖平价米。人群渐渐散去，一件看似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但是，就在知县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巡警道去见巡抚，请示相关机宜时，事情发生了逆转。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湖南最高长官严厉地训斥了两位地方长官，“何不早办？”挨了一闷棍的巡警道立即雷厉风行，将首要分子刘永福逮捕归案。
等待平粜的饥民们，等来的不是平价米，而是等来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这让人们感到是被官府欺骗和玩弄了，由是，快要熄灭的怒火又被重新点燃了起来。如潮的人流包围了巡抚衙门，“放出刘永福！”“抚台给我饭吃！”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整个长沙城。
4月14日，惊魂初定的巡抚召集官员和著名乡绅开会，商讨对策。会议还没有结束，聚集的人群中的多名人员就冲进了大堂，巡抚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人。人群被震惊、被震怒了，暴力骤然开始升级。一个工匠提着一桶早己准备好的煤油，纵步飞身上房，踩在抚衙屋顶上，浇下煤油，火被点着了。只见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巡抚衙门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如同所有群体事件一样，长沙抢米风潮的起因其实非常单纯，就是老百姓不堪米珠薪贵。这股被专制统治压制着的不满现状的怒火，正是由黄贵荪一家的悲剧这粒火星，在没有得到官方正确安抚的情况下，被点燃了。这也给各种社会力量的活跃提供了良机，从而造成火焰四散奔蹿，火势愈烧愈烈，终于烧成了冲天大火。而在这场越烧越旺的大火中，本来处于抢米风潮中心的饥民，也就是点燃火星的人，后来逐渐退居到次要位置，占据舞台中心的，逐渐演变成了这样一些人：一心要推翻满清政府的会党成员；对湖南出现的西方符号始终愤懑不平的人，包括这次风潮中的很多木匠。这些传统的匠人，无力承建新式洋楼，生计日艰，前路迷茫，正是这场大火，让他们找到了渲泄的渠道。由是，教堂、教民、洋商，甚至新式学堂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多所机构被焚烧和捣毁。
尽管不少平民与长沙抢米风潮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由于对未来的预期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在一种从众心理的驱策下，人数众多的普通平民也加入了渲泄不满的大军。
长沙抢米风潮参与者的多样化，显示了清末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谁都对现状不满。自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以后，外忧内患频仍，清王朝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权威迅速动摇。但是，任何一种统治都存在一种惯性的支撑力量，清王朝也是如此。所以，清廷面对一场又一场危机，似乎又总能化险为夷。而到了清末，各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加上慈禧与光绪的去世，又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长沙抢米风潮只是满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一次预演。就在抢米风潮发生后仅一年，武昌起义几乎也是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爆发了，最后却以连起义的策划、领导者都预想不到的结果，埋葬了满清王朝。
作为抢米风潮的善后处理，湖南巡抚、布政使等地方高官均被革职。然而，在责任的划定上，官方与民间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节制湖南湖北的湖广总督将责任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乡绅的势力，特别提到两位乡绅代表：王先谦和叶德辉。说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后又公开发电报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识大体”；说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清廷据此对王、叶进行了惩处。而乡绅和私资媒体却异口同声认定，官员办理不善是“肇乱之源”。湖南省咨议局（即清王朝为立宪做准备而成立的民意机构）议长也公开声明：“湘乱由官酿成。”这样一些史料提醒人们，对官方说辞必须抱以审慎的态度。
长沙抢米风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发展的过程，都提出了一个警示：那就是，别让社会矛盾积累太多，别让普罗大众的最基本要求没有伸张的渠道。否则，任何偶然点燃的火星，都有可能引发烧毁整座摩天大厦的冲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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